開篇：巔峰棋局
　　
　　20世紀的中國，一場波瀾壯闊、跌宕曲折的棋賽，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執藍子者，光溜溜的腦袋，長袍馬褂，講起話來喜歡拖腔拉調，一口浙江“官話”。他平時不苟言笑，着急時，會罵“娘希匹”。
　　執紅子者，長長的頭髮朝後梳，一身中山裝，講起話來不緊不慢，一口湖南腔。他平日喜歡說說笑笑，富有幽默感，發脾氣時會罵“放屁”。
　　兩人都富有男子漢風度，一米八二的個頭――光頭者似乎比長發者還稍稍高出一厘米。在他們身後，分別插着青天白日旗和鐮刀鐵錘紅旗。
　　這兩位主帥的頭銜分別是：
　　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
　　中國共產黨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他們的大名分別是：
　　蔣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字介石，後仿效孫中山，改名中正。世人常以他的字相稱――蔣介石。介，大也，介石即巨石，是從譜名“泰”字衍義的。
　　毛澤東，字潤之，亦作潤芝。筆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字共二十八畫），世人以他本名相稱――毛澤東。這本名是按“祖恩貽澤遠”輩序取“澤”字，“東”則意味着東方，太陽升起之處，蒸蒸日上之意。
　　他們是同時代人：蔣介石長毛澤東6歲，早毛澤東一年去世。蔣介石活了88歲，毛澤東活了83歲。其中，有82年，他們同存於世。
　　論個性、氣質，他們倆截然不同：
　　蔣介石軍人氣質，每日清晨即起，操練一番。他以《俾斯麥傳》、《曾胡治兵語錄》、《曾文正公家書》為三件寶，不時誦讀。蔣介石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只喝白開水。他喜食海鮮、鹹菜燒黃魚、紹興梅乾菜。
　　毛澤東則詩人氣質，擅詩詞，喜狂草。他晝夜顛倒，每日晏起。他手不釋卷，一部《資治通鑑》不知讀了多少遍，從歷代治亂興邦之道中汲取教益。毛澤東只能喝葡萄酒，但嗜煙如命，且喜濃茶、尖椒，常以紅燒肉“補腦子”……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朋友。尼克松曾這樣比較兩人之間的異同：
　　這也許是巧合，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東方人。毛僅出國兩次，1949年一次，另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晤的。蔣也僅僅離開過亞洲兩次，1923年去過莫斯科一次，1943年到過埃及參加開羅會議。兩人不時擺脫日常政務，深居簡出。毛利用這段時間作詩；而蔣則在山間散步，吟誦古詩……
　　他們的差異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懶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像一大口袋土豆被人漫不經心地扔在那裡；蔣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脊梁骨像是鋼造的。講得深刻一點兒，他們都把中國看成是神聖的，但表現有所不同。兩人都愛這國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過去，而蔣則要在上面進行建設……
　　尼克松對於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比較，可謂入木三分。
　　不過，蔣介石有時候也具有幽默感。一份洋洋數萬言的《抗日勝利後之建軍計劃》放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他無暇細看如此冗長的報告，提筆在天頭上寫下五個字批語“我非字紙簍”。蔣介石的批語，使部下哭笑不得。
　　蔣介石甚愛清潔、整齊。他的辦公室、軍營從來都乾乾淨淨，井然有序。有一次，蔣介石在台灣福大招待所下榻，在散步時偶見路旁一堆狗屎，頓時怒從心頭起，把招待所的主管臭罵一頓。那主管竟然因此鬱郁而死。
　　毛澤東也極愛乾淨，即便在長征中，他也從不睡別人家的床，總是拆下門板，作為臨時床鋪。不過，他愛清潔而不喜整齊，他的書房、辦公室以至臥室，到處攤着翻看了一半的書。
　　蔣介石發表的文告，大都由秘書代為捉刀，他自己細細地改了一遍又一遍。毛澤東手中有如椽之筆，不僅他自己的文告一概出於自己筆下（個別的講話稿由秘書記錄、整理），他還以《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寫了眾多的社論和評論，甚至還替人捉刀發表了許多文告。
　　蔣介石在黨內的對手是汪精衛和胡漢民。經過三番五次的鬥爭，蔣介石才在1938年3月的武昌會議（即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裁，最終確立了他在中國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成為說一不二的黨魁。
　　毛澤東則在黨內戰勝了王明、張國燾。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袖地位。1943年3月，他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最終在組織上確立了他的中共領袖地位。
　　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婚戀之路，也頗為相似：
　　蔣介石先是由母親王采玉作主，在14歲時娶了比他大5歲的毛馥梅（後來因馥字難認，鄉下人稱她為毛福梅）為妻。此後他在上海，又先後與姚怡誠和陳潔如同居。最後，他與宋美齡結為政治夫妻，人們取了蔣中正之“中”字，與宋美齡之“美”字，戲稱他們的婚姻為“中美聯姻”，一語道出箇中奧秘。
　　毛澤東亦有四次婚姻。也是在14歲那年，也是由父母作主，娶了大他4歲的羅氏，但他從未和她生活在一起。此後他有三次婚姻，妻子分別是楊開慧、賀子珍和江青。
　　雙方曾激烈地對罵：
　　蔣介石罵毛澤東是“毛匪”，還有“赤匪”、“共匪”、“奸黨”、“奸軍”之類；
　　毛澤東則罵蔣介石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頭號戰犯”、“蔣匪”，那詞彙似乎比蔣介石的更豐富些。
