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等待槍決的音樂家(zt)

即使不會舞蹈，當《第二圓舞曲》響起，你的身體也將不由自主地律動。

這就是音樂的魅力。

1937年，列寧格勒的一處公寓樓里，一位30歲出頭戴着眼鏡的男子，腿邊靠着一個行李箱，總是在深夜的電梯門前等待着。

他覺得，與其穿着睡衣從公寓裡被拽出來，他寧願收拾妥當，一夜又一夜的守在電梯門前，等着被捕。這個人就是《第二圓舞曲》的作者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20世紀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一個終其一生都在等待被槍決的人。

肖斯塔科維奇是個絕對的天才。

在母親的影響下，他9歲開始學習鋼琴，接受音樂教育，11歲就創作了《自由頌》和《紀念革命烈士的葬禮進行曲》。童年時期的這些作品，已經顯露出他一生創作的趨向：力求通過音樂反映現實生活，並滿懷激情的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態度。

1919年，肖斯塔科維奇考入彼得格勒音樂學院，經過6年學習，先後取得鋼琴和作曲專業的學位，他的畢業作品《第一交響曲》一經問世就獲得了巨大成功。那時，他才19歲。由於才華出眾，他理所當然的被學校選去參加比賽，在正式開賽之前，所有人必須要通過一個有關政治的考試，而年輕的肖斯塔科維奇竟哈哈大笑。

然而，他當時並不知道，政治不是鬧着玩的。

1936年初，肖斯塔科維奇未滿30歲，此時的他已經發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蘇聯最閃耀的新星。這一年，他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斯大林在觀看這部劇時，第一幕還沒結束便憤然離場。

幾天後，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緊接着，各大報紙紛紛對這位年輕人口誅筆伐，甚至各省的工人與農民也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從“人民的作曲家”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身邊的朋友，昨天還是笑臉相迎，今天已是形同陌路，肖斯塔科維奇憤怒至極，但憤怒過後，恐懼慢慢襲來，因為這正是蘇聯“大清洗”時期。據後來統計，蘇聯在此期間有130萬人被判刑，68.2萬人遭槍殺，除了軍界和政界，經濟、科學和藝術界人士也同樣遭到了清肅。

也就是在此期間，肖斯塔科維奇夜夜穿戴整齊來到電梯門前，等待被帶走。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我懷着一種有罪的感覺坐着，而事實上我沒有犯任何罪。”

在這樣的環境下，肖斯塔科維奇只能忐忑的活着，但他並沒有停止對音符的抒寫。

在希特勒的部隊跨越蘇聯邊境時，肖斯塔科維奇參了志願者的隊伍，為國家開溝挖渠。期間，他寫下的《第七交響曲》把被圍攻的局勢和自己的焦慮全部傾瀉在裡面。這首曲子傳到了戰爭的各個角落，在列寧格勒轟炸前線，它用大喇叭播放；1942年，數百萬美國人在電台里也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弘的音樂。

《時代》雜誌更是將這位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音樂介入了戰爭，它對軍民士氣的提升不可估量，肖斯塔科維奇成了戰爭英雄。

戰爭結束後的40年代末期，肖斯塔科維奇的創作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干預，恐懼也依然存在，那些所謂的“形式主義危害”被禁止出現在曲調中。

這個音樂上聰明絕頂的天才，在政治上並不敏感，為此，中央特意為他請了家庭教師。老師進門後就開始批評他家裡沒有斯大林像，他像犯錯誤的學生一樣做檢討，表示一定改正。

當他們談論起斯大林安排自己去紐約的那個電話時，老師兩眼發光說：“想想吧，你在和誰說話？半個世界的主人！雖然你也很有名，可和他比起來，你算什麼？”

“蟲子。”

“完全正確！蟲子。”老師沒有聽懂肖斯塔克維奇鼻子裡哼出的嘲諷。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後如是說。

友人同情的看着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髮，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1975年，肖斯塔科維奇病逝於莫斯科。

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中，他共創作了100多部作品，絕大多數至今被奉為經典。

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蔑視強權的人，但他無心成為極權之下的殉道士，於是只有與當局保持表面的妥協與合作。在他去世後，蘇聯稱他為共產主義者，西方稱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有的人認為他為政治壓力犧牲了藝術，另一些人在他的音樂里苦苦搜尋反斯大林的主題。但事實是，在特殊環境下，非黑即白的分類毫無意義。

正如他的音樂，“多是墓碑”，也是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