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評議時政的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儲安平身上融為一體，鑄成一代媒體人的立身之本與人生理想。在20世紀中葉，動盪而充滿變數的中國，儲安平以“民主、進步、自由、獨立”為宗旨，創辦或執掌中國著名報刊，為大陸新聞業帶來短期的鮮活氣象。

其實，他不過是一個書生，一個憂國憂民、希冀以言諫影響政府決策的熱血書生。但儲安平秉承的理念觸犯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終於因言獲罪，成為中共指定的五大“右派”之一，並在文革浩劫中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辦一份堪比《泰晤士報》的報紙

儲安平生活在清末民初，出身宜興望族，曾就讀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因愛好文學創作，成為“新月詩派”後起之秀。1936年，27歲的他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修，從學於自由主義思想家拉斯基教授。有感於英國的社會制度與自由氛圍，儲安平著《英國採風錄》一書，表達欣羨與仰慕之情。

抗戰的爆發，令儲安平憂心忡忡。兩年後，他放棄學業回國，輾轉、流亡於重慶、湖南、廣西等地，先後在《中央日報》《力報》《中國晨報》任編輯或主筆。因為，兩年的留英經歷，在他心中烙下一生為之追尋的最高志向——辦一份類似《泰晤士報》的大報，通過媒體言論的力量監督政府，影響國家政策。

這個志向在抗戰勝利後有過短暫的輝煌。1945年11月，他帶着西方自由主義的新聞理想，和朋友在重慶創辦《客觀》周刊，一份8開本、每期6萬餘字的刊物。儲安平擔任主編，致力於把它辦成進步、獨立的刊物。因與合作人經營理念不同，儲安平不得以在《客觀》發行17期後停辦，自己也轉赴上海，重踏尋夢之旅。

1946年9月，儲安平創辦16開本、每期約6萬字的《觀察》半月刊，親任社長、主編。他希望通過此刊物，上對國家“發表意見”，下對“一般青年的進步和品性的修養，能夠有所貢獻”。儘管此時的中國深陷中共挑起的內戰中，由於儲安平的獨立敢言，《觀察》的發行量從創刊時的400份發展到最高10萬餘份，成為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

在《觀察》的創刊號中，儲安平寫道：“除大體上代表着一般自由知識分子，並替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他針對國內的政治、時局，發表了尖銳犀利的時政批評，《觀察》在收穫大量讀者的同時，也遭到了國民政府的封殺。

文人論政的夢想在中共治下舉步維艱

經營《觀察》時期，儲安平罵過國民政府，對共產黨同樣抱有清醒的認識，對它的批判同樣不留餘地。登於1947年3月的文章《中國的政局》中寫道：“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這篇文章甚至說，中共“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為了對抗國民黨，篡奪中國政權，中共不遺餘力地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籠絡文化名人，欺瞞廣大民眾。《觀察》能做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見儲安平眼光之超前。然而，在中共占領大陸時，儲安平明知身處流氓政權的統治之中，仍然選擇定居北京。或許，傳統文人評議政治的觀念早已在心底紮根，他願繼承歷史賦予他的文化使命，監督中共政權，以實現為國效力的理想。

初期，儲安平因自身的社會威望，曾被中共拉攏作鞏固政權的工具。他先後在國家出版總署、九三學社擔任要職，還當選過人大代表。看似體面的政治地位背後，卻是傳媒事業的鮮有作為。從1949年到1950年，《觀察》復刊，更名為《新觀察》，儲安平擔任主編直至終刊。在中共的領導與控制下，《新觀察》以發表遊記、雜感等無關痛癢的文章為主，逐漸失去抨擊時弊的獨到風格，背離儲安平創刊的初衷。至1956年前，儲安平的媒體生涯更是一片空白。

在位時間最短的《光明日報》主編

1957年，中共提出的“雙百方針”，讓各界文藝界與民主人士歡欣鼓舞，以為中共真的有所改變，中國的民主政治真的能夠實現。但他們都未想到，這只是中共打擊異己的“陽謀”開端。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共假意把民主黨派創辦的《光明日報》“完璧歸趙”，換下具有中共身份的總編輯，改由民主人士擔當。4月1日，最終的主編人選儲安平走馬上任，並得到民盟領導人、《光明日報》社主章伯鈞的鼎力支持。

因毛澤東一句“《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讓沉寂近10年的儲安平決心大展身手。他以無比積極的態度投入到新報社的改革工作中，努力把《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發揮媒體的輿論力量，監督中共決策。

在外觀上，他主張“直排”，恢復傳統漢字的閱讀方式；在內容上，他則高度強調新聞專業性，重視“獨家新聞”與“搶新聞”，以體現新聞價值。在報導力度方面，儲安平更是體現難能可貴的自由獨立思想。他認為只要是真實、客觀的新聞，都可以刊登，重大新聞甚至無需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

儘管對中共的專制統治有一定了解，他偏要冒犯中共之逆鱗，履行一個媒體人應有的社會責任。他曾說：“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擔擔斤兩，看看到什麼時候受到阻力。”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畏精神，最終讓他做了中共集權制度下的犧牲品。

