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日同學-鎮反遇難者

            大家知道，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央政治學校是一個國民黨幹部或官員的培訓學校。這個學校就相當於現在中國的中共中央黨校。

當年，這批留日歸國同學報考中央政治學校，不同人有不同願望的，有人直接了當地說他是為了當官的。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學校在南京辦理這個特別訓練班稱“救濟被難留日學生，訓練其戰時需要之技能與體魄，期能養成為抗日優良戰士”，顯然這個“抗日優良戰士”就是這個特訓班打算培養的“官員”。這些留日歸國同學都是知識分子，用他們彌補戰時幹部的短缺，也就理所當然了。

由於是戰爭時期，局勢瞬時變化，今天還歌舞昇平，明天就戰火紛飛了。因此，這個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是個軍事化組織。南京保衛戰是1937年12月1日開戰的。10月8日剛開學的特訓班，在戰前11月23日，乘火車轉移到廬山海會寺廬山軍官訓練團所在地。轉移時，每個學員發給步槍一枝、子彈二十發。這時，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轉歸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康澤接手負責，只不過是順水推舟。後來在康澤堅持下，1937年底，政校特訓班遷至軍校特訓班所在地湖北江陵。

1938年1月，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成立，蔣介石為團長，陳誠為副團長。1938年4月，陳誠命令時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康澤將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從江陵遣到武昌南湖。自此，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改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留日學生訓練班。

這一轉變使得軍事化的特訓班成為政治幹部培訓班了，多數畢業同學到了軍隊政治部門工作。留日同學中的高材生被陳誠選中，成了他的隨從秘書。後來，一些同學成了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一些同學當了縣長。可以說，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留日學生成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 “第三梯隊”。

            1949年大陸轉變顏色後，毫無疑問，帶 “長” 字的 “第三梯隊” 成員，首當其中成了革命的懲治對象。50年代初，這些留在大陸的“長“ 字號人物是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第一批犧牲品。可以確定的4名留日歸國同學鄭代恩，寇永吉，李思恭（字心齋， 1902-1951？，河南西華人， 河南省立第二師範畢業，日本大學），潘文治（1917-1951?， 江蘇無錫人，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部商科畢業，日本慶應大學經濟部預科）被處死刑。民國期湖北咸寧縣最後一任縣長的余家驥（1909-？, 湖北咸寧人， 湖北法科大學畢業，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擔任過湖北枝江縣長的彭永源（1910-？, 字少泉，廣東陸豐人，廣東私立廣東大學，東京法政大學法科），和江西省鉛山縣縣長歐陽樊（1902-？，字念狂，江西萍鄉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研究，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等人下落不明。

鄭代恩 (1909-1953)，字兆璉，貴州正安人。1931年考入上海東亞體專童訓班，後入上海國醫學院學習。1933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前身）政經系，同年加入“復興社”。畢業後，東渡日本，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深造。“七七事變”後，回國抗戰。1937年10月在南京參加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第一團留日學生訓練班（黃埔14期）第三中隊畢業。同年8月，經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幹事會組織處副處長程思遠介紹，鄭加入三青團。鄭代恩在重慶當選留日同學會總幹事。一直在三青團服務。最早任三青團重慶支團主任。1941年4月，奉派為三青團貴州支團籌備處幹事，7月籌建國民黨貴州市黨部，任書記長。由於介紹人程思遠的關係，不能不是他冉冉升起的提攜力。

抗日戰爭勝利後，鄭調任三青團中央團部第五處副處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專員，三青團第一、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擔任過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執行委員，當選為參議員。1948年5月，谷正倫任貴州綏靖公署二級上將主任，1949年初，任命鄭代恩為貴州綏靖公署少將政工處長，和“反共保民委員會”秘書長。這個任命也許是以後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1949年初，鄭代恩的兒子鄭亞宇（共產黨員）在共產黨的派遣下，從武漢返回貴陽從事貴陽城工活動。當貴陽岌岌可危時，鄭代恩在兒子鄭亞宇的策反下，拒絕了谷正倫要他逃亡台灣的飛機，只身前往黔北與綏靖區司令吳劍平中將曉以利害，促成吳劍平於12月1日從遵義起義。之後，鄭代恩被中共遵義地委和專署委任為遵義地區剿匪委員會秘書長，和地區財經組副組長，而這兩個部門的第一把手分別是地委書記和專署專員。這些任命說明，當時共產黨需要懂得地方區域和有知識的人來相幫，而對他（們）的過去不太追究，是非常實用主義的。

