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從個人悲劇到國家悲劇 

2017-05-14 聶作平 風滾草二

文|聶作平   公眾號ID：zpn27319633

1、

郭嵩燾是懷着一顆受傷的心上路的。這是一條穿越重洋的水路，一條通往前途未卜的化外之國的先行之路。

光緒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海秋雨纏綿，一條小船將郭嵩燾一行十餘人送到了停泊於虹口的一艘英國郵輪上。次日，郵輪緩緩駛向外海，大陸的輪廓越來越模糊，終於變成了海天一色處的一條微茫的天際線。郭嵩燾的家人嘔吐不止，他本人雖多次乘坐海輪，也因風浪巨大，顛簸劇烈，不能安坐。

這一年，郭嵩燾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常年害着頭昏和心悸的老毛病，是個不折不扣的藥罐子。但比起肉體的不適，心靈的創傷更令這個老人難以承受。

兩個月前，在他的老家長沙，一群鄉試的士子，不知怎麼把話題扯到了洋人身上。洋人遠在租界，且有洋槍洋炮保護，士子們不敢把他們怎麼樣。但湖南老鄉郭嵩燾，多年來卻不斷替洋人說話，最近還被朝廷召到北京，據說要派到英國去。

在舉世皆視洋人為鬼魅，與洋人打交道庶幾就等同於漢奸的背景里，給郭嵩燾這個數典忘宗的假洋鬼子一點教訓，便是既無風險，又能彰顯愛國情操的終南捷徑。於是乎，這群士子聚集玉泉山，揚言要搗毀郭嵩燾的家和他主持修復的上林寺。

其時，郭嵩燾遠在北京，士子們找不到他，郭的家人卻為此擔驚受怕。事發一個多月後，郭嵩燾在陛見兩宮太后時，很有些委屈地向太后說起此事，但太后也只能撫慰一番而已。

即便身處深宮的太后也知道，斯時斯境，在這個嚴守所謂夷夏之大防的國度，哪怕是為了國家利益而與洋人打交道，都完全可能被視為漢奸和叛徒。太后可以左右官員的升降沉浮，卻無法左右朝野之間無休無止的輿論。

更何況，郭嵩燾此次遠離父母之邦，適彼英倫三島，乃是代表朝廷，向大英帝國謝罪。――正是此次旨在謝罪的西行，使郭嵩燾不僅成為中國正式派往國外的首任公使，也使他成為那個風雲變幻時代謗滿天下、譽滿天下的孤獨先知。而他西行所遭受的種種非難與責備，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那個苦難深重的國家的悲劇。

2、

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派遣，使館翻譯馬嘉理從雲南前往緬甸，準備與英國軍官柏郎所率的探路隊匯合。十六日，馬嘉理一行與當地民眾發生糾紛，民眾將馬嘉理及幾名隨行人員打死，此即為馬嘉理事件。

事件發生後，雲南巡撫岑毓英向朝廷匯報，避重就輕地宣稱，此乃土著劫財生事。但威妥瑪不同意岑的說法。威妥瑪既是外交官，也是著名漢學家，曾經發明用羅馬字母給漢語注音的威氏拼音，還是第一首英詩的漢譯者。

威妥瑪對中國官場的運作爛熟於心，他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並提出六條要求，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清政府派遣大員赴英，謝罪通好。此時，早已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領教過英國人厲害的清政府，正面臨着沙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巨大壓力，對英國的要求，只能儘量滿足。

不過，到底派誰去英國，完成這在今天看來也相當不爽的任務，令主持外交工作的幾位相國級元老很頭痛。明擺着，一般官員，哪怕對洋人沒有偏見（這樣的官員少之又少），也絕不願去充當謝罪通好的公使，且即便有人願意前往，也不一定有充當公使的經驗和才智。推來算去，最後，總理衙門的官員們想起了一個坐了多年冷板凳，才剛剛起用為福建按察使的地方官。

這個地方官就是郭嵩燾。

郭嵩燾剛結束了在長沙長達八年的閒居，赴任福建按察使不到兩個月。兩個月前在京時，主持朝政並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當着郭嵩燾的面，對其他幾位軍機大臣說：“此人洋務實是精透”。

恭親王的誇獎絕非客氣，而是基於對郭嵩燾有一個基本的認知。郭嵩燾自己則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很坦然地宣稱：“自南宋以來，控御狄夷之道，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當世之不足與議而已。”

的確，自南宋偏安，不得不與北方的遼、金和蒙古鼎足以來，直到七百年後的郭嵩燾時代，中原王朝無不面臨邊疆問題。郭嵩燾的傑出在於，當絕大多數士大夫還把歐美列國看作是遼、金和蒙古這樣的犯邊夷狄時，他已經意識到了情勢其實早已截然不同。

一個人如果走在時代前面一步，他是優秀人才；如果走在時代前面兩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時代前面三步，卻可能被同時代的人視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對於時局、外交和西方列國本質的深刻洞悉，郭嵩燾和他所處的時代之間的距離何止三步。

概而言之，在郭嵩燾時代，除了極少數人意識到了西方列國踏浪而來與遼金犯邊性質完全不同，他們所處的時代正面臨千古未有之變局外，絕大多數人――上至居廟堂之高的帝王將相，下至處江湖之遠的芸芸眾生，他們對洋人的態度，不外乎是閉關前的一味輕蔑與不屑，和戰敗後的畏懼與仇視。

