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zt)

近年來，歐美學者對傳統的中世紀形象進行了許多反思，很多新觀點與人們的普遍認識大相徑庭。以下是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大學歷史系主任托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 Madden）關於宗教裁判所的一篇文章，相信會讓很多讀者大為震撼。歷史很難客觀，也很難有一定之論。惟其如此，我們才應該抱着更加寬容和開放的態度去探究過去，從而更好地理解現在和將來。

在指斥天主教會罪惡時（人們經常這麼做），人們總是把宗教裁判所作為一個突出的例子。

那些對歐洲歷史沒什麼興趣的人們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個由狂熱而殘忍的教士主導的機構，這些教士拷打、殘害並殺死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的人。在現代，“宗教裁判所”這個詞既代表一個機構，也代表一個歷史時期。如果自己主持的聽證會被稱為“宗教裁判所”，這對大多數議員來說絕不是一種恭維。

不過，近年來人們對宗教裁判所進行了更多的研究。在準備千禧年慶典的過程中，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要求學者們探明宗教裁判所時期所發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岡向來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學者開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現代繼任者）的檔案。現在，學者們最終寫出了長達800頁的報告，並在羅馬召開新聞發布會將之公諸於眾。其中最令人震驚的結論是，宗教裁判所並不像人們想的那麼惡劣。拷掠並不多見，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也只有大約1%被執行了死刑。正如當時的一條新聞標題所示，“梵蒂岡縮小了宗教裁判所。”

許多人用驚訝的喘息和嘲諷的冷笑來對待這份報告，這進一步證明了歷史學家和普通大眾之間的確存在着一條可悲的鴻溝。真實的情況是：儘管報告中運用了許多此前無法獲得的材料，它反映的卻只不過是無數學者早已從其他歐洲史料中了解到的事實。關於這個問題有不少精彩的新著，包括愛德華•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988）以及亨利•凱門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1997）。簡言之，歷史學家早就已經知道，大眾關於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虛妄的。但真相又是如何呢？

要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性質，我們就必須懂得中世紀的確是一個落後的時代。我們不能指望，過去的人能夠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世界以及他們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黑死病時期，你會有什麼樣的人生態度）。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宗教不只是人們在教堂里實踐的東西，它就是科學、哲學、政治、個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宗教不是一種個人愛好，而是一種永恆普遍的真理。這一來，異端邪說就成了插在此種真理心臟上的利刃，它不但會給異端分子帶來滅頂之災，還會危及周圍的人，令社會結構四分五裂。

宗教裁判所並不是產生於剷除異己或是壓迫人民的欲望，我們不如說它是一種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嘗試。是的，我就是這個意思。異端學說是一種反國家的罪行，它在羅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為死罪。統治者們相信自己的威權來自上帝，他們無法容忍異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們認為異端分子是危險的外來者，必將招致天譴。在中世紀早期，被控為異端的人會被帶到當地領主那裡接受審判，跟那些偷豬或是損壞灌木叢（是的，這在英格蘭是一種嚴重罪行）的人一樣。跟那些犯罪不同的是，你很難認定被控告的人是不是真的異端分子。（要判斷明白），首先得有人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學訓練—-那正是大多數中世紀領主十分缺乏的東西。結果，歐洲各地有無數的人被世俗統治者處死了，沒有公平的審判，也沒有對指控有效性的適當評估。

天主教會在這個問題上的對策就是宗教裁判所，它於1184年由教皇盧西烏斯三世（Pope Lucius Ш）始創。它的創設是基於這樣一種需要，即讓被指控的異端分子得到公平的審判，這樣的審判由知識豐富的法官主持，並按照證據法的原則行事。在世俗統治者眼中，異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國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會看來，異端分子只是離群的迷途羔羊。作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們有責任按照耶穌基督的教導來把他們帶入正途。這樣，中世紀的世俗領袖們汲汲於捍衛自己的王國，而教會則在努力拯救靈魂。宗教裁判所為異端分子提供了一種逃脫死刑並重返社群的方法。

正如這份新報告所確認的那樣，大多數被宗教裁判所控為異端的人都得到了緩刑或是無罪開釋的結果，那些被認定犯有重罪的人也可以有懺悔、苦修並重返教會的機會。宗教裁判所背後有這樣一個假定，那就是異端分子只不過是走錯了路的迷途羔羊。但是，一旦審判官確定某隻羊的離群是出於故意，宗教裁判所就別無選擇了。不知悔改和頑固不化的異端分子將被逐出教會並交由世俗統治者處理。與人們通常的想象不同，宗教裁判所不會燒死異端分子。把異端邪說定為死罪的是世俗統治者，不是教會。事實上，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無數無辜（甚至是不那麼無辜）的人，而那些人本來可能會成為世俗領主或是暴民統治的犧牲品。

