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秦暉：”中國知識分子大都在討論假問題”

學者簡介：秦暉，1953年12月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畢業於蘭州大學(研究生)，現為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青基會小區文化委員會委員、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中國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談”又是什麼呢？

西方的左右派劃分標準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非常動聽，叫“自由、平等、博愛”。但任何激動人心的口號都有一個缺點，就是經不起推敲。每個人的天資、生存環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讓每個人都“自由”發展，那麼他們的財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讓每個人都在經濟上“平等”，那麼必然會限制強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於法國制憲會議，但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干的兩個集團。

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於強者的過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基於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

什麼是極左，什麼是極右

所謂極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自由的底限”。為獲得無差別的公正，而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為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必須建立一個無比強大的國家機器，將人民的一切活動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

所謂極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制強者推演成要強者控制國家欺凌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為強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實行寡頭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

為什麼說極左制度是偽公平？

極左的目的是為獲得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但由於每個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壓制每個人的個性尋求公正，就必須實行極權。這樣儘管每個人在經濟上基本平等，但極權會造成權力的不平等。位高權重的，呼風喚雨，無所不為。地位卑賤的，連性命都無法保障。在權力傾軋中被淘汰下來的，往往境遇悲慘。這些大夥都很熟，我們曾經在這種制度下生存了很長時間。

為什麼說極右制度是偽自由？極左到極右的角色變換

這才是我想講的東西。作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學的時候，學的是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甘做螺絲釘和馴服工具。初中的時候，學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論斷：中國不可能出現百萬富翁！高中的時候，一切都顛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國有企業“賣給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養活自己”了。上大學以後，很無奈，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變成世界第一了。

極右制度不合理的關鍵在於忽視“起點平等”。劉少奇曾經握着淘糞工人時傳祥的手，笑着說：“我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個極左制度下的工廠里，雖然廠家資金的實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裡，但名義上是屬於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幾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後要自由競爭！話雖好聽，可這種“分家”方案，這種取消弱者的一切社會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醫療保險的“自由競爭”，難道真會是“自由”的競爭嗎？

極右制度，往往表現為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南美、東南亞模式可為前鑒。極右與右派的距離很遠，離極左卻是咫尺之遙。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在極左制度中，國民的財產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於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為私。

左右翼分派混亂的原因

大陸的左派、右派名詞來源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大陸，派別的劃分都是以政府為參照系的。由於歷史上政府一直是極左，因此在人們思想上有一個慣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極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對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劃分都是比較合理的。

但現在情況變了，大家都能看到。農民問題、失業工人問題、學生就業問題，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提出來的。按常理，自由主義應該屬於右翼陣營，對平等問題的關注較弱。但在國內，連他們都開始關注平等問題，表現得“左”了。說明目前的參照系已經偏向極右。

極左陣營一分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隨變革的腳步。如果說工人失業、資本家入黨還可以被認為是“陣痛”和“權益之計”的話，國有資產的快速私有化卻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區，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經濟比重還只有百分之十幾，但過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這可不是什麼私有經濟的“優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國有財產瓜分。私有經濟再“優越”，也不可能幾年就翻上幾倍的。這些是目前堅持極左的“毛派”反對“鄧派”的基礎。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給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陸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絕沒有這張有用。中國公安們就按着這張排行榜一個個查下來，富豪們紛紛入獄。我可以一個個扳着指頭數下來：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楊斌，通過奇蹟性的行政“劃撥”到3000畝土地獲利七十多億，貴為朝鮮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華晨的權錢交誼中“栽了跟頭”，琅璫入獄。不多舉例，大夥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來”了。

極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歸為極左與極右派系分裂。極左稱為毛派，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政治權力，轉移到網上成為另一類反對派。現在有些網友看見極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評政府，就想當然地認為執政者是中間派，其實不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極左派系轉型成為民族主義派系，我認為他們的轉型是為了逃避面對國內現實問題。罵日本罵美國，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麼判斷力，中國做的就是對的唄！哪有談國內問題那麼難？

討論假問題的知識分子

許多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了台灣，他們覺得先用開明專製發展經濟，然後向民主化轉型，走“台灣道路”。新權威主義者蕭功秦感慨說，八十年代，所有知識分子都是激進民主派，誰也不聽我的。但八九年以後，知識分子終於變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覺得不妨把這些褒義詞換一下，知識分子變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華來講，以前他們會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現在，就算工人們都在罷工，他們也不會湊合。學生們會覺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而且，北大清華的學生更是得天獨厚，不爽了可以出國嘛！

中國知識分子除了“吃苦耐勞”，沒什麼特別的優點。缺點倒是很多，攀附權貴，空談，抄襲，寡廉鮮恥的知識分子是屢見不鮮。現在是好點了，獨立的，面對現實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但我還得說上幾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還有點學者風範的知識分子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白日做夢”。