這註定，郭嵩燾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因為他的思想，在這片土地上水土不服。

3、

縱觀郭嵩燾一生，他以精通洋務自許。他曾放言：“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長以施近御之宜，獨有區區一人。”不僅他自認如此，他人亦以為然。

當是時，識之者讚許其精通洋務，謗之者也承認其精通洋務。然而識之者和謗之者的認可卻有本質的不同――識之者因其精通洋務而認為在國運彌艱之時，他可以憑藉對洋務的精通，折衝樽俎，力挽頹勢；謗之者則以為他因精通洋務，時時與洋人打交道，受洋人影響日深，頗有用夷變夏的不軌企圖。

殊為可悲可嘆的是，不論是識之者還是謗之者，他們對郭嵩燾遠遠走在時代前緣的鋒利思想，都缺乏理解與接受的能力，再加上他的個性貌似謙謙君子，實則異常固執自負，不僅他的敵人們對他常加以厚誣之辭，就連他的友人――包括畢生知交如曾國藩、李鴻章和劉蓉，也不時誤會他的良苦用心。

對這種不見容於當世的處境，郭嵩燾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非常堅定地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確的，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只是時間問題。為此，他晚年時在一首叫《戲書小像》的詩里寫道：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事實上，根本沒等到百代千齡那麼久，時光就證明了郭嵩燾的正確與偉大。對那些異代成名的聖哲來說，他們最大的痛苦就是過於超前的思想鮮有被同時代人承認，當後人給予他們崇高的追認時，他們已經長眠地下，化作了枯骨和磷火。表面上看，這是聖哲們的不幸，但從骨子裡說，卻是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不幸。聖哲不過思想延遲被認可，時代卻因不能用聖哲的思想而病入膏肓。

同理，郭嵩燾不能受重用於當時，自然使其個人襟抱難開，平生鬱郁不得志，但更大的卻是國家與民族的悲劇――當此泰山傾覆，神州陸沉的非常時期，肉食者們棄明白而用糊塗，去聰慧而用顢頇，對這個岌岌可危的國家，無疑雪上加霜。

郭嵩燾與洋人打交道，是在咸豐九年（1859年）。此時，清政府正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在內，太平天國方興未艾，戰火幾及半個中國；在外，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上一年，清政府同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英法兩國均派出軍艦駛往大沽口，要求進京換約。

令後人異常不解的是，既然條約已簽訂，按照流程，換約是必然之舉，而且換約本身，對中國並沒有其它傷害。但是，清政府寧願認可條約，也不願洋人進京換約。骨子裡，仍然是天朝大國心理在作崇：賠款、開放口岸甚至直接割地，這些在我們看來十足的喪權辱國行為，在天朝大國的肉食者眼裡，當然也不爽，但尚可以用“撫慰遠人，懷柔四海”來作阿Q式的意淫，而外國使節公然進京換約，很容易讓他們生出城下之盟的聯想。

後來英法聯軍入京，咸豐逃往熱河，只得由其弟恭親王出面收拾殘局。事後，咸豐不為割地賠款心痛，獨獨心痛於堂堂皇弟竟然不得不和外夷打交道，認為此事亂了上國體統。箇中原因，就和拒絕公使進京換約相仿佛。

另一方面，和西方列國簽訂的各種條約，自清朝皇帝以降的決策者們看來，其實並不需要認真遵守，因為這不過是厄於形勢的暫時之計或者說緩兵之計。持這種意見者舉國皆是，郭嵩燾第一次與洋人打交道時，他的頂頭上司僧格林沁即如此。

4、

僧格林沁貴為世襲罔替的親王，又是道光皇帝姐姐的繼子，在晚清中國，是一個響噹噹的鐵腕人物。這位鐵腕人物立下的最顯赫的戰功是平定了太平天國林鳳祥和李開芳率領的北伐軍。內戰內行，外戰往往外行。

更何況，這位清廷的鷹派人物，以為他還不曾交過手的西方軍隊，只不過是太平軍或游擊隊性質的捻軍而已。1859年，受咸豐派遣，郭嵩燾出京到達天津雙港，那裡是僧格林沁的駐紮地。郭嵩燾的任務是贊襄僧格林沁。

其時，英法已就進京換約多次向清政府施壓，清方無奈，只得同意。按常理度之，既已同意，那就按照順序走流程即可。但清朝決策者們多年以來的和戰不定，在這時又像打擺子一樣發作了，以至於節外生枝，惹出後來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的大禍。最能體現清朝當局者戰和不定和輕啟釁端的，莫過於郭嵩燾在他的日記里記下的一件看似細枝末葉的小事：

1859年陽春三月，怡親王載垣到雙港視察，郭嵩燾與僧格林沁作陪。當時，中外在上海的談判已經結束，西人進京換約已經確定接受。但是這個位高權重的怡親王居然向僧格林沁建議，如果夷人不守規矩的話，你仍可以派軍隊攻打他們，到時候我們就說是鄉勇干的，和朝廷無關。郭嵩燾當即提出不同意見。