　　1946年8月，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訪問毛澤東，又問及他對蔣介石的印象。毛澤東只用六個字作答：“蔣介石――紙老虎！”
　　果真，毛澤東以三年時間，橫掃中國，戰勝了蔣介石……
　　如今，硝煙早已消散，槍炮早已沉寂，兩位“棋手”也相繼撒手去位離世。然而，細細探究這兩位棋手，細細探究兩位棋手如何影響中國之命運，卻是令人回味無窮。
　　
　　第一次
　　蔣介石受到冷落，毛澤東春風得意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隆重開幕。
　　開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代表們對號入座，第39號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澤東。蔣介石也坐在會場裡。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會議。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頭一回交叉，同聚於一個屋頂之下。雖說在此之前，他們都已知道對方，卻未曾謀面。不過，這一回，毛澤東和蔣介石只是彼此見到對方而已，並無交往。毛澤東在大會上多次發言，顯得外向活潑；而蔣介石只是坐在一側，靜靜地聽着。這個時候他並未意識到，這個一口湖南話的青年，後來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對手。
　　大會的高潮是在1月30日的上午，選舉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名列於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之中，而“蔣介石”三個字不見蹤影。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遠不如“跨黨分子”毛澤東。那時的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夠“紅火”的。
　　1963年，蔣介石回首那段在黨內沒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時，曾這麼說及：“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乾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
　　1924年1月31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會議決定成立各地執行部，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執行部工作。
　　蔣介石也被安排新的任命。此前，孫中山急急催他來粵，不是要他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而是另有任用。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宣布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在孫中山眼中，蔣介石在日本學過軍事，是一位將才。因此，孫中山希望蔣介石專心辦軍校。
　　蔣介石卻不屑於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一職（此時他尚未意識到這一職務對於掌握軍權的重要），摜烏紗帽了。2月21日，蔣介石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遞交了辭呈。未等批覆，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顆中國政壇新星在廣州短暫地同處了一個多月，一個掛着笑臉，一個哭喪着臉，離開了那裡。
　　
　　第二次
　　蔣介石掌槍桿子，毛澤東握筆桿子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廖仲愷遇刺身亡，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他們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經審查，刺殺廖仲愷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等主謀，其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是許崇智僚屬。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
　　由此，蔣介石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他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1925年1月11日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毛澤東被趕出了中央委員會），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裡住了下來。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925年10月下旬，毛澤東為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澤東又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
　　12月初，毛澤東主編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周報》。發刊詞出自他筆下，《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等雜文亦出自他的手筆。
　　此時，蔣介石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忙於征討廣東軍閥陳炯明。
　　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桿子，毛澤東掌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第三次