就在儲安平緊鑼密鼓地展開報社工作時，中共又發起一輪鼓勵“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多番動員民主人士及知識分子提意見，儲安平也受邀參與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而就在半月前，毛澤東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在中共內部傳閱，表達出“引蛇出洞”、羅織右派罪名的意圖，一張看不見的網正在慢慢收緊。

毫不知情的文人，仍然沉浸在響應整風與鳴放政策的興奮中。1957年6月1日，儲安平在會議上，發表了震驚全國的發言《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提出“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次日，整篇發言被刊登在《光明日報》，得到民主派人士的熱烈響應。

6月8日，政治風向逆轉，《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中共打擊右派的號令。當天，嗅到危險氣息的儲安平便遞交辭呈。11日，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率先召開批判儲安平的會議，主持者吳晗厲聲要求所有盟員與其“劃清界限”。11月下旬，九三學社也在統戰部指揮下，多次舉行針對儲安平的千人批判大會。

在巨大的壓力下，儲安平被迫做出檢討，承認“黨天下”之諫是惡毒攻擊，自己在報社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反黨活動”。11月12日，他被正式罷免《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從受命到卸任，儲安平只當了68天總編。他回到了九三學社，中共對他的批判與迫害接踵而至。

“大右派”報人的生死之謎

1958年初，儲安平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被撤銷；1月31日，又被罷免人大代表資格。此後，“大右派分子”的罪名便牢牢扣在他的頭上，直到今天。

卸下一身政治職務的儲安平來到商務印書館，負責校對他人的英文翻譯稿。儘管他曾有留學背景，其英文水平完全能勝任翻譯工作，然而頭上的“右派”帽子只允許儲安平從事得不到署名的“校譯”雜務。他還被送到石景山模式口農場，進行兩年的勞動改造。與此同時，儲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右派家屬”的身份而背叛婚姻，讓他的處境更加艱難。

儲安平的幼子儲望華，曾回憶探望父親的情景。當時的儲安平負責“蘑菇繁殖”，獨自住在只有一個炕的小茅泥舍中。屋裡十分陰暗，一半的空間被“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占據，飄出“一股難聞的氣味”。他問父親這裡怎麼能住人，儲安平只是淡淡回答：“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

1960年，儲安平回到北京，賦閒在家，百無聊賴之餘做些看書、養羊之類的瑣事。他的聲音徹底被中共封殺，他的才華也從此埋葬。然而中共仍不肯放過他。就在1966年6月1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發表後，“大右派”儲安平理所當然劃入被“掃蕩”之列。兩天后，儲望華探視父親，只感到氣氛異常沉悶，竟不知該說些什麼勸慰父親。告別時，他說：“爸爸，您多保重吧！”這成為父子最後的訣別。

文革中，儲安平又被紅衛兵揪出，遭到輪番批鬥、毆打。8月31日，他掃完街道回家，發現又有紅衛兵找上門來。筋疲力盡又不堪受辱的他，只得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里外的潮白河，投水自盡。由於河水較淺，儲安平最終被人救活。之後，他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那裡的造反派嚴密看管。據儲望華說，自從父親某天被放回家後，再沒人見過他。

儲安平在世最後的消息，來自章伯鈞之女章詒和的回憶文章。文革時與儲安平經常來往的，是一位叫李如蒼的農工黨人，與他同在農場參加勞動改造。9月的一天清晨，李如蒼照例出門散步，卻在自家門前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着一句簡單的話：“如蒼，我走了。儲。”只有署名，沒有日期。

沒有人知道儲安平失蹤的確切時間，人們只能推測大概時間是在1966年9月上旬。9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要在10月1日前找到他的下落——無果。1968年，“儲安平專案組”成立，專門調查其下落——仍然無果。在儲安平“失蹤”的幾年中，出走、出家、被監控、蹈海自殺、被打死等撲朔迷離的傳聞不斷傳出，至今沒有定論。

如果儲安平自殺成功，尚有卒年和死因，總好過後來的音訊全無，下落不明。直到16年後的1982年6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為儲安平正式作出“死亡結論”，並通知其子女。那時，正是儲望華即將出國留學、與親友送別的時刻。

也有人嘗試分析儲安平最後的結局，認為最有可能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儲安平遭紅衛兵多番批鬥，早已遍體鱗傷，如何有能力出逃？文革時的“破四舊”運動令佛門遭劫，哪個寺廟有能力收留一名異客？況且中共對“牛鬼蛇神”的專制統治嚴於鐵桶，令人人自危，怎麼會尋不到一個大右派的下落？而遭人虐殺，卻是十年浩劫中屢見不鮮的場景。

古書中說：“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儲安平一生，無論是經營媒體還是公開提意見，不過是盡了中國傳統文人的責任——清議時弊，為國直諫，卻在中共手中落得生死不明的結局。至今，包括儲安平在內，仍有近百名“右派分子”未得到“改正”。這種刻意掩蓋歷史、顛倒黑白的做法，只能更有力地印證中共政權的荒唐與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