在僧格林沁這個高調的主戰派面前，郭嵩燾明白無誤地指出：戰無了局。――一旦輕啟戰端，則戰事將不會有結束之時，必將把整個國家拖進亡國滅種的泥沼。

然而，委婉的提醒也好，尖銳的批評也罷，這些都無法動搖以僧格林沁為代表的主戰派的決心――尤其是當僧格林沁在與英軍的一場小戰中獲勝之後。不僅僧格林沁，甚至連遠在紫禁城的皇帝，也不禁浮想聯翩：以前是不是把洋人看得太厲害了些？現在是不是可以鹹魚翻身？

然而，這註定是一場了無痕的春夢。正是僧格林沁的貿然出擊，給英法提供了中國不守信用的口實。此後，雙方談判破裂，英法聯軍直搗北京，僧格林沁原以為天下無敵的蒙古鐵騎在來復槍和滑膛炮的毀滅性打擊下潰不成軍。

這一幕，郭嵩燾沒有看到。在這之前，他先是被派往山東查辦厘稅事宜，後來又因僧格林沁彈劾，被交部議處。郭嵩燾一氣之下，乾脆稱病辭職，掛冠南下。

難能可貴的是，郭嵩燾能從對僧王的義憤之中，梳理出更為深刻的內因，那就是國勢之所以日壞，國家之所以在和洋人打交道時總是吃大虧，乃是朝廷上下不識洋務，不通古今大局。士大夫們沿習南宋以來空談虛矯的風氣，不考求實際，不顧時易勢變。

我們今天看來，晚清士大夫的可笑與荒唐在於，他們一方面看不起西方，認為洋人乃蠻夷之人，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國無力與列強角逐，但稠人廣座之中或是詩書文章里，總是一味主戰，好像只有這種不知進退不識死活的主戰，才能在船堅炮利的洋人面前維繫泱泱大國的尊嚴與體面。

至於一味主戰有可能帶來的亡國滅種的可怕後果，他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即便考慮過，他們也認為這其實遠不如自己的氣節與名聲更重要。

清初，多爾袞在致書南明督師史可法時，批評中原士大夫好空發議論而拙於經世致用，有所謂“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的論斷。這種怪現狀在晚清的版本則是：士大夫氣節之說未已，和中國曾經同樣閉關鎖國的日本，已經在開放變法之後打上門來。

5、

郭嵩燾與卡爾·馬克思同齡，都出生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屬虎。郭嵩燾長馬克思二十四天，屬白羊座。按西方占星術理論，白羊座出生的人精力旺盛，主觀意識強，固執自信，富於好奇心。馬克思屬金牛座，這個星座的人沉穩內向，多思善慮。

很有趣的是，郭嵩燾顯然不會知道的這位西方世界的哲人，對中國的關注由來已久。當郭嵩燾在羅文俊幕上感受鴉片戰爭的硝煙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衝擊時，遠在萬里之外的馬克思撰文指出，這場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

多年以後，郭嵩燾就充當了這個代表天朝帝國走向地上世界的第一位代表。

從地緣看，十九世紀的中國，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人。這個在唐朝還被柳宗元視為少人多石的邊僻之地，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呈現出了“楚境一隅，經營天下”的局面。

這其中，與湖南地近廣東，而廣東又最先受到外來文明的衝擊自然不無關係；另一方面，太平軍出廣西後即進入湖南，也為湖南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機會。最本質的一點，則是湖南人骨子裡的執着與和被鍾叔河先生稱為“霸蠻”的精神稟賦，故而敢為天下之先。

歷數十九世紀傑出的湖南人，被譽為中興名臣的曾左彭胡，不論是曾國藩、左宗棠，還是彭玉麟、胡林翼，都堪稱國之巨擘。郭嵩燾與曾國藩既是相交一生的知已，又是兒女親家，與左宗棠也既是老朋友，又是兒女親家。但最終，郭嵩燾在當世所獲得的認可，遠遠遜於曾左彭胡，雖然就才華與能力而言，郭嵩燾未必就比他們稍差。

之所以落得這樣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在於郭嵩燾選擇了費力不討好的洋務；或者說，是洋務選擇了他，施予了他宿命般的詛咒。另一方面，郭嵩燾的性格也註定了他即便不涉足洋務，成就也未必就能與曾左彭胡相提並論。

郭嵩壽的性格，要言之，就是率真直性。這種性格混官場，不但難以八面玲瓏，且易招無妄之災。他的這種狂狷直率，使他既不可能像曾國藩那樣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已，淡定對待毀譽沉浮，也不可能像左宗棠那樣，工於機謀，抓住機會往上爬。

郭嵩燾在贊襄僧格林沁之前，職務是翰林院編修，差使是南書房行走，相當於皇帝的高級秘書。受僧格林沁彈劾後，他憤而引疾辭歸。隨後，郭嵩燾以蘇松糧道再度出山，不久出任兩淮鹽運使，旋即署廣東巡撫，成為與李鴻章平級的封疆大吏。

意想不到的是，當他的老朋友和老親戚左宗棠為追剿太平軍餘部而節制廣東等三省時，左除了不時給他難堪的嘲諷和批評外，還上下活動，一定要把郭嵩燾趕下台，以便讓其親信接任。終其一生，郭嵩燾也不能原諒這位發小和親家。

