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序

這位迪克西使團的指揮官，在正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延安度過了一年多的時光。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武官，巴雷特上校於1944年末——1945年初期間，評估並報導了中共軍隊與美軍聯合作戰，最終在中國戰場上擊敗日本軍隊的作戰能力。他期待中美聯合作戰的結局，然而這一願望並沒有實現。雖然未被授權涉入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當時正在進行的錯綜復雜的談判，他最終還是被事件的發展所捲入。他盡其所能，勸說毛澤東和周恩來相信：對中國來說，最好的前景莫過於兩個敵對的獨裁政黨達成政治妥協。這一期望也沒能成為歷史現實。像其他迪克西使團的成員一樣，巴雷特上校最終淪為冷戰的犧牲品：他被褫奪了在軍中服務理應得到的將星。

按通常的標准來看，迪克西行動是一個失敗，因為它一無所獲。至少，目前它還躺在“歷史的垃圾堆”里。在這個垃圾堆里，毛主席已經埋葬了大量的中美關係的歷史記錄。

然而，對那些關注事件的發展及其轉折的歷史學家來說，迪克西行動仍不失為中共與美國高層官方接觸的一次高潮。歷史會有轉折，譬如：中國曾是我們的朋友，而日本卻曾是我們的敵人。

迪克西行動不僅通過巴雷特和他的使團成員的報導提供了延安的軍事觀點，而且恰與一個美國記者代表團獲准進入延安同時。這些記者們越過國民黨封鎖線，去報導另一個中國的情況。這個中國在炎熱、乾燥的西北地區，那裡官僚政治及其弊病還處於萌芽狀態，一個嶄新的、與土地和人民緊密相連的政體正在形成。記者團六位成員關於延安共產主義的報導，向美國公眾展示了中國革命的另一場景。

1944年和1945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在華盛頓戰時情報局總部工作。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收到觀察團一個又一個副產品時的狂喜心情。它們是關於中共成功對日實行心理戰的報導，由戰時情報局觀察員弗朗西斯•費希爾由延安送往華盛頓。日本軍隊絕少向美軍投降。儘管戰時情報局使用了美國最好的廣告技能，不停地向日軍投擲傳單，日本士兵通常也只是在失去知覺後才會被俘。在延安，費希爾見到了250多個向中共武裝力量投誠的日本人。中共的成功，不需要藉助雙色傳單和照相膠印插圖。費希爾真是送來了引人深思的材料。

迪克西使團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持同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外交接觸。這一部分工作主要由約翰•謝偉思負責。他是史迪威將軍參謀部的一名外交官。正如他的同事約翰•戴維斯在即將出版的回憶錄中指出的：這一探索性的外交接觸，最終導致了他同毛澤東的長時間會談。在會談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了發展中（共）美關係的基本構想。毛的計劃無疾而終。謝偉思發自延安的才華橫溢的報導，日後被打着愛國主義旗幟謀私利的麥卡錫主義者所利用，成為他們大肆譴責國務院“丟失中國”的材料。那時，中美之間的敵意已經發生；它掩蓋了前一時期中美友好合作的歷史。迪克西使團 作為對另一種抉擇的探索所具有的創造性意義，至今還沒有得到公正的歷史評價。

就這樣，巴雷特上校主持了中美關係的最初階段。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樂觀主義的時代。那時，毛澤東主義剛出現於歷史，其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還沒有完全展開。戴維•巴雷特是最適合這一任務的人選。在率領觀察團於1944年7月飛抵延安時，他52歲，已經在美軍中服役27年，其中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度過。

戴維•巴雷特1892年出生於科羅拉多州一個礦工聚集的中心鎮。他在波爾多就學，1915年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1917年進入美軍服役之前，他曾在一所高中任教兩年。1921年，在菲律賓服役期間，他申請參加了一個由美國駐北京領事館主持，專為美國軍官學習中文而設的訓練班。四年基礎課結束和擔任美國駐京領事館的助理武官之後，他在1931-34年間服役於美軍駐天津第15步兵團。喬治•馬歇爾和約瑟夫•史迪威也曾在該團服役。當時巴雷特中文已講得十分流利，他同中國官員頻繁接觸，大部分時間充任團隊的情報官。從1936到1942年，他再次擔任美國駐京領事館助理武官。在日軍占領下，這是一個局勢特別緊張的時期，它本身就是一個雖於本文無關，卻充滿了各種傳奇大事件的故事。

巴雷特在北京學習中文。一口純正、地道的京腔使他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人們的尊重。眾所周知，講北京話可以減少一個外國人的異國情調，而戴維•巴雷特的中文又講得特別好，每一個措辭和發音都一絲不苟。在他身上，人們可以看到那種創造了中美人民之間共同聯系的美國軍人的特有品質。固然，他是一個藍眼睛，面頰泛紅的白種人，其膚色所表現出的異國特徵與其他外國人沒有區別。然而，憑藉誠實，自尊和對別人的尊重，他贏得了別人對他的尊重。他有一種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文明人的氣質。同其他軍人——至少舊時代的軍人——一樣，他愛好戶外運動，測繪地形和排除車輛機械故障。象歷代中國旅行家，他習慣在路旁小店以麵條充飢，隨便在當地小店就宿。效仿眾多西方遊客、傳教士、商人和學者，他最喜歡的事是同中國人交往。他這樣做，並不是想炫耀外國人的優越地位（這一地位並非總有保證），而是因為中國生活無處不在的魅力對他有強烈吸引力。（由於冷戰，中西方的這種聯系目前已經斷絕了，這是歷史為冷戰付出的最大代價）。

