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四十年流不尽的冤案血

“解放初期”的“土改”和“镇反”到底杀了多少人一直说不清楚。邓子恢在《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报告》中说：“„杀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分子中的两成。”

如果按照这个比率框算，则以那时全国人口五亿计，其中百分之八十农业人口的话，就有四亿农村人口。四亿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就是四千万地主。若杀了其中两成（20%）就是八百万。据《老井》的作者郑义讲，中共在农村土改过程中杀了“一百万到两百万地主”。还有一种说法是总共有一百五十万地主遭到杀害。这个说法与郑义的说法接近，但都不知出处何在。

历来的地主都是到处烧香。势力小的土匪来了就组织团练对打，势力大的来了就上贡。皇帝是官匪，势力最大，所以只好上贡。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何罪之有？在耧犁和二牛抬杠的生产技术之下，土地租赁制就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关系了。这是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义。有土地租赁，自然就有土地的所有者地主和租赁者佃农。两千年以降的中国经济就是这样运行的。地主出租土地是合理合法的。

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本是共生的。当地主寄生在佃农劳动上的同时，佃农也寄生在地主的土地上。假如地主和佃农之间互相杀害可以不受司法追究的话，那么当佃农杀光地主以後，他们可以夺取地主的土地自耕自食。而如果地主杀光了佃农以後，他们还得自己下地劳作。所以相对来讲，地主更不愿意杀害雇农。当然这里不排除个别的恶霸地主，但农村流氓无产者更多。

如果佃户，如杨白劳家的闺女喜儿出落得水灵，被东家看上娶走。佃户一夜之间成为东家老丈人，多数是高兴愿意的。嫁少东家总比嫁穷棒子大春的经济前途好多了。现实中嫁闺女不看经济条件的柏拉图式爱情能有几人？

在古代中国每逢荒年，多数地主都会主动减租或者免租，少数人还会给佃农发放些“救济粮”。这样做不但满足了地主的救世心理，很多有社会地位的人都有这种心态（比如很多高干子弟热衷扶贫），而且还能维持和佃农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增加自身安全感。土匪来时，佃户多是愿意帮助东家的。和西藏农奴主一起逃亡国外的前农奴生活改善後多有帮助不会劳作的东家的。

地主没有仇恨佃农的必要。个别不管是否荒年，强行收租的地主不是绝对没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激起佃农的强烈反抗，集体冲入地主宅门，开仓抢粮，“吃大户”。一般地主没有荒年不减租的胆量，也不至于如此不会算计。

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就提出利用“漫山遍野农民”的设想。张称之为毛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为了发动（实为挑拨）农民，最好的办法就是杀地主。一杀地主，贫富之间的阶级仇恨就无法消除了。其实杀地主比之镇压反革命还没道理。反革命多少还有为敌对政权服务的味道。地主不过是多置了几亩地，多囤积了点粮食而已。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高见”足可以和列宁为了扩大无产阶级队伍以争夺政权而不惜“让农民破产”的政策相媲美。

城市镇压反革命杀了多少人呢？根据後来中共内部调查的材料，有八、九十万之众。胡耀邦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平反时说：“从到我这里来要求平反的人数估计，全国文革死亡人口两百万，株连一亿。”

56年“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时，仅上海一地就有近千人跳楼。陈毅戏称跳楼自杀者之众为“空降部队。”

文革结束以後，叶剑英承认大跃进饿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是热衷于维护毛泽东的。不太热衷于维护毛泽东的廖盖隆等人调查估计出来的数字是在三千万到五千万之间。

如果不计大跃进饿死的这更大一笔死亡数字。仅以毛泽东时代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计算，中共总计杀害、被迫自杀和迫害致死的人数至少五百万。

与历次政治运动遇害的这少说五百万人口相比，六四打死的不足三百人简直算不得什么。台湾的李敖曾就此说道：“从千万人头落地，到死个三五百人，在当权者眼中，死人又算什么？今日轻易悲观的人，是不明中共翻脸夺权的大开杀戒，又何年无之？如果对中共过去纪录一无所知的人，则不足语中共；如果对中共过去纪录略有所知的人，则对四十年来，死人五千万能无动于衷，却对今年死人五千一万哭哭啼啼，试问这种人道标准，岂不太奇怪了么？！”

最近中共以改革为名又逐渐恢复了红色买办和红色官僚资本家。当新的一代红色有钱人出现时，谁还去想到底有多少道理非要杀害整死那数百万同胞不可呢？

大江东去浪声叠，四十年流不尽的冤案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