就這樣，郭嵩燾從署廣東巡撫任上開缺，又一次離開官場，回到長沙，過着時而講學，時而出遊的鄉居生活。這樣的鄉居生活長達八年。八年後，中國面臨更加艱危的時局，內憂外患，一刻不寧，當局又想起了郭嵩燾。一紙詔令，他從長沙來到了京師。

6、

郭嵩燾和他的朋友們都以為此次進京，當局會把他安排到總理衙門，但任命下來，略有些叫人錯諤：他被任命為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相當於分管司法的副省長，此前郭就曾署廣東巡撫，即廣東省代省長，這一任命，豈非降職使用？但其實不然：福建乃海上藩屏，處於和洋人打交道的前線，任命郭這個懂洋務的人去當副省長，也算是專業對口。

赴閩之前，郭嵩燾給恭親王寫了一個條陳，闡述了他對洋務與內務的見解，從中可以看出，八年的閒居生活，他一直在思索。作為當時最明世界情勢的先進中國人的新銳思想，郭嵩燾認為，西洋各國東來，旨在圖謀商利，不一定喜歡打仗，更不欲因戰爭而礙商利。

因而他建議鼓勵中國商人造船、制器、貿易，以便與洋人爭利，並鞏固中國的利權與海防。此外，他更進一步指出，海防與邊防都是末，而興政教，明吏治才是本；自強是末，自立才是本。

屁股還沒在福建按察使的椅子上坐熱，郭嵩燾又一次被召回京城。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出使英國的欽差大臣。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代表清政府遠赴英國，謝罪通好。郭嵩燾並不願接受朝廷這一安排，他年事已高，馬上就是花甲之年了，而且長年牙痛、心悸，可能血壓也高，經常頭昏，難以作長達萬里的海上之旅。

當然，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識洋文，與洋人打交道都要被側目而視的年頭，以一個飽讀聖賢書的士大夫的身份，前往夷狄老巢謝罪，無異於該當千刀萬剮才能平息民憤的漢奸與罪人。

顯然也是知道一旦出任赴英欽差大臣將會引起輿論多麼強烈的批評，兩宮太后多次召見郭嵩燾，要求郭嵩燾無論如何為國分憂。中國士大夫的一個優良或者說惡劣的傳統就是士為知已者死，太后的多次召見與撫慰，郭嵩燾無論如何也辭不掉這樁苦差事――或者，我們還能夠想象得到，他多年來以通洋務自許，現在終於有了深人“洋窩”跟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機會，他的內心，未嘗就沒有一絲躍躍欲試的激動吧？

就是在太后的一次召見中，郭嵩燾繼續就他此前的思考侃侃而談：洋患已成，無從屏絕。就是說，中國的國門已經打開，要想再像從前那樣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好在西方列國“其意在通商為利而已，亦望中國富強，而後利源可以不匱，無致害中國之心。”

――西方列國並沒有滅亡中國，瓜分中國之意，而是希望通商謀利，而且中國的富強對西方列國的通商有好處，中國正該趁此機會求生存，求自強，斷然不可輕啟戰端自取其辱。

然而，正如郭嵩燾此前預計過的那樣，當他將以欽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國的消息傳出後，坊間一片譁然，對他個人的人身攻擊也如同密集的雨點。這些攻擊者中，不乏一些以開明和博學著稱的學者及官員。比如後來官至兩江總督的湖南同鄉劉坤一，他在給左宗棠的信中說，郭嵩燾既出使英國，將“何面目以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

最大的攻擊與詆毀來自於他的老家長沙，士子們拆毀了他修建的上林寺，並揚言要燒他的家，還撰了一副刻薄的對聯，以示羞侮：行偽而聖，言偽而辯，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對這種舉國若狂的諷刺挖苦，郭嵩燾的痛苦自非我們所能想象。這個一生以名節和操守自持的老人，拖着多病的軀體，離開京師，由天津登船，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也踏上了他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中國首任駐外大使之路。

船上，他給好友沈葆楨寫信，不無沉痛地寫道：嵩燾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

那些沉醉於自以為是的道德批判，實則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的朝野君子們，他們自然聽不見這位老人在東海舟中近乎喃喃自語的訴說。任何一個時代，做實事總是艱難的，而袖手旁觀並作道德評判，卻再容易不過。

7、

對古老而封閉的大清帝國派出的首位駐外使節，全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視。英國《每日電訊》調侃說，“英國公使將常駐北京，而某一位滿清大官將駐在倫敦，也許他還會邀請女王參加在阿爾伯特門舉辦的舞會呢”。

英國郵輪一路走走停停，五十天后終於抵達了當時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性的工業化國家：大英帝國。在郭嵩燾的這個由十五人組成的小隊伍里，有一個人叫劉錫鴻。劉錫鴻的身份是副使。郭嵩燾與劉錫鴻其實是老朋友，或者更準確地說，郭嵩燾對劉錫鴻還曾有過知遇之恩。

那是郭嵩燾署廣東巡撫期間，在京城任內閣中書的劉錫鴻因母喪回鄉守制，經朋友介紹，與郭嵩燾相識。當郭嵩燾籌辦廣東省團練總局時，想起曾有過一面之緣的劉錫鴻，遂請其負責。不久，郭嵩燾遭左宗棠排擠打壓，去職回鄉，臨行前還向朝廷保舉劉錫鴻。分手後，兩人也一直保持書信來往。

