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民間對陳小魯出現兩極評價

余杰

中共元帥、副總理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猝死之後，中國民間呈現兩極評價。

陳小魯身份特殊，是個話題人物。不僅因為他是根正苗紅的“頂級紅二代”——“太子黨”，更因為他在八十年代參加趙紫陽組建的“體改所”，六四後受審查而脫離官場，下海經商，前幾年公開為文革中紅衛兵的暴行向當年的老師道歉，並一直與體制內外的開明派保持聯繫，甚至不憚於接觸像六四後惟一坐牢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鮑彤等“超級敏感人物”；還有一層原因，他被外界視為安邦集團的實際控股人之一，在安邦董事長吳曉暉被捕的關鍵時刻，突然身亡，更是引起各界矚目。此前，自由亞洲電台曾報導說，安邦案發後，陳小魯也因在該公司報銷巨額出國費用，以及由安邦耗巨資出版紀念其父陳毅的書籍，也被官方約談並被限制出境。

曾因批評習近平而入獄的、被譽為中國最勇敢的女記者的高瑜，在推特上對陳小魯作出極為正面的評價：“鮑老的生日宴上，他說，上邊這次查安邦也把他查了個底掉，前幾天通知他結論是‘沒有他什麼事’，別人要說什麼就隨人家說吧，他要出去旅遊了。那天結束後下樓，我看到他竟然是騎着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來赴宴的，還給他拍了照，和他開玩笑。哪知此一別便成永訣！”（這是高瑜轉發的吳偉的文章，不是高瑜的話。）

而毛時代的公安部長、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亦撰文悼念陳小魯，隱晦地提及陳小魯一度在上海失去自由，接受調查，後來才得以脫身。文章中還一個耐人尋味點細節：“討論輓聯時，有一句引起爭論，‘民能問國，忠能直諫。’有位大哥提出不喜歡這個‘忠’字，我卻覺得小魯頗有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一時激動，就說‘建議不改，小魯大哥身上有忠啊，我們都有，雖然都不喜歡’。”

這兩段評價很有意思。高瑜與陳小魯有私人交往，對其作出頗有感情的正面評價，可以理解。但推文中披露出陳騎“破舊的自行車”來赴宴的細節，卻匪夷所思。（吳偉與陳小魯有私交，“頗有感情的正面評價”也是吳做出的。高瑜未言與小魯是否有私交，也未表感情。）

這個細節可以感動高瑜，卻不能感動我。我判斷人與事的首要標凖是，它是否符合“常識”，凡是不合“常識”的人與事，必然有偽。因為北京普通的中產階級都有私家車，而陳小魯即便不是安邦的大股東，多年來也利用父親的蔭蔽和關係網絡，賺得“金滿箱、銀滿箱”，此前陳還告訴記者說，“他和太太（粟裕將軍的女兒）經常出國旅遊，已經走過了一百零五個國家與地區。每年外出旅遊平均一百天。”由此可見，陳小魯豈是沒有豪車、騎自行車出門的平頭百姓？那麼，他為什麼要騎自行車呢？或許他知道這一次會見的都是一群備受打壓的“窮書生”，就故意騎自行車來赴宴，以便貼近這個人群？這就太過做作了。（陳若不出遠門都是騎輛舊自行車代步，見慣不驚，有什麼匪夷所思和做作的？）

陳小魯的死訊在海外也掀起一些波瀾。居所，陳小魯剛剛死去時，海外有一些“民運人士”，準備借追思陳小魯並追查其非“正常死亡”，當作“討習”的藉口。後來看到陳小魯盛大的追悼會才作罷。

中國很快傳出陳小魯追悼會的詳情：陳、粟兩家兄妹和子女全部參加。習近平、曾慶紅、王岐山、馬凱、習遠平、習橋橋送了花圈。習遠平、劉蒙、張翔、羅援專程參加。陳的妹夫、外交系統的前高官王光亞說，三月三日政協開幕式結束後，習近平握着他的手說：「小魯是我多年朋友，聽聞小魯去世，深表關注，希望處理好後事！家屬節哀！」

由此可見，陳小魯身上雖然沒有覆蓋黨旗（級別不夠），但“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王光亞特意放出習近平親自致哀的消息，這個久經官場的老油條這樣做別有深意在，以此顯示習近平並未因為安邦事件而與昔日地位比他更高、知名度比他更大的知名太子黨陳小魯翻臉。陳小魯從安邦事件中脫身，無疑是得到了習近平的親自批准。陳小魯有沒有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習近平認為他沒有問題。

有趣的是，很多民間人士對陳小魯的評價，既不同於中共官方，也不同於那些知名公知和海外民運人士。或許既沒有個人情感，也不用考慮派系鬥爭等因素，他們的言論坦坦蕩蕩，脫口而出：

有人說：“慶豐為他爹修了陵園，陳小魯也準備為他爹修紀念館，如果他們真的有反思，就不該以他們的爹為榮，因為他們爹的成功奪權是建立在很多炮灰的鮮血之上的，暴力血腥，沒啥好驕傲的。”

也有人說：“陳小魯本就是一壞蛋，出生在土匪世家，怎能不壞？看看他是怎麼反思的，就知道他的思想基準線在哪個地方。什麼不歸罪毛，不歸罪黨，現在只要有點兒道歉反思的意思，便成了需要大肆宣揚的事情，好意思嗎？做完惡魔再來做好人，怎麼做怎麼有理？”

還有人說：“陳小魯在浙江嘉興的杭寧杭州南京高速公路及嘉興標準公司坑農民工群體，拖欠耍賴不給農民工工資被告上法庭還耍賴，典型土匪強盜做派。”