　　蔣介石呼聲甚高，毛澤東相對沉寂
　　
　　1926年1月4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主席是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是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為15號。
　　在國民黨“一全”大會時，蔣介石連代表都未曾當上。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會作了軍事狀況的報告。
　　蔣介石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蔣介石報告完畢，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此時，代表李子鋒站了起來，提出一項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終為黨為國奮鬥。”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為一位並非領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國民黨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看不下去，給大會主席團寫了一信，要求從大會記錄上刪去李子鋒的動議。不過，當年蔣介石呼聲甚高，成了國民黨的一顆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見一斑。
　　相比較而言，毛澤東這次倒是顯得安靜很多。1月8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的報告。隨後，蔣介石也在會上作了關於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的報告。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次同台發言。
　　
　　第四次
　　蔣介石鋒芒畢露，毛澤東被迫退縮
　　
　　1926年3月，蔣介石扣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拘捕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1軍的共產黨員，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就是“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事件”後，毛澤東到蘇聯軍事顧問團住所，與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商量對策。他建議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赴肇慶葉挺獨立團駐地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開除其黨籍，但遭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拒絕。隨後，毛澤東又到國民革命軍第2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裡，會見第1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主張聯合各軍力量反擊蔣介石，以武力對武力，逼蔣下台。
　　這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跟蔣介石對抗、交手。不過，他只能向季山嘉陳述自己的見解，提出自己的建議，卻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見去辦。他畢竟還不是中共的決策人。
　　蔣介石初露鋒芒，一舉成功。不過他畢竟羽翼未豐，加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也不小，他不得不稍作收斂。他聲稱：“3月18號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係的……”蔣介石又聲言，“對人不對俄”。他要求撤換季山嘉，讓原蘇聯顧問加倫返任。
　　這麼一來，蔣介石既保住了“聯共”、“聯俄”的左派形象，又在實際上取得了大勝利。他還受到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讚揚。1926年4月3日，陳獨秀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上著文，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
　　陳獨秀還致信蔣介石，對他大大稱讚了一番：
　　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它，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的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哪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用不着客氣。
　　陳獨秀的這些話，使蔣介石頗為得意。
　　倒是給毛澤東說中了，對於蔣介石，“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5月15日，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並主持通過了《整理黨務案》，在國民黨內和第1軍全面清除共產黨人。毛澤東拒絕在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決議上簽字，全會表決時他也沒有舉手。
　　在28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29次會議上，新上任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靜江提議請任蔣介石為組織部長、顧孟余為代理宣傳部長。