郭嵩燾對劉的評價是“亢直無私”，只是“於世故人情全不一加體察”。當郭嵩燾再度被朝廷起用召往北京時，劉錫鴻亦已回到京城，任刑部員外郎。在京期間，兩人還一起喝酒，談心。應當說，在兩人成為同事之前，郭嵩燾對劉錫鴻的印象雖然不是特別好，但大體還過得去。

不過，當時的其它人物，對劉錫鴻的看法就比較負面，比如李慈銘說他：“其人已老，雅以經濟自許”；王闓運說他孤僻自大，“欲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以為率真，故所至受詬病”。一句話，劉錫鴻也是一個處處碰壁，不招人待見的官場失意者。

郭嵩燾意想不到的是，此番出使大業，竟然會因副手劉錫鴻的作崇而中途夭折。此是後話。

有些令人驚異的是，當同時代的士大夫們對西方的器物，除了鴉片煙和鐘錶還能欣然接受外，對其它東西幾乎都一概水土不服時，郭嵩燾卻表現出了對西方從日常生活到社會管理的無障礙的充分接受，甚至引發了強烈共鳴。

作為一個精通東方專制政體，卻又因置身於歐風美雨的淋浴中，從而對西方民主政體也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洞察的古國先知，郭嵩燾的最大意義和價值其實體現在了他的日記里。他留下的記錄海外生活的近百萬字的日記，乃是他在西方數年間觀察、詢問和思考的總匯。

按出國前總署及太后的要求，郭嵩燾將其西行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逐日寫成日記，次第寄回國內，由總署安排印刷，分發各級官員。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洋洋數十萬字的《使西紀程》。在這部需要不時公諸於眾的日記里，郭嵩燾一點也不掩飾他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讚賞和艷羨。

同樣就是在這部日記里，郭嵩燾多次指出，西方不僅器物優於中國，政教也優於中國，中國不僅沒有資格自視高乎其上，而應該謙虛地向西方學習。

中國人從士大夫到庶民百姓，大抵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文化優越感。經濟興旺，國運昌盛之時自大，經濟凋蔽，國運委頓之時亦自大，甚至更自大。在船堅炮利，資本雄厚，器物先進的西方人面前，中國士大夫聊以遮羞的就是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政教優於西方，自己是受孔孟光輝照耀的天朝上國，西方則是無君無父的蠻夷之邦。

然而，對東方和西方同樣熟稔的郭嵩燾卻撕破了士大夫們最後的遮羞布。――當李鴻章這種稱得上開風氣之先的洋務運動者們，都還在着力於器物層面的引進與模仿時，郭嵩燾已經發出了在政教，亦即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兩方面都要向西方學習，中國才有出路的呼聲。

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末葉，郭嵩燾通過設身處地的考察與思索，得出了民主令國家強盛的結論。這一結論太過超前，他不可能提議自己的國家也如法炮製，但這不能阻止他洋溢其外的讚美。

至於直截了當地宣布，中國教化在漢朝以後就已式微，與被士大夫們輕視的英國相比，天朝上國其實就是三代時的夷狄之邦，我們可以想見得到，當這樣的日記送回國內並刊印成書時，有資格閱讀它的官員們該當如何氣惱。

8、

郭嵩燾是一個勇於且善於接受新生事物的人，這在舉國皆是花崗岩腦袋的晚清，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圈可點的異數――自然，也正是郭的這種勇於且善於接受新生事物的特性，為他招來了無數謗訕之詞。

郭嵩燾對西方事物越是持理解、包容和讚賞態度，遠隔萬里之外的他的身後的當局者和面目模為糊的眾多士大夫，則更覺得他已經被異化。

對西方流行的兩黨政治，郭嵩燾此前並無了解，就像幾乎所有中國官員一樣，以為黨派就是黨爭，而在中國，黨與黨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中國傳統政治語境與現代西方政治語境完全錯位。但郭嵩燾不像一般官員那樣，對于洋人的事，不理解便不重視，不重視便不研究，而不研究便自以為天朝天下第一，事事皆是古已有之。

郭嵩燾初時亦不知兩黨執政為何物，但他愛學習，愛發問，且不僅停留於他人之介紹，而是親赴議院旁聽，終於搞懂了洋人的政體，並在日記里對這種政體不乏讚美之詞。

在郭嵩燾看來，與其像中國那樣期待聖明的君主教化四海，施行仁政，其實遠不如西方那樣將國政公之於民眾；而兩黨執政之所以不會淪為中國傳統政治中的黨爭，與其說是政治人物的個人品質，不如說是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

郭嵩燾遠遠地把他的時代拋在了身後，這註定是一場個人的悲劇：他不可能有真正可以施展才華的空間和舞台。因為他的時代不會給予他這樣的機會。當李鴻章這樣的洋務巨子，都還僅僅停留在引進西方技術和器物，企圖以技術的革新來改變頹唐的國勢時，郭嵩燾的意見是從政治體制到文化教育的全面西化。

當然，郭嵩燾知道這是一種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奢望，但這並不影響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與所思，用那流暢的蠅頭小楷寫進日記。至於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看來簡直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說法，將會給他惹來多少罵名，他似乎從來就沒考慮過。