可是，當共產黨政權穩定下來以後，1950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鎮壓反革命”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 “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可是當殺戒一開，有人就被就地槍決了，毫無法律程序。據中共文件指出，“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1951年全國人口5億8千3百萬，則死刑數量是人口總數的千分之1.55。楊奎松在《江南文史》“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一文中指出“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安排工作，這時卻要湊夠處決人犯數字，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當時貴州省向中央上報要殺千分之3.

在這種形勢下，過去國民黨官位高於縣團以上的，都是應該在這個該殺的千分之3之中了。1952年，鄭代恩被重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8月10日，貴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事法庭《（52）清反六號第156號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鄭代恩死刑，並於次年執行槍決，最後遺體不知所蹤。

1949年11月22日貴陽市軍管會成立，11月23日貴陽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24日鄭代恩之子鄭亞宇到貴陽市公安接受部工作隊任副隊長，1950年6月調重慶西南公安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8月25日，又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肅反運動” 的目標是肅清中共，政府，軍隊中的反革命分子。由於鄭代恩是以反革命罪處死的，其子鄭亞宇就成了反革命家屬。 “肅反運動” 不久，共產黨員鄭亞宇就被重慶西南公安部解職，轉入了文教系統任教。此後至“四人幫“粉碎的1976年之間，情況不清。1987年，鄭亞宇從貴州師範大學離休。

在國共關係史上，從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個家庭可能你是國民黨，我是共產黨。鄭代恩家庭就充滿了這種關係。鄭代恩的堂弟鄭代鞏就是共產黨員。1937年，鄭代鞏被南京憲兵司令部逮捕入獄，鄭代恩利用留日同學關係將鄭代鞏營救出獄。1939-1940年在重慶期間，弟兄倆可以辯論，爭論誰-共產黨或國民黨-可以領導這個國家，儘管誰也說服不了誰。曾經是全國學聯主席（1938年）的鄭代鞏，因為身份暴露，由組織安排從重慶轉移到延安。到延安後，1942年趕上了“搶救”運動。共產黨員的鄭代鞏在康生的“無情打擊”的摧殘之下，也許他的堂哥鄭代恩擔保他出獄就是他的一條“國民黨黨特務”而且有口辯不清的罪名，在那裡又沒有人可以替他說話，只能以死抗爭，以示清白，暨年自殺僅27歲。50多年後才給予甄別。同樣，鄭代恩在1952年被判死刑，可是有誰可以在那個大環境下為其作辯呢？不落井下石已經夠可以了。

鄭代恩的案子在34年後，翻轉過來了。結論是“原判反革命罪行判死刑不當，決定撤銷原判，對鄭代恩以投誠人員對待”。至少，鄭代恩可以在地下安寧了。

寇永吉（1910-1951），宇子元，甘肅武都人。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肄業，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七七事變”後，回國抗戰。1937年10月在南京參加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1938年5月，在武昌南湖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第一團留日學生訓練班（黃埔14期）第一中隊畢業。

寇永吉是甘肅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三青團中央幹事，三青團甘肅分團幹事長，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省財政廳長，造幣廠長等職。1939年9月24日，陶峙岳酒泉起義。原逃往哈密的國民黨甘肅省政府秘書長、代省主席丁宜中，財政廳長寇永吉，民政廳長馬繼周、建設廳長駱力學、教育廳長宋恪等人由哈密返回酒泉，於10月2日攜檔案，財務，軍械和資源，向酒泉軍管會投誠（酒泉起義紀念館檔案）。

1951年6月8日，寇永吉被判處死刑。擔任過蘭州大學校長的留美博士建設廳長駱力學和教育廳長宋恪已先於寇永吉，在同年“五一節”被槍斃了。寇永吉等儘管投誠了，但終究沒有逃脫“鎮反”運動的天網。

沒有記錄寇永吉以後得到甄別，有關他的詳細情況，只能由他在1947年結婚的兒子（如果還健在）或者他的孫子來回答了。或者在今天這種高度發展的互聯網搜索器下，有人能夠把這裡的故事接着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