怎麼“白日做夢”呢？

當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時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產階級”的產生會給中國“送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

當香港回歸的時候。學者開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會“普及”大陸。

當工人紛紛下崗，貧富嚴重分化的時候。學者們又會認為“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

他們從來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着“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裡嗎？

遠看歐美各國，近看台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着經濟發展後制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麼？不挖渠，水到了只會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識界現象，叫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話”。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對些什麼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後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麼？自由主義也面臨“少談公正”的指責而紛紛轉型。以前叱咤風雲的厲以寧，被人指責為權貴辯護。當人們越來越關注窮人的時候，談股份、談市場爭奪、談MBA，意義便明顯褪色了。

俺認為現在左和右的“對話”根本沒有意義。左派與右派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談”又是什麼呢？

阻止極右傾向可能為時已晚

目前什麼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現象？我認為就是“私有化”。對此網上早已直言無忌，也有一些報刊膽子比較大，敢於直呼“私有化進程”。現實中的大多數媒體要遮掩一些，換個說法，什麼“改制”、“轉制”、“股份化”、“鼓勵私有成分”。其實都是一個意思。

我不談怎樣“阻止”私有化。長期極左造成權力不受制約，同樣這種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國民也已無力量制約。利益與不受制約的權力促成極左到極右的轉變而無可阻擋。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應該呼喚的，就是保證這種“私有化”能夠儘量公平。不要出現那種私有化：廠長書記拿到了廠子，工人一次性下崗。然後大家開始在“公平的市場”中進行“平等競爭”。這種分家最後只會造成社會動盪和經濟下滑。類似的例子可以在蘇東私有化中看見。分家分得比較公平的東歐國家，經濟在短期下滑以後立刻回升起飛，而做得不好的俄羅斯等國，則造就金融寡頭與壟斷集團，經濟低迷很久才逐漸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關鍵就是在國有資產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從現在經濟比重來看，國有資產已經被分掉了將近一半，對“分家”策略的討論尚未開始。

中國特色？中國沒有特色！

絕對不要相信“文化”會造成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經濟也許不是“制度決定”。但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力。台灣與香港的經濟制度與規律，離美國近而離同種文化的大陸遠。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經濟實體的差異程度，與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對比。廣東企業與北京企業的相似程度，遠遠超過廣東和廣西企業的相似程度。決定經濟的仍將是制度，我們中國不會因為“文化不同”而走上與其它國家不同的經濟道路。

拿一個影響最廣的誤解來談，曾經吹得神乎其神的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一度被很多人認為，鄉鎮企業是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是世界經濟的“第三條道路”，農民企業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經濟現象。我本科的時候，在北大聽過不少講座，這種觀點早已讓人耳邊起繭。但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集體“進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實際行動嘲弄了這種“發現”，以至於現在都沒人提鄉鎮企業了。其實多看歷史，就可以發現鄉鎮企業“似曾相識”。實際上這是國家轉軌的一種現象，在政府的經濟控制力減弱，而農奴制依然保留的情況下，鄉鎮企業就會大量湧現。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俄羅斯，工業化已經起步，而依然保留了農奴制。在農奴制下，農民並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世襲身份。由於在農奴制下，俄羅斯通過劃分“農民身份”與“非農民身份”限制了農民進城，一批農民就通過工業化形成了整個整個村莊的鄉鎮企業與大量的家族制的“農民企業家”。

俄羅斯湧現了如莫羅佐夫家族、格拉喬夫家族、鮑里索夫家族等“農民企業家”，鄉鎮企業也如雨後春筍，以紡織聞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諾沃村，以冶金聞名的科斯特羅馬省的達尼洛夫村，以製鞋業聞名的特維爾省的基拉姆村。農奴制改革後，這種現象就漸漸消失。中國也是一樣，當放寬了農民進城限制以後，大量農民從鄉鎮企業中湧出，紛紛進城務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不攻自破。

同樣，在國有資產私有化中，中國也不會因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今後的社會穩定。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政府不斷地湧現億元量級的腐敗大案，而又以經濟困難的理由取消了下崗工人的退休金和“沒有失業”的莊嚴承諾，開始“自由競爭”。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各種工程一投就是上百億，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災農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費”。

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一方面不斷“擴招”以實現“教育產業化”，另一方面大學生失業率居高不下，在學習期間打工陪聊，女大學生向百萬富翁們“投懷送抱”。那中國文化的“薰陶”並不會使得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們變得特別“穩重、深沉、善良”的。