9、

比較郭嵩燾幹過的幾個職位，論權力，駐英公使無法與署廣東巡撫相比；論灰色收入豐厚，駐英公使無法望蘇松糧道和兩淮鹽運使之項背；論參與國家機密，駐英公使也不及南書房行走十之一二。但是，恰恰是在駐英公使這個別人視為畏途的任上，郭嵩燾卻幹得最出色，也最得心應手。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郭嵩燾在駐英公使任上幹得好好的，但三年期滿，他卻不顧朋友的勸阻和朝廷慰留，堅決要求辭職。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的日記在國內引發軒然大波；二是他的副使劉錫鴻對他的無妄指責，使他實在不願意與此小人為伍。

先說日記。我們今天認為郭嵩燾是晚清最傑出最有眼光的先進人物，就在於他的日記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了對西方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入剖析，對引進西方政教以挽中國之狂瀾於既倒的遠見卓識。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儘管他也怕日記中的有些話語過於刺激，從而作了刪節，把潔本寄回國內，但即便是潔本，當它投入到這個死水般的國度時，依然激起了軒然大波。

如前所述，郭嵩燾走在時代前面不是一步兩步，而是三步甚至四步。因此不但一般官僚無法理解他，就連一些飽學的名士也無法理解他。如學者王闓運認為郭嵩燾“中洋毒，無可采者”；另一個學者李慈銘則說他在日記里大談西方的先進“誠不知是何肺肝”，並強調說，郭的日記出版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

至於朝廷里那些尋找一切機會譁眾取寵，以便往上爬的職場動物，更以如同獵犬一樣敏銳的鼻子嗅出了郭嵩燾日記的“反動”，比如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就彈劾郭嵩燾，他從郭嵩燾的日記里尋章摘句，斷定郭“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宣稱“大清無此臣子”，並要求朝廷將《使西紀程》毀版。

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時任翰林院侍講，這位當時很有話語權的所謂清流派領袖，也上奏指責郭嵩燾，比之何金壽的毀版，張佩綸認為還不夠，還要把郭撤職查辦，才算是維護國體。

郭嵩燾獲知後，向朝廷寫奏章辯解。但是，郭的辯解沒起到任何作用――朝廷給他的回答是批評他“固執任性”，“所見殊屬褊狹”，並下令將《使西紀程》毀版。一個在職的部長級高官的公文性質的日記，被政府當作禁書毀版，這顯然是對他工作和品行的直接否定。

郭嵩燾惟有辭職。但當郭提出辭職時，朝廷又刻意挽留。這種弔詭的現象說明了一個潛在的可能：那就是朝廷決策者們其實也不相信何金壽、張佩綸之流的胡言亂說，不認為郭嵩燾真的有二心於英國。但是，迫於鋪天蓋地的輿論，朝廷只好委屈郭嵩燾了。也就是說，郭嵩燾效忠的這個政府在處理政務時，不是以是非曲直為準繩，而是以抹稀泥維持表面的苟安為第一要義。

10、

再說劉錫鴻。劉錫鴻性格固執，認死理。一開始，當他成為郭嵩燾的副使時，他就打定主意，此次西行，要以影響郭嵩燾為已任。在他看來，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而他此次西行，便負有用夏變夷的偉大使命――自然，這種自認偉大的使命根本無從實施。

面對西方的先進，劉錫鴻有時也在日記里言不由衷地讚美幾句，末了，卻總是以中國國情特殊為由，認為西方的東西再好，於中國也不適用。

比如他看到泰晤士一家報館的機器，一小時可印七萬張報紙，這種速度，遠非當時中國的手工石印可比。劉錫鴻認為，機器印刷雖好，但如果手工印刷七萬分報紙的話，至少可以養活兩千多個工人，每個工人又養活一個家庭。於是責怪機器印刷“奪此數萬人之口食。”

他看到火車快捷，也驚嘆“技之奇巧，逾乎縮地矣”，卻又認為如果把火車引進中國，那麼拉縴的、划船的、趕馬車的都將失業；且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人都重土安遷，不需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火車雖好，但中國完全用不着。

他看到英國國富民強，卻堅持認為“外洋以富為富，中國以不貪得為富；外洋以強為強，中國以不好勝為強”，這種跡近文字遊戲的說法，貌似很有哲理，實則蒼白無力。

開初兩年，郭嵩燾並沒有覺察到劉錫鴻在思想上與他的巨大落差，不然以郭的性情，兩人之間肯定會有摩擦。劉錫鴻終於表露出他對郭嵩燾的極大不滿，並付諸行動，是在他被朝廷任命為駐德公使，即將離開英國前往德國赴任之前。此時，郭嵩燾驚訝地發現，從來不寫日記的劉錫鴻關在屋子裡偽造出使兩年多的日記，每十天便寄一次給國內總理衙門的沈桂芬和毛昶熙。

和劉錫鴻一樣，身居高位的沈桂芬也是一個昧於時局而又狂妄自大的井底之蛙。後來劉錫鴻出任駐德公使，到德國後向德皇遞交國書，“禮節疏闊，有夷然不屑之意”，德國方面對劉的無禮非常不滿，差點引起外交糾紛。事情傳到國內，沈桂芬居然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對劉讚不絕口，稱他“天分高”，“能譏嘲洋人”。

劉錫鴻編造日記，讓郭嵩燾敏銳地意識到劉在打自己的小報告。事情果然如他所料。當國內以何金壽和張佩綸為首的清流派大肆攻訐郭嵩燾時，劉錫鴻的小報告如同斜刺里殺出的一彪伏兵。