　　從此，毛澤東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離開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6月1日的第30次會議。那次常委會，到會者既有蔣介石，也有毛澤東。這一次，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20世紀20年代的最後一次見面。
　　
　　第五次
　　蔣介石逼毛出洋，毛澤東強硬拒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蔣介石在西安與周恩來會晤，口頭接受了聯共抗日、釋放政治犯、擔保不再發生內戰等條件。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帶着中共起草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綱領，到廬山與蔣介石會談。然而，在會談時，蔣介石卻根本不提周恩來遞交的《綱領》，只是提出要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很明顯，蔣介石關於成立“同盟會”的做法，是首先要從組織上將共產黨融化在國民黨內，削弱甚至消除共產黨對其軍隊和邊區政府的獨立領導權，一切服從於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蔣介石亦即國民黨的領導。
　　蔣介石還向周恩來提及關於毛澤東未來的安排。這是一個敏感問題。
　　蔣介石說道：“朱毛兩同志須出來做事。”蔣介石的意思是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在他手下混個一官半職。有趣的是，蔣介石居然稱毛澤東、朱德為“同志”！這在幾個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蔣介石要“朱毛兩同志出來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盤。他甚至把話說得更清楚，要安排朱德、毛澤東“出洋考察”。
　　蔣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實早有先例：當年，蔣介石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眼下，蔣介石正在安排楊虎城將軍“出洋考察”（6月29日，楊虎城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蔣介石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地拒絕了蔣介石這個無理要求。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突發。7月14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再次來到廬山，繼續與國民党進行第四輪談判。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其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蔣介石說：“政治機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
　　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這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反覆無常，怒氣沖沖，他電告周恩來立即撤回延安。
　　然而，8月1日，毛澤東卻收到蔣介石托張沖（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發的一封緊急電報，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剛剛在廬山上談“崩”了，怎麼又邀毛澤東到南京會談呢？毛澤東一時弄不明白蔣介石的用意，急忙給周恩來發電報。
　　周恩來於8月2日給張沖發了電報，告知毛澤東的意見：如開國防會議，則周恩來與朱德、葉劍英去；如系談話，則周恩來與博古、林伯渠、葉劍英去。這就是說，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非到關鍵時刻，是不會去南京跟蔣介石見面的。
　　8月4日，張沖復電周恩來，說此次赴寧開國防會議。
　　8月9日，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飛往南京，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朱德作為紅軍總司令，在南京公開露面，而且出席國防會議，這表明紅軍不再是“匪軍”，已經贏得了合法的地位。
　　8月13日，30多萬日軍在統帥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指揮下，大舉撲向上海。蔣介石再也無法“委曲求全”，終於痛下抗戰決心。
　　“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日本“促進”了國共合作！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國共談判變得順利了。
　　8月18日，蔣介石在談判中邁出了一大步――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這時，朱德和周恩來已經匆忙離開了南京……
　　
　　第六次
　　蔣介石突然示好，毛澤東將信將疑
　　
　　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突然約見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說他一個星期後將去西安，想在那裡與毛澤東會面，並連說了兩次，還要周恩來電告延安。