極右到極左的震盪

社會公正並不能通過經濟增長來彌補。如果不能在轉型期建立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底限”，那麼遲早社會穩定將是無法維持的。

再讓我們把目光轉向百年前的俄國。二十世紀初，俄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立憲民主黨，並以此為主體進駐了國家杜馬，俄國政府中的開明派也傾向於建立憲法，改變沙皇專制。時任俄國總理的維特決心推進經濟改革，並與主要反對派立憲民主黨人多次談判，但由於損及沙皇利益，總理維特最終被解職。主張警察同志，鐵腕強權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繼登台。立憲民主黨人被殘酷殺害，組織癱瘓。俄羅斯進入了“斯托雷平時代”。以鐵腕強權摧毀傳統俄國公社，開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極右翼政府，將俄國經濟轉變為農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持續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蹟”。沙俄經濟持續高漲，與1900年相比，俄國煤產量增長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國民收入增長78.8%。全俄人均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後才被打破。

由於經濟持續穩定，俄羅斯人對政治的興趣冷淡，人們只關心鈔票，政府的反對派陷入尷尬狀態。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內訌成習，國內右翼的立憲民主黨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國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則徹底一分為二，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吵得不亦樂乎。一些革命者紛紛向政府“投誠”，從思想上徹底懺悔。激進自由主義的一些人開始清算傳統，曾經以立憲民主黨人身份參與革命的知識分子格爾申宗說：“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當知識分子紛紛從右翼與左翼轉向為秩序主義、民族主義者時，他們的聲望也在不斷下降。當瞿秋白訪問俄國時，俄國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對老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對時下的知識分子卻頗為不屑。那時的知識分子聲望一落千丈，他們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力，又被民眾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當知識分子日趨保守，社會依然“穩定”的時候，大眾卻越來越激進。根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國民，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由於斯托雷平的極右翼改革以權貴為利益本位，機會與風險分布極不公正，表面雖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洶湧。極左翼的“社會革命黨”成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認為社會已經“告別革命”的時候，革命卻突然爆發，毫無徵兆。

1917年２月，由於首都的幾家商店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麵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早對社會分配不公嚴重不滿的農民軍隊率先譁變。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極右翼的杜馬立刻從保皇派轉入革命派，此後社會不斷左轉，在極左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最後這些“投機革命”的人也紛紛被殺。社會以血的代價完成了極右到極左的轉變。

社會革命並不以知識分子意志為轉移

從俄國的極右到極左轉型可以看出。以為知識分子紛紛“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識分子與政府並非毫無作為。如果知識分子在極右轉型期能對政府產生影響力，那麼很可能通過一種較為公平的方式瓜分資產，“告別革命”。即使政府不聽，如果知識分子能夠堅持呼喚公平，在大眾中贏得尊敬，那麼很可能在革命後能建立起一個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會變成一個極左翼政府。重新開始“極左到極右的震盪”。

從起碼的公平觀點來看，我們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財產“公有”後，幾十年後再由少數人瓜分這些“公有”財產成為私產。或許過上幾百年，大部分人會忘記財產被“公有”的事，但現在顯然還沒有忘記。即使從目前的貪污、外逃資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資產來看，這批幾十年積累的公有資產數額相當龐大。幾乎每一個廠長和每一個公務員都在轉制和加薪中獲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這些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農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隊伍之外。

很難想象這樣的私有化將是穩定的，也很難想象在私有化後能夠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以東歐俄國的經驗來看，凡是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性較差的，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經濟低迷的時間都長，恢復也慢。而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程度較好的東歐系列國家，經濟恢復都非常快。目前的國有資產分配公平與否，對今後中國走向哪條道路至關重要。

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擺脫極左陰影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曾經為思想解放做出過巨大貢獻。但九十年代分裂為左右翼，開始進行“偽問題”的探討。其實，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自由主義者只應該在一種情況下對立，就是政府的機制決定了權力和責任是對應的。它有什麼樣的權力就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國家多承擔一些責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勢必認為應該給國家多一點授權，而反對國家權力過大的自由主義者勢必也要主張國家少承擔點責任。

但如果國家的權力並不是公民授予的，國家增加權力，也並不完全用於承擔責任。例如農民交了稅養活了警察系統是希望它們能保障社會安寧，而不是用來發暫住證收收容費的。網民繳稅是希望讓網絡暢通，而不是拿這筆錢來搞過濾系統，培訓網警來阻塞網絡的。一方面，通過權力侵吞公用資產，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紛紛崩潰。在這種情況下，談什麼國家權力“大一點”好還是“小一點”好，有意義麼？

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確定一個“公正的底限”，熱衷於派別之爭，那麼或許在下一次震盪來臨時，已經沒有人願意相信知識分子的話了。

秦暉，中國好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