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面照妖鏡——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吐真情

樊巍

“我身邊很多醫護都曾產生過疫情結束之後就辭職轉行的想法。”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劉潔對《環球時報》赴武漢特派記者說，“這一次疫情顛覆了我們很多人的人生觀和從業觀，逝去的同事，無助的病人，懷揣一顆醫者仁心，卻一次次被現實澆涼。對醫護而言，似乎沒有比這更絕望的事。”

“但我們最終還是堅持下來了，我們經歷了世間冷暖，見證了城市復甦，有些熱愛你只有撐過黑暗，見到曙光，才能更加深刻的體會到。”劉潔稱。

1、“我告訴自己，17年前那場劫難要回來了”

現已公開的學術論文顯示，武漢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於去年12月1日發病。而據公開報道顯示，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被認為最先上報疫情的人，2月6日《環球時報》赴武漢特派記者曾專訪張繼先主任，張繼先主任告訴本報記者，去年12月27日，她和院方就已將四名病人病情異常的情況上報給了江漢區疾控中心。12月29日，省、市衛健委疾控處指示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來到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但在出現的首例病人和省市疾控部門的首次響應之間，這近一個月的時間內，武漢市中心醫院並不平靜。作為離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兩家三甲醫院之一（另一家為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成為最早一批和新冠肺炎病毒“交手”的醫院。

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2019年12月1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名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高燒不退的病人，22日這名病人被轉到院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樣本送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做高通量測序，後來檢測機構以口頭通知的方式告訴中心醫院，這是冠狀病毒。

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曾向本報記者透露了一則案例，2019年12月2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收治了一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

該院呼吸內科的學科帶頭人，主任醫師趙蘇認為這個病人感染症狀比較獨特，根據科研課題設計，武漢市中心醫院收集病人呼吸道樣本，由武漢疾控中心在2020年1月3日下午轉交給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一個團隊。

從醫二十餘年的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陶俊稱，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於2019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收治了4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疑似病人，其中3人是華南海鮮城的商戶，1人是華南海鮮市場商戶的家屬。四名病人的特點都是血常規淋巴細胞減少，肺部CT呈現磨玻璃樣病變，並伴有發熱症狀，這些都和平時的社區獲得性肺炎顯著不同。

陶俊認為，武漢市中心醫院12月中下旬的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經橫行的跡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數R0至今也不過3.0左右，與SARS早期情況接近，甚至略低於相當一部分研究報告對SARS早期傳播能力的判斷，按照傳染病的發病趨勢，如果第一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現，那麼發展的速度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迅猛，”陶俊稱。

但陶俊也坦言，即便12月份中下旬武漢市中心醫院陸陸續續出現一些低熱、乏力、CT影像呈現磨玻璃樣病變的患者，但在他看來這種並非典型的症狀並沒有讓他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和他的同事真正開始對這種異常情況產生警覺還是在12月底。

一份經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證實情況基本屬實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新冠肺炎疫情處置情況說明》顯示，12月29日下午兩點半左右，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的醫生向院公共衛生科上報了四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這四名病人經過CT和查血判斷，呈現出病毒性肺炎的表現。

隨後院公共衛生科將這一情況上報給了武漢市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得到的回覆是：近段時間該區也接到了其他地方的報告，送到市里查了各項病原都沒有結果，針對武漢市中心醫院的情況，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向領導匯報後再給予答覆。

隨後，武漢市中心醫院醫務處組織了專家會診，院呼吸內科專家到急診科會診後，兩邊一通氣，發現呼吸內科也有2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武漢中心醫院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一下子達到了6名，當晚20時左右，江漢區疾控中心和武漢市應急辦抵迖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對7例病人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和釆樣，並於當晚連夜送往武漢市疾控中心。

12月30日下午，一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測序結果傳回了武漢市中心醫院，檢測結果上表明患者高度疑似SARS，當天這個消息傳遍了武漢市中心醫院，“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看到急診科的一位醫生戴上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口罩，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種N95口罩。當我知道檢測結果時，我對自己說，17年前的那場劫難要回來了”陶俊稱。

2、從“慎重上報“到”儘量不報”

到了一月份，武漢市中心醫院接診的可疑病人數量呈幾何數級的增長，但是真實情況卻更難為外界所知。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新冠肺炎疫情處置情況說明》顯示，1月3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公共衛生科醫生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詢問前期報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的處置情況，得到的答覆是卻是對於此類傳染疾病，等上級通知後才能上報，具體上報病種另等通知。在經過幾輪“推倭”的操作之後，1月8日到1月1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終於成功上報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報卡。

1月13日，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領導、江漢區衛健委疾控科來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傳達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精神。當時，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發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內完成各項檢驗和相關檢查，經院內專家組會診為不明原因肺炎後，再報區衛健委會診並通知區疾控採樣，經區、市、省級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然而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陸奕介紹，這個“慎重上報”的要求，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演變成了“儘量不報”。