　　蔣介石此時提出與毛澤東會晤，一方面是作出改善與中共關係的姿態，以扭轉他因發動皖南事變而造成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蔣介石也有現實的考慮：一是1942年上半年國民黨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蔣介石迫切需要開闢一條經蘇聯到達新疆的外援運輸線，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改善與蘇聯和中共的關係；二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並未放鬆對中國戰場的壓力，國民黨需要中共軍隊的配合作戰。
　　周恩來立即致電毛澤東，報告了此事，並認為雖然蔣介石“在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其目的未可測”。
　　8月1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表示他打算親自與蔣介石會晤。周恩來復電毛澤東，認為毛、蔣會晤時間“似嫌略早”，建議先由林彪或朱德與蔣介石會談，“以打開談判大門”。待具體談判稍有眉目後，毛澤東再與蔣介石會談。
　　在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毛澤東仍傾向於立即與蔣介石會談。8月29日和9月3日，他兩次致電周恩來，強調他親自與蔣介石會晤“有益無害”。他在9月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中說：“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時機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的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不解決也是值得的。”
　　9月5日，周恩來再次致電毛澤東，堅持認為，毛澤東“見蔣時機尚未成熟”。他認為毛、蔣會談的前途只有兩個：一是表面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二是約毛澤東來渝開參政會後，藉口留毛澤東長期駐渝，不讓回延安（此招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
　　最後，中共中央經仔細研究，採納了周恩來的意見，決定在進一步判明蔣介石的意圖之前派林彪去見他。
　　9月17日，林彪一行到達西安，但此時蔣介石已離開西安回到重慶。10月13日，林彪在張治中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雙方寒暄後，林彪向蔣介石說明，毛澤東打算親自來見他，只因有病未能前來，待身體康復後即來與他會晤。
　　蔣介石馬上問：“你此次來渝，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余否？”
　　林彪答：“我未動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長電報，毛先生即提交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約我數度談話。毛先生希望國共兩黨今後應彼此接近，彼此相通，彼此打成一片。”
　　此後，林彪又兩次與蔣介石會談，並會同周恩來多次與國民黨代表談判。毛澤東要求林、周在談判中對國民黨壓迫等事應極力忍耐，不提抗議，並向國民黨表示，戰後或反攻階段具備北上條件時，八路軍、新四軍黃河以南的部隊可開赴黃河以北。
　　1943年初，在蘇聯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盟軍皆掌握了主動權，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同時，蔣介石政權內部也得到了一定的強化。於是，蔣介石認為新的反共時機即將到來，便開始醞釀發動又一輪反共高潮，叫嚷“取消共產黨”，“交出邊區”等。
　　國共關係再度緊張，毛澤東、蔣介石舉行會談已不可能。
　　
　　第七次
　　蔣介石電邀談判，毛澤東虎穴攻關
　　
　　1945年8月28日，重慶各報以醒目大標題，公布了毛澤東即將來渝的消息：《赫爾利昨飛延安迎接毛澤東來渝蔣主席派張治中同行定今日中午返抵重慶》。
　　這時，在延安棗園，正準備出遠門的毛澤東不能不“打扮”起來。
　　向來隨隨便便，即使穿了打着大補丁的褲子，照樣坦然走上講台的毛澤東，這一回，忽地煥然一新，先是穿上了一件嶄新的白綢襯衫，再穿上了一套嶄新的灰藍色中山裝――那是葉劍英有“預見”，在北平為他訂做的一套“禮服”。在延安窯洞裡穿慣布鞋的毛澤東，此時換上了一雙嶄新的黑皮鞋。只是他的黑皮鞋是老式的方頭，而蔣介石的黑皮鞋則是時髦的尖頭。
　　自從1927年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便過着游擊生活。即使在延安，也是過着農村式的生活。這次去重慶，是他平生頭一回坐飛機，是他18年來第一次進入大城市，第一次在西裝革履和高跟鞋的世界中露面。作為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領袖，他也就“包裝”了一番。
　　“我是不是太洋氣了一點兒？”當周恩來進來的時候，毛澤東問道。
　　周恩來把腦袋稍微歪了一下，打量着毛澤東，說道：“主席，您的帽子好像小了一點兒。”
　　往常，毛澤東頭上戴着的是灰色的八角帽。眼下，要去重慶，自然不能戴八角帽。他換上了一頂俄式呢禮帽，確實小了一點兒。
　　於是，周恩來趕緊把自己的一頂巴拿馬盔式帽拿給毛澤東試戴，倒是正合適。
　　毛澤東不好意思地說道：“我怎能奪人所愛？”周恩來道：“重慶我比您熟，總可以再搞到一頂，這頂就送給您吧。”
　　於是，那頂盔式帽，也就成了毛澤東赴重慶的重要“道具”，曾出現在許許多多的照片之中。
　　8月28日晚，毛澤東抵達林園，蔣介石夫婦已在一號樓前恭候了。原本隔着“楚漢河界”廝殺的這兩位國共“棋手”，今日終於笑臉相迎，握手言歡。
　　一個操浙江官話，一個說湖南口音；一個一身戎裝，一個一身中山裝，終於開始了面對面的談話。蔣介石對毛澤東的稱呼是“潤之”，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稱呼是“蔣先生”。他們倆在互道“你好”之後，不約而同地說起了共同的話題：闊別整整19年，哦，那時候我們在廣州……
　　歲月飛逝。這19年，一言難盡。
