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國情的難題 zt

 伊朗這兩年國內出現過兩次大的反政府示威。一是“雞蛋騷亂”，“雞蛋太貴了！”這是2017年底2018年初，伊朗宗教聖城馬什哈德爆發示威時人們喊出的第一個口號。

那會的伊朗失業率高達13%，通貨膨脹率保持在9%的高位，一些食品的價格高漲30%。還有年輕人的問題。伊朗8000萬人口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70%，這個人群中又有40%左右失業，年輕人的日子不好過。再加上外部勢力的誘導，“雞蛋騷亂”演變成全國性遊行活動。

　在2019年11月的伊朗又再次上演石油騷亂。　　在政府宣布汽油漲價並實施定量配給後，伊朗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一些情緒激動的年輕人喊出了“反政府”“復辟巴列維王朝”的口號，還在街頭焚燒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畫像。

除了與美國之間對抗的民族矛盾那點事，伊朗的階級矛盾也非常突出。首先，貧富差距較大。富人和窮人的居住區域、環境和生活條件分野明顯，德黑蘭的北部是富人聚居區，而窮人只能擁有南部狹窄的生活空間。

其次，核問題一波三折，讓伊朗社會身心俱疲。簽署伊核協議原本可被視作魯哈尼政府的一項功績。它曾經讓全世界都放下心來，覺得一個火藥桶的引信被拆除了，就連伊朗國內大部分民眾，也會覺得平和的日子重新回歸了。美國的退出讓一切又回到了冰點。美國的制裁扼住了伊朗的石油出口以及金融、航空等領域，導致伊朗原油出口下降超過80%；里亞爾貶值200%左右；失業率高達11%；通脹水平上漲4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伊朗經濟今年將萎縮9.5%。萎縮率那麼高，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不小的打擊。

魯哈尼上台後，曾經想要針對性地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效果並不理想。

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的高層把大筆錢投向了海外擴張和“革命”，投資顯然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對外援助”的範疇。這激發了相當一部分人的不滿。

　　但是，伊朗的社會穩定經驗在中東國家算好的。

　伊朗人搞街頭政治，進行示威遊行，是有百年歷史的“光榮傳統”，政府當成家常便飯。有足夠的經驗和手段擺平。

伊朗的情況和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有所不同。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亞的卡扎菲等，基本都是昔日靠政變上台的軍人，他們不同程度地將國家變成自己的私產，早就失去了民眾的支持。隨着軍隊在最後一刻的倒戈，便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局面。

伊朗的現政權不一樣。它是在當年反巴列維的群眾運動中出現的。領軍人物即宗教領袖的特殊地位，還有什葉派意識形態的思想紐帶，迄今都牢牢保持着在伊朗民眾中的影響力。

霍梅尼創造政教合一的政權模式，試圖走出一條獨特的非西方發展之路。支持這一發展模式的群眾基礎至今仍在。

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導致幾十萬伊朗青年戰死沙場，但也使伊斯蘭政權練出抵抗壓力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鞏固了國家機器。美國40年的打壓和制裁，又使伊朗政權學會了在國際高壓下求存的各種手段。

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通過“顏色革命”， 以低成本的內亂改變伊朗政權的企圖。這兩年的伊朗反政府騷亂後，美國政要總是第一時間出來譴責伊朗政府，鼓動動伊朗人民反對政府。

　　　福克斯新聞引述了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伊斯蘭問題專家的話說，最新的反政府抗議是伊朗現政權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如此嚴重的威脅，德黑蘭政權正處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最脆弱和危險的時刻。

可是這些因素還不足以成為伊朗發生顏色革命的第一張骨牌，它們都還沒有超出伊朗政府能夠應付的狀況。

伊朗社會沒有明面上的反對派。在其體制內部，有激進派和溫和派，溫和的一派傾向於與西方搞好關係，但西方利用這些人來撬動伊朗局勢不容易。

伊朗社會民族意識強大，多數人民反感於外部干涉，而且伊朗政府也善於將內部的問題轉化成外部力量插手的政治問題。這種情況下，沒有人願意與西方發生太多的關聯，充當它們在伊朗的馬前卒。直到現在，西方對伊朗社會的實際滲透是很有限的。這是伊朗與其他發生了顏色革命國家的一大不同。

但當下的伊朗確實需要面對一個根本矛盾，那就是伊斯蘭革命40年了，是繼續革命還是大力搞好經濟建設。這在伊朗國內有相當大的分歧，一方面伊斯蘭主義頑固，另一方面有相當多人認為伊朗應該改變內外政策，還有一些人甚至無法接受現有的伊斯蘭政權。  

現在，美國刺殺蘇拉曼尼引起伊朗反美和伊斯蘭主義空前高漲。而伊朗擊落民航的事故又導致不滿生活困難的的民眾反政府的運動。  伊朗政府的命運位於十字路口。 

不過，一旦伊朗崩潰，中東再次出現恐怖主義泛濫的亂局是大比數的事，上次是遜尼派為基礎，這次將是什葉派領頭。上次伊拉克什葉派神廟被襲，連印度的5000萬什葉派也要來中東報復，可見什葉派人口眾多，凝聚力大。搞亂伊朗，世界領袖要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