巴雷特的前任，美國駐京領事館武官約瑟夫•史迪威對中國士兵一向懷有好感，但卻從不喜歡他們的軍官。他對那些軍官的態度即使不是蔑視，至少也是相當程度的懷疑。巴雷特不是這樣。他天性寬厚，性格開朗而愛好社交。從回憶錄可以看出，他文字精煉，敘事客觀，具有馬克•吐溫，菲爾茲和其他大作家的風格。回憶錄中關於帕特里克•赫爾利訪問延安一章的描寫，無疑是中美關係文獻史中最為精彩的部分。

巴雷特回憶錄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向人們顯示：一個人怎樣能夠一方面是真正的中國通，而其它方面又受美國風俗文化的影響，對中國的事並不能深刻理解。巴雷特上校報導的是中共軍隊，不是美國軍隊：他要探索的是推動他們有條不紊工作的原動力。但是他卻用美國的軍事觀念來觀察中共軍隊，認為軍事與政治無關。因此，當看到中共軍校學生整天讀解放日報，幾乎全然不進行軍事訓練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然而，正是這種閱讀導致了革命，鑄成了一支信仰堅定的軍隊。這支軍隊既能獲得人民的擁護，又能在分散狀況下嚴守紀律。通過觀察軍事演習，巴雷特發現中共純粹依賴群眾獲取情報，忽視嚴格的偵察巡邏工作，而這種工作自法國和印第安戰爭以來，一直是美國傳統作戰方法的一部分。正如越戰顯示，美軍作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占領土地，搜索和摧毀敵人，而不是贏得當地人民的支持。巴雷特對軍隊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員表示蔑視。在他看來，政治只是和平的一部分，按照美國的分權制度，政務是文職官員的事。（美國軍人不制定政策，他們只按照上級的命令行動。如果這些行動也創造出政策的話，這難道是他們的錯嗎？）

由於共產主義最終變成了美國的敵人，巴雷特上校，一位恪盡職守的美國軍官，至今仍為冷戰時期受到的指控——縱容共產主義——感到痛苦。回顧過去，我們看到，他昔日在延安的對手，正是今天赫赫有名的毛澤東主義這樣一個馬列主義特殊流派。這一流派當時正在成型，目睹美帝國主義逐漸取代日本帝國主義，成為它的主要敵人。然而，在這個爭鬥不休的人類世界上，敵人永遠是不確定的。未來研究中美友誼的學者，對這部回憶錄以及它的作者——回憶錄寫作藝術的大師——將會致以衷心的感謝。

巴雷特上校職業生涯的最後時光在他的家鄉度過：1960年至1962年期間，他應聘為科羅拉多大學中文客座教授，以後又成為該校新設斯拉夫及東方語系首任系主任。就這樣，他重振精神，把中國知識一點一滴又帶回了科羅拉多。

約翰•費正清

哈佛大學

一九七〇年八月

前言

假如這個歷史的小注還有什麼價值，那麼，它部分應該歸結於這個事實：我能肯定地回答下述問題：“Vas you dere, Sharlie？”（你到過那裡嗎，沙莉?）然而，即使我能寫我在延安的經歷，除非相信把它們寫出來在今天會有某些助益，我是不會輕易動筆的。

我之所以假設今天會有人對我在迪克西使團的經歷感興趣，主要是因為當時還被許多人認為是“好人”的中共目前正不遺餘力向世界表示，他們希望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即使他們真像宣傳中那樣仇視我們——我個人毫不懷疑這一點，了解一下他們25年前的形象仍然是不無益處的。至少，這是他們在一個有機會充分了解他們的美國人面前表現出的形象。這個美國人講着他們的語言，既不認為他們崇高到必須贊美，也不認為他們邪惡的必須譴責。

今天，已很少有人曾有過像我那樣的機會，去了解中共和它的領袖們。而且，有過與我相同經歷仍舊活着的人也不多了。對我來說，乘還有時間和對延安生活的記憶沒有淡忘之前，把往事紀錄下來是有意義的。幸運的是，我保留了一本有參考價值的日記，靠它的幫助，在寫回憶錄時可以防止先入之見和隨意性。

我掌握的最具有說服力的材料，是一批共產黨記者拍攝的與迪克西使團有關的人物或事件的精彩照片。回憶可能失誤，日記可能忽略重要情節，但膠片一般來說是誠實可靠的。

我是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開始關於中國的寫作的。畢竟，中國是這樣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以至於只有極少數的人在談到、想到或是寫到它時，能夠不偏不倚。一年多前，一位舊金山的報刊專欄作者寫道：在討論中國問題時，他從未碰到過一個能保持冷靜的人，所有的人都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大發雷霆，唾星四濺。一個在華盛頓政府中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政府中處于敏感地位的聰明人，絕口不提中國問題。

中國不僅一般來說是一個敏感話題，而且說中共----即使是25年前的中共----的任何好話，都必定會冒觸怒某些人的風險。無論怎樣努力，人們都無法記住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今天的世界形勢同25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此我唯一所願，就是請這部小冊子的讀者相信：我忠實，並且只忠實於美利堅合眾國。

戴維•巴雷特

舊金山/196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