　　蔣介石盛宴招待毛澤東，為他洗塵。雖說蔣介石平時滴酒不沾，毛澤東的酒量也不大，此刻卻幾度舉杯，互祝身體健康。席間，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致詞。
　　蔣介石站得筆挺，保持軍人的立正姿態。他胸前的勳章及領口的特級上將領章，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慶賀抗戰8年終於勝利，慶賀國共兩黨終於坐在一起。他代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蒞渝，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蔣介石的講話，不時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毛澤東站起來致答詞。他，一派詩人風度，講話不緊不慢。他代表中共代表團對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謝。
　　蔣介石知道毛澤東嗜辣，特地吩咐在他面前放了一碟紅色尖椒。此後蔣介石每一回宴請毛澤東，都作如此吩咐。毛澤東呢？知道蔣介石不抽煙，忌煙味，煙癮甚重的他，席間不抽一根煙。
　　後來，蔣介石曾對秘書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
　　從1945年8月29日開始在重慶舉行的國共和平談判，共進行了43天時間，國共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然而，這年10月13日，蔣介石下達了“剿共”的密令。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國共內戰正式爆發了。
　　
　　第八次
　　蔣介石失去大陸，毛澤東贏得中國
　　
　　1949年1月1日，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時發表。緊接着，毛澤東在1月5日又以新華社評論名義發表了《評戰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評戰犯求和》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對照，便構成了他們倆的一次“新年對話”。
　　可是，兵敗如山倒。北平、天津、南京、武漢、上海等大城市相繼解放。蔣介石連連慘敗，於5月28日飛往台灣岡山。他要把台灣作為最後的立足點，發出了“死守台灣”的誓言。
　　不過，這時的中國，東北、華北全部及華東大部已是一片紅色，而華南、華中、西北、西南尚在國民黨手中。在中國大陸，蔣介石還要作最後的拼搏。
　　毛澤東和蔣介石，已進入“殘局之戰”。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10月2日，蘇聯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並決定斷絕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自廣州召回外交代表。蔣介石聞知，氣憤之至。
　　10月中旬，蔣介石又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擊：14日，廣州插上五星紅旗；17日，廈門解放；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
　　11月14日下午，蔣介石由台北急飛重慶，調兵遣將主持制訂了“保衛大重慶”方案。其實，蔣介石也知道重慶已很難保住，他下令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即關押共產黨人的白公館、渣滓洞）進行大屠殺。
　　12月9日，三處來電向蔣介石報告了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昆明來電，雲南省主席盧漢宣布投向中共；彭縣來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宣布投向中共；宜賓來電，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郭汝瑰率3個師投向中共。
　　風雨飄搖，眾叛親離，蔣介石意識到已無法在中國大陸久留。
　　1949年12月10日傍晚，蔣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繞了一圈，而後含淚告別故鄉溪口，告別上海復興島，告別重慶林園……終於，他向中國大陸投去了最後一瞥，從此一去不復返。
　　這樣，毛澤東和蔣介石以台灣海峽為“楚漢河界”，繼續對立着。
　　
　　第九次
　　蔣介石死守台灣，毛澤東炮打金門
　　
　　1955年1月，人民解放軍打下了一江山島、大陳島之後，金門成了中國大陸沿海唯一被蔣介石部隊占領的島嶼。金門――這橫臥在廈門跟前的小小的島嶼變得十分顯眼。
　　蔣介石曾這樣形容金門的戰略地位：“金門是反攻大陸的橋頭堡。如果金門失守，馬祖亦勢必難保，直接影響台灣的安全。”
　　毛澤東呢？他最初是要攻取金門的。當年慘烈的金門之戰，便是明證。後來，當中共的海軍、空軍變得頗為強大，完全可以攻克那近在眼前的金門時，毛澤東卻不去部署攻取金門。這是為什麼呢？
　　毛澤東以戰略的眼光看待這一步棋，他認為還是把金門留給蔣介石為好：第一，蔣介石要把金門作為反攻大陸的橋頭堡，勢必要在金門駐紮大批的部隊，一年到頭，要從台灣運送大批的物資過去，這等於給蔣介石背上一個沉重的包袱。第二，更為重要的是，一旦占領了金門，也就使大陸跟台灣“一刀兩斷”。留個金門在跟前，蔣介石表現不好時，用大炮轟一陣，懲罰他一下。
　　於是，金門炮戰，便成了海峽兩岸關係的晴雨表。
　　1954年9月3日，葉飛奉毛澤東之令對金門進行猛烈炮擊。那是因為蔣介石準備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毛澤東要給蔣介石一點兒顏色看，那炮彈成了送給《共同防禦條約》的“禮物”。
　　1954年9月9日，葉飛又奉毛澤東之命，猛轟金門。那是因為在這一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抵達台北，作了短暫訪問。毛澤東這一回，要給蔣介石和他的美國客人一點兒顏色看。
　　此後，凡是海峽兩岸關係一緊張，金門一帶就響起了炮聲：要麼是蔣介石打過來，要麼是毛澤東打過去。