看到普通人對陳小魯的評價，就知道公知和民運群體如何脫離中國基層的民意。中國民眾對太子黨、紅二代的厭惡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即便是陳小魯這樣“相對較好”的太子黨、紅二代，也在民間得不到絲毫的尊敬和好評。

而陳小魯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的認識，從此前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撰寫的一篇訪談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談到對毛的評價，陳小魯說：“他是領袖型人物。毛主席和很多共產黨領袖一樣，有救世主的情結，要改變世界，救民於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並為這套理念而奮鬥。當然他這個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應該功德圓滿了。他卻搞一場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東西再打掉。”陳小魯又說：“在重大的哲學問題上，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對毛的功過問題，他又說：“有功有過，功大於過。經過革命戰爭，建立新中國，最後把中國整合起來的是毛澤東。後來改革開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國際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時的共產黨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礎，還是有關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關聯。他還是一個領袖吧，有功有過。而且，他對中國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這樣的評價，基本上在曾當過毛澤東秘書的黨內開明派大佬李銳的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的框架內，也符合習近平所說的“前三十年”（毛時代）與“後三十年”（鄧時代）不能割裂的觀念。如果這樣的說法放在德國，就成了“希特勒幫助德國從一戰失敗的陰霾中走出來是有功的”、“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國，修築高速公路，對以後德國的發展是有利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說的是真心話”……在德國，這樣的表達不是言論自由，是會被法律治罪的。然而，在中國，陳小魯在此種思維方式下的“道歉”，居然獲得滿堂喝彩，為什麼中國的道德和法律底線如此之低？

在我看來，陳小魯的道歉，根本算不上道歉，而是第二次掩蓋真相和真理。正因為中國尚未實現民主化，尚未經歷轉型正義，這樣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道歉才在民間得到廣泛讚譽。人們認為，不管其認識如何，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吧。這是何其可悲的奴性思維。

從本質上講，陳小魯是“救黨派”，而非民主派或自由派。正如羅點點對“忠”這個概念的認識，陳、羅等革命元老之後，對黨永遠忠貞不渝，即便這個黨吞噬了他們的父輩，即便這個黨屠殺了數千萬的國人。

陳小魯當然不可能徹底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因為否定毛澤東，也就意味着否定毛的打手陳毅，否定他們的父輩“打天下，坐天下”的道路，也就否定他們自己非富即貴的特殊身份。如果沒有毛澤東和共產黨，他們擁有的一切立即化為烏有。這就是陳小魯和其他一些似乎“覺醒”的紅二代——如陶斯亮、秦曉等人——的歷史局限。

對於「紅二代」在民間口碑不好，陳小魯做了如下這番辯護：“其實，沒當高官的「紅二代」，生活都很普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就是中等收入，生活得很好的不多，當高官的，發大財的不多。為什麼很多「紅二代」願意參加外地的紀念活動，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連自己旅遊的錢都沒有。當然了，他們的日子比老百姓好一點，但也有限。像我們這樣經了商的，好一點。話又講回來，像我的企業，我是納稅人，我不吃皇糧，我是自食其力的……我們八中的「紅二代」，很多副部級以上的幹部，貪腐的比例很少，說明這代人受過傳統的教育，有他的擔當，有他的抱負，也有他的自律。老百姓對「紅二代」有這樣的情緒我也很理解，比如最近審判薄熙來，老百姓好像認為「紅二代」都跟薄熙來一樣，可能嗎？”

這段表述更是荒腔走板、欲蓋彌彰、越描越黑。紅二代固然不是個個都“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但大部分都屬於空手套白狼的權貴階層。美國媒體彭博社曾經發表長篇報導《毛澤東繼承人是今天中國頂尖資本主義新貴》，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子孫控制中國、累積驚人財富。彭博社報導披露，毛澤東繼承人的二十六個紅色後代控制了中國頂尖國有企業。其中包括國務院已故副總理王震兒子王軍、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女婿賀平、已故元老陳雲的兒子陳元，光這三人在二零一一年就掌握達一點六兆美元資產。彭博社追查中共“太子黨”一百零三人的背景、財務與親戚關係，並指出至少有二十六名“紅二代”掌控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篇報道發表後，中國當局立即封殺彭博社網站。中國當局究竟害怕什麼呢？聲稱很多太子黨、紅二代過着“平凡生活”，“受過革命教會”，“很自律”的陳小魯，與其空泛地為太子黨漂白，不如拿出證據來反駁這篇報道中提及的每一個事實，提供中國數百個太子党家族的財務狀況，這才能讓人信服。

而陳小魯自己，不妨捫心自問：若在西方利伯維爾場經濟的環境下，能如此輕鬆地發財致富嗎？若不是靠着“元帥之子”的身份，怎麼可能一夜暴富呢？陳小魯居然還振振有辭地以“納稅人”、“自食其力”來自我辯解，真是“無恥者無畏”。

記者在這篇訪問的最後，還特別提到一個細節：“在提到台灣、香港、澳門時，他都特別在每個地名後加上‘地區’兩個字。陳毅當過近十年的中國外長，小魯是武官出身，這些國家利益的細節表述至關重要。”

可見此人仍然是一名崇信“大一統”觀念的國家主義者。對他來說，國家主權高於人權，他不會認同聯合國憲章中確立的“住民自決”原則。陳小魯號稱走過一百零四個國家，但他似乎沒有從近年來取得獨立地位的科索沃、東帝汶那裡得到什麼啟示，也沒有觀察和思考過加拿大魁北克地區、蘇格蘭及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獨立運動及全民公投。他愛中國，愛中共，愛毛澤東，也愛自己的特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