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卞校長案的處理，人心難平

馬悲鳴

和文革致死172.8萬人的刑事案件一樣，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打死校長卞仲耘的人命案沒有得到公平的處理。這是人心難平的關鍵。

此案已經基本確認，沒有宋彬彬的刑事責任。雖然在毆打的過程中曾兩次出面制止，但在人被打得失去知覺後卻有數小時被置之不理。最後雖然搶救了，但已於事無補。

在文革前即開始的左傾思潮影響下，常識性的“人命關天”被倒置了過來。革命的大方向正確才“關天”，——關係天下興亡嘛。人命的死傷卻是無關緊要的。壞人死了，當然活該，死有餘辜。即便好人死了，也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嘛。

此案領頭打人的是原師大女附中初中生，高中沒考上女附中而去了女三中的一名將軍的女兒回到原初中，找到原同級（可能有同班）的王友琴所在高一3班的同學群毆，並有其他班級的人助毆所致。高一3班有10名左右兇嫌的名字基本能確認。該將軍的女兒還群毆打死了女三中的校長沙坪。一人打死倆校長。此案最初捉拿的嫌疑人就是這位女三中的高一生和非說卞校長和自己丈夫有姦情，唆使學生混鬧的袁素娥。但關押了一陣後又都放了。打死倆校長的那位將軍之女先是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釋放後又恢復了黨籍和軍籍。後來聽說移居海外，但不能確定。

另外，主凶被釋放，恢復黨籍軍籍的時間需要確定。如果發生在孔丹致信陳雲要求放紅八月的幹部子弟一馬之後（1984年2月27日），那有可能是陳雲的批示起了作用。

此案和所有文革遺留人命案都不難處理，那就是把是否刑事犯罪放在是否政治正確之上。一條人命一條人命地核實。中國最高的有期徒刑是20年，再多就是無期，然後是死刑。也就是說，無期相當於40年徒刑，死刑相當於80年徒刑。按一命抵一命的公平準則，此案應判一個死刑。如果不是一人下手之責，群凶可分攤80年刑期。以八五卞案為例，袁素娥如果還在，已經超過80歲，無服刑能力了。故80年徒刑由女三中的主凶和女附中高一3班的副凶分擔。主凶分擔10年，其他10名副凶分擔餘下的70年，每人平均7年徒刑。主凶一人打死倆校長。女三中校長沙坪的命案也照此辦理。如果兇嫌有8名的話，人均10年；那位背了兩條人命的將軍之女應背20年刑期。現在這些兇嫌都已是坐六望七之人；故應改沒有實際意義的“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為“再不服刑就沒機會了”或“再不坐牢就沒機會了”。兇嫌雖不都是幹部子女，但確有高幹的女兒。因為你爸官大，你就可以活活打死比你爸官小的老幹部而不負刑事責任。沙坪和卞仲耘都是抗戰時期入黨的老幹部，雖沒你爸官大，但不一定比你媽官小。因為兩人都是能獨當一面的一校之長。

另外，所有兇嫌個人財產的一半拿出來賠償死者家屬。因為運動是國家發動的，國家有責任另行賠償。

卞仲耘老師的愛人王晶垚先生曾去法院起訴，但判決卻說已經過了20年追訴期而駁回。中國的法律有問題。這是人命案，而且和一般的謀財害命與情殺案不同，是活活把老幹部打死的人權迫害案，不應有追訴期限。並且在20年之內國家司法在172.8萬條人命案中接受了幾起追訴？國家發動運動打死人命，卻制定法律給追兇設置障礙。而且20年追訴期限是江澤民任內製定的。根據先法管後事的立法原則，只能管立法之後的案件。卞仲耘和沙坪的命案都發生在立法之前。該20年追訴期限管不了這之前發生的命案。

人死工資斷。讓死難者家屬承擔全部人命和經濟後果是不公平的。僅僅空口道歉沒有什麼意義。以此案為先例，下次再來政治運動，還可以把人往死里打而不必負刑事責任。

再重申一遍，此案沒有宋彬彬的責任。

陳雲對孔丹、董志雄信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之子)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