　　1957年10月，在台北召開的國民黨“八全”大會，蔣介石提高了反共的調門。那是因為1956年秋在東歐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波蘭事件，赫魯曉夫又在蘇共“二十大”上激烈抨擊斯大林，世界紅色陣營產生動盪，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之間產生公開分歧。蔣介石以為，已是“反攻復國之最有利的形勢”。這樣，他在“八全”大會上，提出了“反攻復國”的政治綱領。
　　這使毛澤東頗為惱火，他決計要揍蔣介石一頓――這成了1958年8月23日炮轟金門的潛因。
　　炮擊金門，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戰例。萬炮齊鳴，不是為了去占領金門，而只是為了示威；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沒完沒了。除了8月23日那天的炮轟是突然襲擊之外，此後的炮擊竟事先通知！打了一陣子，考慮到金門給養發生困難，那就“高抬貴手”幾天，等給養運上來了，再打。每逢節日，諸如春節、端午、中秋等，則以國防部長的名義發表公告，聲明節日期間停止炮擊，以便金門軍民和大陸同胞共度佳節。
　　蔣介石也知道毛澤東並不準備攻占金門，因此把調子唱得更高了。按照蔣介石的習慣，每年的“雙十節”、元旦和青年節，他都要發表文告。在這些文告中，蔣介石反覆強調“誓死堅守金門”，“金、馬、台、澎為亞洲反共陣營之中流砥柱”，“金門為堅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蔣介石還一次次組織人馬，前往金門視察，聲稱金門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給中共。其中，光是蔣經國到金門便達123次之多……
　　
　　第十次
　　蔣介石思鄉至死，毛澤東幽幽一嘆
　　
　　1974年1月18日，中國與侵入西沙海域的南越之間爆發了西沙之戰。當時，南越艦隊噸位和火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中國海軍浴血奮戰，但是漸漸力不能支。緊要關頭，中央火速調動東海艦隊支援。
　　然而，東海艦隊必然要通過台灣國民黨海軍封鎖的台灣海峽，如何安全通過，成為了中國海軍的一個難題。
　　1月19日，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鄧小平遞上電報：“報告主席，海軍要求增兵西沙戰場。”
　　毛澤東看完電報，立刻批示“同意”。鄧小平正要離開，毛澤東忽然說：“慢。”他略一沉思，然後一字一句地說：“直接走。”
　　蔣介石對西沙戰事也很關注。很快，台灣“國防部”一份電報送到了他面前：“共軍海軍導彈護衛艦4艘，清晨抵達東引島一側，企圖穿越台灣海峽。”當“海軍司令”宋長志請示如何應對時，蔣介石說了他一生中最閃光的一句話：“西沙戰事緊吶。”他再次表明了自己對中國主權不動搖的態度。
　　20世紀70年代，對於毛澤東、蔣介石來說，是他們人生的最後歲月。
　　蔣介石到了晚年，生活依然像年輕時候一樣簡樸。他在年輕時候養成的不吸煙、不飲酒、不喝茶的習慣，到了晚年仍然如此。在飲食習慣上，蔣介石一直喜歡小螺螄和竹筍。好在台灣這些都不缺，很容易買到。每年春天，負責他們膳食的管家都要買大量的竹筍，用開水煮後冷凍在冰箱中，每次吃的時候隨時化凍加工。
　　蔣介石穿的衣服多為細軟舊衣，一件衣服總要穿六七年以上。他在重慶做的一件黑披風，雖領口已破，照舊穿在身上。平時軍服三套，內衣和毛衣各兩套，多是補了再補，不忍扔掉。對家裡一切開支，他每月都要親自過目賬單，如發現支出過大，即令撙節。他每次出房門都主動關上電燈，堅持人走燈滅。這與他在政治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慣用特務，搞白色恐怖，給人留下的印象反差極大。
　　蔣介石是感情豐富的人，晚年最大的痛苦是思鄉之情。1970年6月，他在一次家庭聚會上無限傷感地說：“人老了，總有一種落葉歸根的想法，那邊不知怎麼樣……”
　　從20世紀50年代起，繼李次白作為國民黨派往大陸的信使之後，蔣介石又請新聞記者出身的曹聚仁擔當這一角色。曹聚仁多次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傳遞信息，為緩和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曹聚仁到廬山拍攝了蔣介石曾經住過的“美廬”別墅，到浙江省奉化縣拍下蔣介石的故鄉景致，還到其他地方拍攝了大量有關大陸的照片。這些都使蔣介石雖然偏安台灣，卻隨時能夠了解大陸，呼吸到故鄉的空氣。1972年，曹聚仁因病去世，蔣介石感到十分惆悵。
　　人老情切，蔣介石的思鄉情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里也愈加熾烈。1975年春節前後，蔣介石通過從美國回台灣擔任“總統府”資政的陳立夫，經過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可是，當時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都已進入耄耋之年，不能遠行。於是，毛澤東找來鄧小平，親自向他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兩岸可以此為契機，儘快實現'三通’。”
　　沒等共產黨回音，陳立夫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早晨，久臥病榻的蔣介石坐在輪椅上，以久已不見的笑容迎接前來請安的兒子。然而，這天夜幕降臨之時，他陷入昏迷之中。子夜晨鐘響起前的10分鐘，蔣介石衰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消息傳來，毛澤東輕輕地說了一句：“哦，他死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隨着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先後離世，加上當時的一些形勢的變化，國共雙方為改善關系所作的努力都停頓下來了，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歷史遺憾。
　　（責編/陶明蘭 來源/《毛澤東和蔣介石》、《毛澤東蔣介石一生的較量》、《苦難輝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