陸奕稱，1月上旬，當時下發到醫生手中的不明原因肺炎診療標準給出的上報條件需要滿足以下三點：

第一、病人必須有在華南海鮮市場生活和工作史，或者和華南海鮮市場的商戶有密切接觸史。

第二，病人的CT顯示肺部有典型磨玻璃樣病變。

第三，上呼吸道咽拭子排除8種病源：甲流、乙流、合胞體病毒、腺病毒、支原體衣原體等等。

若同時滿足以上三項條件，且伴隨咳嗽、咳痰、低熱症狀，就需要將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上報。

但在實際操作中，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又收到了來自院方的特殊要求。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田栩回憶，一月初，醫院突然叫停了對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檢測。院方接相關部門通知指示，當有發燒、咳嗽症狀的病人來到醫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時，不允許給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許拿相關樣本向第三方送檢做宏基因測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漢市中心醫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數量明顯增多，以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內科急診為例，之前急診科室每日就診人數在200~300之間，但那段時間就診人數突然翻了一倍。面對大量湧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卻不允許醫生在傳染病直報系統中將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報”，甚至將病人診斷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許的，只能診斷為“肺部感染”，這樣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實情況根本無法上報。

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湧入武漢市中心醫院，醫院每天的門診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將收治住院的病人上報上去，門診發現的疑似病人一律不報，那些無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獨自回家按醫囑居家隔離服藥治療，武漢市中心醫院究竟接診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無法統計。

“也是在一月中旬，我們有時候一整天一個科室發現的疑似患者就比武漢市衛健委公布的數據多，這些疑似的病人無法寫進真實的數據，但這不代表他們不存在，也不代表他們不具有傳染性。”陸奕稱。

3、“卸甲的勇士”

大量上報的病人不僅無法呈現為真實的數據上，而且也得不到武漢市中心醫院院領導的正視。院領導接連發布通知，不允許醫生私下談論疫情，不允許醫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傳人的客觀事實，不允許醫生“危言聳聽“私自透露醫院真實情況，必須要講紀律，講組織性。然而，許多在一線直觀感受到事態嚴重性的醫生，還是多次請求院領導在院區內開展預防工作並在醫院內部示警，但院方始終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我記得在12月30日，關於我院確診一例冠狀病毒的消息就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我們有些同事拿着這個消息去詢問醫院相關部門，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得到的答覆卻是，純屬謠言。醫院相關部門還要求我們幫忙闢謠，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謠沒法辟，12月29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況我們已經上報到了區疾控中心，12月30日，我們送檢的患者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測序結果也傳回了醫院，檢測結果為高度疑似SARS，醫院本應着手讓醫生提高防護意識，卻對我們都隱瞞真相，甚至不允許我們自我防範，這讓我們非常心寒。”田栩稱。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介紹，醫院急診科、呼吸科和ICU的醫護平時都會佩戴醫用口罩上班，但疫情發生以後，這三個科室的醫護向院方請求必須要佩戴N95口罩，醫院的領導經過考量，同意了這三個科室的請求，但同時又要求其他科室的醫護都不允許佩戴口罩上班。

醫院領導的這項規定引發了許多醫生的強烈不滿，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況下，許多醫生只能自己掏錢去購買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周會上，醫院領導在開會的時候批評了幾個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時候，李文亮醫生剛剛被醫院相關部門訓誡完，原計劃是要被醫院開除，我們醫院的一位部門主任勸我們說，不要跟領導對着幹，不要戴口罩，不要亂說話，否則你們會像李文亮一樣被開除，”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趙辰稱。

不允許醫生戴口罩這種始終讓許多醫生疑惑不解的規定，為後來武漢市中心醫院大批醫護人員感染埋下了禍根。

據趙辰介紹，在疫情大爆發的那段時間，大批量的患者恐慌性地湧入醫院各個科室，不論哪個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潛伏期患者。病毒是不挑科室的，它只會挑那些沒有防護的人，武漢市中心醫院，那些不允許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聲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醫生。

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目前已經殉職的醫生中，李文亮、梅仲明與朱和平是眼科醫生，江學慶是甲乳外科醫生。此外，中心醫院副院長王萍、院倫理委員會劉勵、胸外科副主任醫師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衛峰都處於情況危急的狀態。

“李文亮和梅仲明兩位醫生都是在1月上旬被一位82歲青光眼患者感染，兩位醫生當時都是在不允許戴口罩的情況下接診了這名病人，二人在被感染後都出現了咳嗽、低熱、乏力等症狀。他們的情況被報到院方那裡後，院方在明知二人已經被病毒感染的情況下，並沒有及時安排他們轉入傳染科住院，反而讓他們住進了眼科自己的病房，而且也沒有給眼科的醫生提供任何防護措施，但眼科醫生還是按要求照常上班。”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張婷稱。

