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喝酒舌頭大了 什麼話都說

南北方城市各有優點，不能一概而論，易中天認為評判的標準首先明白自己的出發點，“比方說我現在想吃東西，我肯定挑南方的，我不會挑北方的，所以說當你在做選擇的時候，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你要幹嘛。”

“做人學道家，做人要大氣一點；做事學儒家，做事你要實在一點”，易中天認為，如果是交朋友，肯定喜歡北京人的風格，但是做事情，找合作夥伴，我真找上海人，不找北京人，“我才不找北京人做合作夥伴，不靠譜，喝酒舌頭大了，什麼話都說，不靠譜。”   

上海人大氣不張揚 很少人發現

相比北京的大氣，上海始終被認為是“嬌、嗲，小家子氣”，易中天對此並不贊同，“用流傳的成見去看問題，不思考就信以為真”，易中天認為，“像上海這樣一個城市，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遠東第一的國際化大都市，它裡面肯定有它的東西。”

“小里小氣的、女里女氣的你們以為就是這樣，它能稱為大上海，它能出黃金榮、杜月笙那樣的人嗎？蔣介石能從那兒起家”易中天堅信，“上海其實有大氣的東西，只不過它的大氣是不張揚的，它的大氣表現在一種兼容和包容。”

“上海有句話講‘要做大’，就是你要做大，它是能做大的，這是它比廣州快的原因”，易中天在《鳳凰網-非常道》節目中表示，這裡面是有原因的，“這些東西被那些表面上的甜、嗲遮蓋了，而上海真正的本質，很少有人去挖掘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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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和上海人，

為何互相瞧不起？

作者：易中天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只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只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噩夢，而詩多半是美好的。

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只是顯得)相當有智慧學問。

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麼也掉不了價。

上海人就兩樣了。他們的生活是世俗、實在的、精打細算和穩紮穩打的，是埋頭做生計和精心過日子的，是“螺螄殼裡做道場”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職員和市民的社會裡，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謹小慎微的。他們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來表示他們的選擇。

當他們斥責別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時，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對貧窮和鄉氣的蔑視。他們把交朋友叫做“軋朋友”，把不負責叫做“拆爛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賣相”，把假冒偽劣叫做“開大興”，世俗氣十足，一點也不高雅。他們罵起人來也不好聽，不像北京人損人那麼藝術，讓人忍俊不禁。

他們的娛樂也充滿了市民氣，而偌大的一個上海簡直就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樓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許許多多的上海人和許許多多手裡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領地躥來躥去的外地人。

總之，上海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上海從來就和詩不“搭界”，上海的詩人也從來就成不了什麼氣候。上海現在颳起了一股濃濃的懷舊風。老房子、老公寓、老門牌，里弄門口AD1930的字樣，有着牽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聲機，黑色的密紋唱片，美人頭月份牌，裝生髮油的玻璃瓶，老上海鹽汽水，沙利文小圓餅乾，這些東西都牽動着上海人的情絲。

甚至就連上海有線音樂頻道的廣告，都做成了1930年代的風格，中間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寫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會時尚”，只不過是簡體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開始做夢了，而且是“鴛夢重溫”。但我並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詩意，不像北京懷舊就詩意盎然。上海有多少舊好懷呢?能懷的又是什麼呢?

甚至就連他們的紳士風度淑女風範，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這就顯得底氣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說上海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上海畢竟只有百多年的歷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歲月! 但，我卻並不認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關係有點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幾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則是比較寬厚的。他們並不特別看不起外地人，卻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於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評價，竟是“你不像個上海人。”