郭嵩燾內外受敵，被迫向朝廷上奏，歷數劉的無能與無知，認為此人不宜擔任駐德公使。然而，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卻是，第一，朝廷下令將《使西紀程》毀版；第二，正式任命劉錫鴻為駐德公使。

劉錫鴻向總理衙門寫信，揭露郭嵩燾有三大罪狀，過了幾天，又寫信將三大罪狀改為十大罪狀。然而不論三大罪狀還是十大罪狀，於今看來，都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莫須有罪名。

比如：其一，郭嵩燾一行到甲敦炮台參觀，天氣甚冷，英軍某陪同人員便把自己的大衣給郭嵩燾披在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便凍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其二，在白金漢宮聽音樂，郭嵩燾看不懂英文，卻學着英國人的樣子，拿起節目單觀看；其三，在某外交場合見到巴西國王，郭嵩燾居然起立示迎。劉錫鴻認為，堂堂天朝上國公使，豈能向小國皇帝致敬？

郭嵩燾在獲悉劉錫鴻給自己列舉的罪狀後，氣得目瞪口呆。生了一通之後悶氣之後，郭嵩燾還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在劉錫鴻一行離開英國前往德國時，郭嵩燾只給黎庶昌等人餞行，堅決不願再與劉錫鴻虛與委蛇；第二件是向總理衙門寫信，堅決請辭。在信中，他幾乎直白無誤地表明，自己絕不願與劉錫鴻這種小人為伍，同為駐外使節。

按我們今天的猜測，郭嵩燾請辭實際上有賭氣的成分，而且，自負的他也以為，一旦以辭職相要挾，朝廷很可能會改弦更張，免掉劉錫鴻而另派他人。這樣也就可以理解，有段時間風傳劉錫鴻的駐德公使將由李鳳苞代替，郭嵩燾甚感欣慰了。然而，不久就證明這只是謠傳。

在劉錫鴻赴德之後，朝廷嚴旨批評郭嵩燾和劉錫鴻，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可想而知，郭嵩燾接到朝廷的這道詔令時，會是多麼委屈和悲憤。他惟一可做的是，再次給總署寫信，要求立即走人。

11、

儘管國內有李鴻章的力挺，建議總署去劉保郭，但由於沈桂芬等人作梗，總署並未採納李鴻章的建議。朝廷同意郭嵩燾辭職，同時也宣布免去劉錫鴻職務。郭嵩燾的駐英、法公使由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接任，劉錫鴻的駐德公使由李鳳苞接任。

也就是說，不論賢愚曲直，朝廷統統不再任用。看上去似乎很公允，但其實無異於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一併倒掉。

竊以為，晚近中國曾面臨過多次選擇。大者言，如洋務運動之學習西方器物抑或學習西方制度的選擇，戊戌變法之守舊與維新的選擇，立憲運動之議會制與君主制的選擇。也就是說，歷史不是沒給中國以機會，可惜的是，每一次選擇，中國都選擇了錯誤。以至於道路越走越窄，終至不可避免地走進了死胡同。

從小處說，清政府到底是留用郭嵩燾還是劉錫鴻，也是一次選擇。郭嵩燾精通洋務，善於與洋人打交道，洋人對他亦頗為敬重，但個性剛烈，直率敢言，常常出語驚人，在舉國敷衍所謂中興和盛世之時，他就像那個喊出了皇帝什麼也沒穿的小孩一樣，一語道破了這個國家火燒眉毛的窘迫。

劉錫鴻對世界茫然無知，像所有守舊的士大夫一樣，昧於新生事物卻又頑固地拒絕學習，認為“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總之，在劉錫鴻為代表的守舊派眼裡，儘管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船更堅炮更利，器物更精巧，但至多不過是奇巧淫技，而中國自有中國的特點，西方的那一套，斷然不能引進中國。所以，在他們看來，地球上其實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其它國家。

主事者並非不知郭嵩燾之是而劉錫鴻之非，卻仍然把兩人活生生地綁在一起，互相掣肘，互生摩擦，甚至在兩人爭議時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便在於看不慣郭嵩燾咄咄逼人的個性和敢於說出這個國家真相的無所顧忌。

至於普通民眾，則簡單地以為與洋人來往，替洋人說話就是漢奸，而對洋人和洋物一概否定便是英雄。可以說，中國從來都不缺少產生義和團的肥沃土壤，而義和團越強勢，則郭嵩燾們越大音稀聲，國家也就越偏遠普世價值。在指斥西方為夷狄之時，其實我們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昧於現代文明的夷狄。

12、

現在我們再分析一下劉錫鴻，這個當時絕大多數中國士大夫的代表。顯然，劉錫鴻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忍辱負重于洋人和郭嵩燾雙重壓制之下，而力圖維持民族氣節的正直之士，除了他本人心術不正，希望借打擊郭嵩燾來迎合國內政壇大佬和所謂清流派外，還在於他的識見局限：蓋中國自古以天朝上國自居，天下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自己平起平坐，因而從來就沒有所謂外交的說法，因為外交是建立在國與國的平等基礎上的。