除了那些“逆潮流”被要求摘下的口罩，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還因為醫院相關部門的執意拒收，失去了募集而來的防護服。

整個一月，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都為防護服而同醫院領導和相關部門做着各種抗爭。

一月中旬的時候，醫院領導不允許一線醫護在接診的時候穿防護服，戴防護面屏。“當科室主任因為戴着口罩開會而被醫院領導訓斥之後，我們急診科的一些醫生只能偷偷進行自我保護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將自己私下準備的防護服或是隔離衣穿在白大褂裡面，所幸領導也不會臨床巡視，我們就這樣‘矇混過關’了，”田栩稱。

後來，隨着疫情的發展，防護服開始成為一線醫務工作者的標配，但是武漢市中心醫院卻又無法為一線醫務工作者提供足夠的防護服。在防護物資緊缺的日子裡，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過防護服的角色，“2月上旬，我們各個科室的醫生曾經建了一個群探討用雨衣代替防護服的相關事宜，大家就雨衣是否防飛濺、氣密性、消毒循環使用次數進行了多次嚴肅的論證和商討，但最終沒有廣泛使用該方案。那段時間，大家穿什麼的都有，一直到外地工廠復工，來自全國各地醫療隊的大量援助，這些窘境才得以緩解。”田栩稱。

然而最讓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們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無法為一線醫護提供充足的防護物資，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線醫生自己去公開募集而來的防護物資，許多捐贈的防護物資，剛到醫院就被院方給拒收了。

“二月初的時候我們已經‘山窮水盡’，臨床一線醫生別說防護服，連普通外科口罩都沒有了，那個時候我們的一位同事拉來了一批德國商會捐贈的防護物資，院領導以這批物資不符合紅十字會要求為由拒收，溝通無果後，這批物資經華科校友會的協調，絕大部分被轉送給了武漢市四醫院和武漢市協和醫院，他們歡天喜地的接收了，我們的心卻在滴血。“田栩稱。

疫情面前，無視一線醫護對於防護的需求導致的直接惡果就是大批量的醫護被感染，據公開報道顯示，武漢中心醫院有20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醫護感染人數位居武漢市各大醫院前列。“應該說，我們醫院有大量醫護人員被感染，這即正常，也不正常，正常就在於我們有院區就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我們也是最先一批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的醫生，不正常就在於，我們醫院很早就發現了人傳人的事實，院方卻一直對我們隱瞞真相，甚至阻止我們進行自我防護。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也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它們也是最先和新冠肺炎病毒‘交鋒’的醫院。武漢市中醫院離我們南京路院區只有幾百米遠，他們面臨了和我們一樣的處境。他們都有醫護人員被感染，但整體情況卻比我們好很多，這就能夠說明問題。”趙辰稱。

4、“被阻撓的撫慰”

除了從全國，乃至全球各地捐往武漢各大醫院的防護物資，社會各界對於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務人員還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幫扶和保障，其中，中國紅十字總會下屬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紅基會）就為防控一線的醫務工作者提供了一項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於確診感染和因公殉職的一線醫務工作者。

按照中國紅基會官網提供的資助標準，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確診感染，經審核通過符合資助條件的一線醫務工作者，該基金將為每人資助人民幣10萬元整；對於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殉職，經審核通過符合資助標準的一線醫務工作者，該基金將為每個家庭資助人民幣100萬元整。

這項官方設立的救助基金申請、審核、撥付流程簡潔高效，自從1月26日全面開放受理醫院和個人資助申請之後，截止3月14日，該基金已經為48批共2322名（共2324人次）抗擊疫情醫務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2294人為抗擊疫情而不幸感染的醫務工作者；28人為因抗擊疫情而不幸殉職的醫務工作者。申請者包括來自武漢協和、同濟、武大中南、湖北省人民、湖北省中西醫等武漢各大醫院的抗疫醫務工作者。

按照官方給出的申請資助流程，不幸感染的醫務工作者或者不幸殉職的醫務工作者直系親屬在填報《醫務人道救助基金自主申請書》後，經就職醫院或防疫服務所在醫院蓋章確認情況屬實後，附個人身份證，確診醫療證明，身故證明等有效證明材料，即可向基金辦公室提出救助申請。

然而這樣一項撫恤抗疫醫務工作者的公益活動，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卻也受到百般阻撓。

據中國紅基會官網公示結果顯示，直到2020年2月7日第十一批受助醫務工作者名單中才第一次出現武漢中心醫院的醫護人員。受助人員為武漢市中心醫院不幸殉職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然後到2月12日，第十七批受助醫務工作者名單中才第二次出現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的名字。