北京人的這種態度很沒有道理。

不錯，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沒有麼?北京人是很大氣，但這大氣常常變成霸氣；北京人是很平和，但這平和可能變成平庸；北京人是很達觀，但這達觀往往成為不思進取的託詞；北京人是很幽默，但這幽默弄不好就變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問路，如果不先叫一聲“大爺”，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個兒找去吧，您哪！”沒什麼無私奉獻熱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為自豪的禮數和豪爽，也可能變成虛套和假模假式。一個朋友這樣向我描述他對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熱情很豪爽麼?見面三分鐘，如果你們很投緣，他立馬就會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們”。如果你到他家裡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勁，他會堅持留你吃飯。如果你要走，他會生氣說：“哥們別走!我鍋都給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來吃飯，那就麻煩了。“喲！哥們，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連鍋都刷了嗎?”“鍋是刷了，可面還沒買哪！”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人確實不會輕易和別人成為朋友。他們在和陌生人接觸時，甚至會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遠之”。彬彬有禮客客氣氣的後面，是可以感覺到的警惕和疏遠。所以，同上海人成為朋友並不容易。但一成為朋友，就相當可靠，甚至終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時我們“相忘於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

他們答應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準確地說是朋友的朋友)，為了幫我一個忙，三次和我約會，每次都準時到達。這種守時守信的作風，也是大多數上海行業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這與商業社會重信譽守合同的傳統不無關係。

上海人甚至還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氣。一般地說，上海人是比較膽小怕事，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沒有正義感。事實上，由於上海人精明過人，他們對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過多半不願意說罷了。然而他們會通過其他方式來表示。“文革”中，我因為同林彪死黨丁盛一夥的走狗唱對台戲而遭批鬥。每次批鬥會回來，都有一個人立即打來一盆熱水給我洗臉。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許繼劭。

平時我們來往不多。而且，據他後來說，他先前對我是很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在許多人對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用一盆盆的熱水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歷來是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二十多年後，他對我說：“你當年其實是替我們全體知青在受難。”也就是說，他對我的幫助，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正義感。

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則是：趁“革命群眾”看電影受教育(牛鬼蛇神無此資格)時，偷偷溜進我房裡通報一些秘密情報，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誰說上海人不會“路見不平，撥刀相助”?方式不同罷了。實際上，上海人有很多優點是和北京人一樣的。比方說，素質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養等等。上海和北京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籌。

何況，上海人還有許多北京人沒有的優點，比方說，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再說，上海人雖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惡名，但至少不會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並沒有道理。

比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優缺點，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北京人最可貴的，是他們的貴族精神。什麼是“貴族精神”?依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

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曹劌，雖無官銜爵位，卻有貴族精神；而那個在俘虜營里“樂不思蜀”的劉禪，雖然是鳳子龍孫，卻與貴族精神無緣。

然而，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薰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只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

事實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氣，貴族精神也可以說是北京的靈魂。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北京才成為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麼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之類的“市罵”)。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我在下面還要講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氣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比得過。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的靈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帥、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藝術性，甚至乾脆就痞成藝術品。

無疑，貴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產生。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與薰陶。尤其趣味的培養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堅實的文化基礎和雄厚的精神資本，否則就只會產生“偽貴族”，就像上海那些“貧血”的紳士一樣。北京恰恰有這樣的條件。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為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確有英國人看美國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發戶的味道(現在的上海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和眼光看深圳)。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歷史悠久積深厚，總不敢望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面，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着不解之緣。

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麼“貓膩”。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築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 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了。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只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前面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

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着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便很可能驢沒了，只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只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儘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歷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志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只要站起來就行了。”有沒有用呢？全靠自覺了。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面。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規則。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已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隻眼閉隻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只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乾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儘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只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此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係走後門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這種理性無疑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是基於實用價值並為實用服務的。這就使上海人能獲得更多的實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務和關係都泛實用化，則理性也就會變成算計。這也正是上海人頗遭物議之處。上海人給人的感覺，是什麼事物都講實用、講實惠、講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說交朋友。

北京人多半看感覺。如果感覺好，對脾氣，那麼，不管你是什麼人，也能成為“哥們”。上海人則多半會要講實惠，即要看交你這個朋友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則交，甚至不惜鞍前馬後。如果沒用，則多半會客客氣氣把你打發了。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並不盡然）吧，又礙你什麼事呢？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於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士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北京冠蓋如雲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

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怕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了。可上海偏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裡有點那個。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氣的來歷了。

來源： 木子思想 201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