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穿着一身囚衣，步入報社大門被收發室工作人員擋住了：“你找誰？”我道：“不找誰！回來報到。”收發久久地盯住我，狐疑地問：“報到？報什麼到？你姓啥？”我大聲道：“我是報社記者，叫黃澤榮，平反了，才趕回成都……”他一下上前抓住我雙手，笑着大叫：“你就是黃澤榮？知道，知道，還有個名字叫曉楓對不？”興許我“平反”回來的亊，報社人事部門早向他們說了，很難想到就是這個一衣囚衣的黑大個！他立即撥通電話，對看話筒高聲喊：“宋主任，黃澤榮同志回來了……”
報社一下砸了鍋，“曉楓回來了”消息似一陣風，很快傳遍上上下下，好些人涌到大門口，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同情、憐恤、嘆唶、眼淚，很難說清各種各樣的複雜心情，有幾位女同志在低聲議論：“整得太慘了，人黑得像砣煤炭”，“我的媽，整整二十三年呀！這日子咋過出來的”“……”
同情歸同情，政策歸政策。按規定，他“平反”回原單位，不但原職原薪，還得干原來的編輯記者。走時，他是個翩翩英俊青年，歸來的今天，兩鬢己銀絲閃閃，分配工作，也真有點麻煩。
好心人問：“被關了23年的他，會不會關傻了？究竟還能不能當記者和編輯，這可要考察一下才拍扳。”
不說不歡迎他歸來，可歡迎的方式卻令人心酸。有人讓他寫詩，試試他的思維和神經有沒有錯亂；有人讓他寫篇文章，考考他和現代人之間有沒有共同語言。沒有人把他當猴耍，也沒有人把他當成出土文物來看，可這樣的考察，真叫人浮想聯翩！
他沒有計較，也沒有怨言，回想十年動亂，他知道，“大家啊都被生活欺騙，空耗了整個年華青春！”“死去的含着冤，活着的留下恨”，他所希望的是“人們啊，切不要再去砍殺爭鬥，要珍惜和平幸福，友誼愛情”。他拿起筆，沒費多大力氣，就寫成了一首詩，寫成了一篇文。詩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文章登在《成都日報》上，人們看到他思維正常，神經沒有錯亂，不像“出土文物”，這才相信他仍然可以從事新聞採訪和編輯工作。當然，也有的朋友覺得他名聲大、級別高、資格老，是1954年就入了作家協會，後來還上了十四家高等院校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人物，原來又是文藝部的筆桿子，曾列席編委會，怕回到報社後工作不好安排。然而，曉楓沒有要求當官，他甘當別的助手，那怕是為編輯篩選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