然而在那時已經有大批被感染的醫護人員開始向中國紅基會申請救助，結果卻被卡在了武漢市中心醫院一紙公章上，許多符合申請標準的被感染醫護人員，在各項證明材料齊全的情況下，醫院卻遲遲不願為他們蓋章確認情況屬實。

“我當時自嘲是醫院的‘毒王’，”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哲稱，“我和其他一些被感染的醫生不一樣，他們都是症狀很重，但是連續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而我雖然症狀很輕，但是多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陽性。我是在2月初的時候被感染，2月中旬我就申請了紅基會的救助，但是醫院那時已經拒絕給我的申請書蓋章了，因為我們醫院有大批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在申請這項救助，院方看到這種局面就給我們做工作說，這麼多醫護申請救助，傳出去後被外界知道中心醫院被感染的職工太多，影響聲譽。”

後來，那些被武漢市中心醫院一紙公章所阻撓的感染醫護人員開始向中國紅十字會反映情況，“事情捅到紅十字會後，紅十字會和我們醫院取得聯繫，詢問院方，為什麼不願意給這些被感染的醫護蓋章，院方迫於外部壓力，2月下旬才同意給核酸檢測為陽性的感染醫護人員蓋章，我清楚的記得，我的章子在3月1日那一天才蓋下來。”李哲稱。

根據中國紅基會官網公示結果顯示，直到2月25日第三十批受助醫務工作者名單公布時，才有十名以上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感染醫護人員出現在名單之上。2月28日第三十三批受助醫務工作者名單上一次性出現了46名武漢市中心醫院的感染醫護人員，隨後，差不多每一批公示名單上都會有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護出現。這個透明的公示名單印證了武漢市中心醫院感染醫護曲折的求助歷程。

也是在3月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黨支部書記、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救治無效後殉職，中國紅基會的工作人員周志翔在朋友圈中轉發了這一消息，並評論稱：“一路走好，江大夫！又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這次醫護人員被感染最多的也是該院，救助金申請最多的也是該院，很多事情需要痛定思過，否則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醫護人員會傷心的。”

據本報記者根據中國紅基會官網公示結果統計，截止3月14日第四十八批受助醫務工作者名單公布時，已有231位武漢市中心醫院感染醫護人員領取到了中國紅基會的救助，但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告訴本報記者，這也不是武漢市中心醫院感染醫護人員的全部。

5、“我安慰自己，這場疫情也許是件好事”

目前，武漢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16家方艙醫院的休艙，以及大批病人的出院預示着肆虐武漢三個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局勢已經穩定。但是談起武漢市中心醫院所經歷的那段灰暗的時刻，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劉潔卻表示很多事情不堪回首。

“對於醫生而言，她最無助的事，就是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劉潔稱。除了大量醫護人員被感染，武漢中心醫院還存在大量醫護家屬被感染的情況，很多醫生一邊在一線抗擊新冠肺炎，一邊還要為被感染的家人四處尋找床位，她們每天都在拯救與無助之間徘徊。

“我們有位超聲科的同事，本人始終奮戰在抗疫一線，但是公公，爺爺，奶奶、大伯都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病重的時候求助120，因為醫院沒有床位，120也沒法上門接病人，求助武漢中心醫院，醫院告知只能先期備案，被感染的醫護家屬已有100餘人在排隊等候住院了，在遲遲等不到有效救治的情況下，她的奶奶，公公，爺爺在二月前三個星期依次離世，一場疫情摧毀了一個家庭，然而一次次擦乾眼淚之後她還要繼續回到抗疫的戰場，我都無法對她說出安慰的話，看着她的朋友圈我都會流淚，我對她充滿了敬意，但這份敬意也只能留在我的心裡。”劉潔稱。

在回溯她所經歷的這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時，劉潔稱，太多的病人就是在等候那張床位的過程中病情惡化，乃至離世，自己能夠為病人看病，卻無法為他們提供有效治療，這一次她體會到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如果不是中央及時高效地指導，幫助武漢的疫情防控工作，武漢市的損失肯定更加慘重，”劉潔稱。在劉潔看來，一些原本求醫無門，年齡較大的，有基礎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因為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各大定點醫院等治療機構的的建立和設立，獲得了住院治療的機會。

“2月份，當來自甘肅、重慶、黑龍江、陝西的多家醫療隊陸續進駐中心醫院，我們才迎來了轉機。”說起這個這個從無序到有序，從匱乏到充裕的過程，劉潔認為，這背後是中央不惜一切代價收治病人的決心與行動。

“疫情帶給我們無限的傷痛，也帶給我們無盡的思考，我有時會想，這場疫情也許也是件好事，它讓那些一身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風氣的人暴露出來了，我必須要說，疫情是面照妖鏡！”劉潔稱。

（文中接受採訪者皆為化名。該文已被《環球時報》自行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