這也難怪，劉錫鴻把出使，當成是到國外當人質，就好比當年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為人質一樣。蘇武牧羊北海而大節不虧，歷來是中國士人的榜樣，劉錫鴻便驕傲地把自己和蘇武聯繫在一起。

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郭嵩燾和劉錫鴻都是愛國的，至少他們都以愛國忠君為行事準則。但兩個愛國者卻勢同水火，僅僅源於二人之識見與思想的嚴重對立。一個主張開放，一個主張閉關，一個視洋人為人為師為友，一個罵洋人為夷為虜為寇，一個主張不僅引進西方器物與技術，還應該引進西方政教和文明，一個則堅持認為“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道不同，不相為謀，自然只會越走越遠，最後冰炭不容。這說明，僅僅以愛國與否去評價人物，很可能會得出刻舟求劍般的錯誤定論。

劉錫鴻認為郭嵩燾是賣國賊，但我們知道，郭嵩燾肯定不是賣國賊；反倒是劉錫鴻，有愛國賊的嫌疑。所謂愛國賊，乃是以愛國為外衣，為號召，為堂皇之冠冕，實質上卻干着挖國家之牆腳，搖國家之根基，為國罹患，為邦招難的蠢事。

愛國賊有自覺和非自覺之分，自覺者目的明顯，不過是以愛國為表演，或邀清譽，或媚時俗；不自覺者則純屬天性混沌，無知者無畏。劉錫鴻屬於後者，是一個稀里糊塗的愛國賊。如今我們把他視作歷史的B面，就在於傳統的巨大慣性使他無法把握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的洪流過於浩大，而時機則稍縱即逝。

回到國內後，恭親王和李鴻章試圖讓郭嵩燾在總署任職，繼續辦理洋務，但已經被洋務傷透了心――與其說是洋務，勿寧說是來自同胞的攻訐與構陷――的郭嵩燾力辭不就，從此致仕。

劉錫鴻繼續在京城做官，先後任光祿寺少卿和通政使司參議之類的閒曹冷職。劉錫鴻希望劍走偏鋒，能得到高層的賞識。恰好當時左宗棠和李鴻章交惡，劉錫鴻便極力攻擊李鴻章，但李鴻章豈是劉錫鴻之類的蜉蚍所能撼動。他自不量力的攻擊令慈禧大為惱怒，下令將其革職並交部議處。

劉錫鴻晚年曾有一方印章，曰儒俠。這是他的自許。但事實上，他既非真正意義上的儒，更非光明磊落的俠。他只是滾滾而過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塊小小的卵石，既不能阻擋河流的行進，也不能主宰自身被無情沖刷的命運。

13、

光緒五年（1879年）三月初五，郭嵩燾結束他的西行生涯，回到上海。一個多月後，抵長沙，住在新落成的玉池別墅。晚年的郭嵩燾著書講學，企圖以另一種形式影響時代和後人。

但他的退休生活並不平靜，斯時的一個內陸省份，對這個在夷人堆里生活了三年，又處處把夷人當人，甚至還主張向夷人學習的失意官員，“官府既不示以禮，士紳更謠言攻訐，諸生則揭貼訾毀。”當他參與湖南學政朱肯夫的興學計劃，講求徵實致用之學時，士大夫們怒斥他“不講時文試貼，而講天文算學”，對此，郭嵩燾哀嘆“世風敗壞至此，可為痛哭”。

光緒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長沙病逝，享年七十三歲。郭嵩燾畢生知已，是時已位極人臣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向朝廷上奏稱郭嵩燾學行政績，請求宣付國史館立傳，並請賜諡。按照當時一般情況，李鴻章的這個請求合情合理，朝廷肯定照准。但意想不到的是，朝廷竟然否定了。也就是說，當郭嵩燾在他那個時代蓋棺定論之時，他是一個有罪之人，這罪，就來自於他的《使西紀程》，來自於這部《使西紀程》裡，他對西方文明的推崇和引進之渴望。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郭嵩燾去世四年。他在西行歸來途中曾提醒國人必須加以警惕的日本，終於通過“求礦學於德國，求主塘壩工程於荷蘭……修造鐵路求之英法二國，安設電報求之丹國”的廣泛學習之後，短時間內便躋身於強國之列，終於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郭嵩燾去世七年。親政後的光緒恥於甲午屈辱，決意改革求變。其間，有人向他推薦了一部朝廷禁書，那就是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推薦者希望這位貌似有為的君主能從中借鑑出富國強兵之道。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郭嵩燾去世九年。據說能撒豆成兵，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粉墨登場。一時間，凡是與洋人有關的中國人都是身負原罪的二毛子。其時，郎中左紹佐上奏，要求鞭郭嵩燾和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

2011年，郭嵩燾去世一百二十年。位於湘陰縣的郭嵩燾故居已被一片雜亂的民宅所替代，即便是在他的老家，知道他名字和事跡的也鮮有其人。他如今和這個世界的惟一聯繫，仍是那部令他生前不得開顏舒懷的《使西紀程》。

只是，在這個步伐過於迅速，據說連靈魂也追不上的時代，我們已經失去了對歷史和往事再次觀察和叩問的興趣，一如郭嵩燾時代的謀國者們，在把自己意淫為盛世、為天朝之後，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平視的目光打量世界的興趣。

2011-6-4

本文曾刊於《文學界》，並收入《天朝1793-1901》，文太長，此處推送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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