在13世紀當中，宗教裁判所在方法和實踐上都變得系統得多了。訓練有素的多明我會修道士銜教皇之命主持着宗教裁判所。他們組織的審判代表着當時歐洲最好的法律實踐。14世紀以降，王權日益增長，宗教裁判所的主宰從教皇變成了國王。以前只有一個裁判所，現在卻有許多個。儘管存在濫施刑罰的危險，但西班牙和法國等地的君主還是盡力保證其治下的裁判既有效率又不失仁慈。16世紀，女巫大恐慌席捲歐洲，這股歇斯底里的狂熱正是在那些擁有完美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區得到了遏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過訓練的審判官對女巫集會和烘烤嬰兒之類的指控進行了調查，並認定它們毫無根據。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國，世俗和宗教法庭燒死了數以千計的女巫。

與中世紀其他世俗法庭相比，宗教裁判所無疑要開明得多。那麼，宗教裁判所並沒有燒死數百萬人的事實為什麼會讓大眾尤其是新聞界如此驚訝呢？首先，當今天的人們想到宗教裁判所的時候，他們腦海里浮現的實際上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這樣說也不對。他們腦海里浮現的實際上是關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神話。有趣的是，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着普遍的讚揚，被認為是歐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實上，當時還有這樣的記錄：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褻瀆的行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監獄。不過，在1530年之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新起的異端路德教，關於它的錯誤認識可能正是來自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敵對狀態。

到16世紀中葉，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富有也最強大的國家。包括荷蘭、德國北部和英格蘭在內的歐洲新教區域也許無法在軍事上與之匹敵，但他們卻擁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機。西班牙人在戰場上擊敗了新教徒，但卻輸掉了宣傳戰。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人們製造出了關於西班牙的著名的“黑色傳奇”（Black Legend，從16世紀開始，反對西班牙和天主教會的一些作家和歷史學家寫了大量著作來反映西班牙的殘忍和不寬容，由此製造出了一個邪惡的西班牙形象，是為“黑色傳奇”—-譯者注）。數不清的書籍和小冊子從北方的印刷機里湧出來，控訴着西班牙帝國在新世界的人性淪喪和可怕暴行。富饒的西班牙被描繪成了一個黑暗愚昧的邪惡之地。

新教針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宣傳從“黑色傳奇”中所獲甚豐，但它也有其他的來源。從宗教改革開始的時候起，新教徒就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困難：他們難以解釋為何新教創立的時間會和基督創教的時間差了15個世紀。天主教徒自然會在這一點上做文章，他們指責新教徒是在基督的教會之外別立旁門。新教徒則辯稱他們的教會才是基督的教會，只不過是被天主教壓制在了地下，而羅馬天主教會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它像當年的羅馬帝國一樣在整個中世紀期間迫害基督徒。不巧的是，中世紀還沒有新教徒，但新教徒作家們仍然從中世紀異端分子的各種表象下認出了他們。這一來，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就完全成了一個試圖摧毀隱藏的真正教會的兇手。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仍然十分活躍，正在以極高的效率把新教徒驅逐出西班牙，它對新教作家來說不過是這一場大迫害的最新版本。有了這一素材，再隨便加點“黑色傳奇”的作料，你就可以一本接一本地炮製關於殘忍邪惡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小冊子了——那些新教作家就是這麼幹的。

西班牙帝國及時地退出了歷史舞台，財富和權力轉移到了北方，尤其是法國和英格蘭。到17世紀晚期，歐洲各地的咖啡館和沙龍里已經溢滿了宗教寬容的氣氛。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裁判所都萎縮了，只有西班牙人還抱着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不放，並因此受到人們的奚落。伏爾泰之類的法國思想家把西班牙看作是中世紀的樣版：虛弱、野蠻、迷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本來就已經戴上了宗教迫害的嗜血工具的帽子，現在又被啟蒙思想家們嘲笑為愚昧和不寬容的野蠻武器。一個新的、虛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它是由西班牙和天主教會的敵人設計出來的。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里的伽利略棺槨

現在，關於宗教裁判所的一點點真實寫照已經回到了人們的視線當中。問題是：有人會注意這些嗎？

（確認被燒死的異端有被瑞士加爾文教派燒死的布魯諾和法國的聖女貞德。但羅馬教廷沒燒死伽利略也是真的。）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正門外觀。左側立雕像是但丁

網友：

正在讀一本《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實際上宗教裁判所的運動在15世紀末西班牙統一戰爭中就已經開始。伊沙白拉和斐迪南統一西班牙的戰爭把對宗教多元化相對容忍的摩爾人的統治推翻，先是強迫猶太人皈依基督教，不皈依者則驅逐出境。然後藉口皈依者並不真心信奉基督教，進一步迫害猶太人，沒收他們的財產。宗教裁判所始終是在王權及本土貴族的推動之下進行，教皇幾次試圖限制宗教裁判所的權力，都被國王拒絕。歐洲中世紀走向現代國家集權的過程，也是王權與梵蒂岡爭奪對本土教會控制權的過程，從英國的亨利二世，到約翰王，馬丁路德以及都鐸王朝與羅馬的決裂，都是這樣，並不是根本信仰的差異，而是地緣政治的結果。西方的天主教，新教與東正教在文化上差異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