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四章 迪克西在工作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先作了許多歷史的回顧。現在，迪克西使團已經到了延安，我想再詳細描述一下我們在延安的營地。

在延安，我們住在窯洞裡。實事求是地說，它們與其稱作窯洞，不如叫做隧道。這是一些在陡峭的山腰上開鑿出來的低矮土洞，長約十五英尺，裡面砌有形狀美觀的石料。房間的一端對着窯洞的底部，通常不砌石頭。窯洞的正面，是一對木製的門窗。窗格上沒有玻璃，裱糊着白紙，防止人們內外張望。地下鋪有一層青磚，接縫處填塞細沙。

屋內布置簡朴，頗有斯巴達風格，全部家具只是一張圓桌，兩把簡陋的木椅，一張用木板搭成的床，一個臉盆架，和一個掛毛巾的地方。沒有地板，但房內十分潔淨，對於一個並不貪圖舒適生活的人，這樣的條件還算過得去。晚上，我們用牛脂蠟燭照明。

住處沒有自來水。顯然是為了照顧我們這些特別挑剔的外國人，廁所造在離住房很遠的地方，極不方便，但廁所的衛生設備令人滿意。

派來管理營房和照顧我們生活的兩個年輕共產黨官員，是黃華和陳家康。他們舉止文雅，有禮貌，工作能力極強。特別是陳，他給我的印象與其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不如說是一個北京學生。

共產黨接管大陸後，陳家康成為大使。我最後一次聽到黃的消息，是在1953年。那時，他在朝鮮板門店談判中任共方首席代表。我不知道在延安同美國人相處時獲得的經驗，是否對這兩位年輕人日後的工作有所幫助。

共產黨聯絡官首先告訴我們的注意事項之一，是當我們需要什麼時，不要象那些生活在遠東地區的外國人一樣，大叫BOY（男僕），而應語氣溫和地叫“招待員”。到延安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但我認為在把“BOY”當作一個不民主的貶義詞這一點上，共產黨是對的。

午飯時分，我們來到宿營地。那是延安生活的第一天。經歷了着陸的風險之後，大家都感到很餓。在我們向美餐發起進攻前，共軍總司令朱德致了簡短而親切的歡迎詞。午飯後，周恩來請查伯恩上尉——我們的飛行員——到他那去。我做翻譯，謝偉思在一旁以備萬一。

“上尉，一個英雄負傷了，”周誠摯地說。“我們認為你的飛機是英雄。幸運的是，另一個英雄，你自己沒有受傷。毛主席要我向你轉達，他為你能安全脫險感到欣慰。”

在簡單而感人地向查伯恩上尉表示關心之後，周同我和謝偉思進行了交談。不出所料，他問到我們來延安的打算，我把觀察團任務的主要內容告訴了他。

以後幾天我們布置營地，並觀光了延安城及近郊。平心而論，延安的景致並不迷人，可看的東西很少。在此同時，我還趕寫了給CBI總部的第一批報告。從8月3日起，我們開始同共軍領導人舉行一系列會談。他們解釋部隊的編制，介紹各戰區情況，並講述他們對日作戰的經歷。至於同國民政府軍隊的衝突，他們只是偶爾簡略地提到。

首先發言的是共軍參謀長葉劍英將軍。他身材高大，英俊瀟灑，衣着整潔，全然不像人們通常想象中的被戰爭折磨得疲憊而憔悴的共產黨人。他對共軍的重要性有幾分誇大，但一般而論，敘述仍不失為客觀。他沒有對國民政府做過分的批評。

會後的一天晚上，葉將軍到美軍營地來同我單獨談了一次話。他告訴我他曾在國民黨軍隊中作過師長；如果不是國民黨的腐敗，也許他今天還在蔣的領導下工作。

第二天，我們接到了史迪威將軍可能來訪的消息。

我當時曾納悶，為什麼他要特別同我談起他過去的經歷和與國民黨的聯系。後來看來，一個明顯的原因是，考慮到史迪威將軍第二天可能的來訪，他希望給我留下一個印象：他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偏激的共產黨人。可是，他以後的全部言行告訴我，他是一個完全獻身於事業的共產黨人。為了這個事業，他不惜拋棄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附帶說一句，史蒂威將軍並沒有來延安。）

在葉將軍以後，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連續三次給我們講話。他外貌不如葉那樣出眾，看到他會使人連想起一個倒置的木樁。喜歡滔滔不絕，他在談到共軍優點時非常不客觀。彭一個顯然十分愚蠢的斷言是：他們軍隊彈藥缺乏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必須在確定每發子彈可以擊中一個以上的日本兵時，士兵才能射擊。我不知道他在講這個故事時是怎麼想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希望我們會吞下這種謊言，他一定是把我們想得太天真了。

早在我們到延安以前，“八路軍”這名稱已不正式使用。那時，八路軍已改名為第18集團軍，系國民政府正規軍。根據統一戰線協議，編入政府軍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及總參謀長葉劍英，就成了第18集團軍總司令和總參謀長。但是，“八路”這個詞早已成為共產黨軍隊的稱號，即使是單獨一個共產黨士兵，也可以稱之為“八路”。

8月10日，陳毅將軍（共產黨接管大陸後，他成為外交部長）向我們介紹新四軍。正如前面提到的，1941年“皖南事變”後蔣曾下令取消這支部隊番號，因而它在官方眼裡並不存在。然而，這支軍隊對蔣來說固然可以不存在，但對1944年夏季蘇北一帶的土地和人民來說，尤其是對當地的日軍來說，它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此時，這支由皖南事變倖存者——他們在調防中譁變或被攻擊——組成的部隊，已大大發展了力量。它的人數與事變前相比，也成倍增長。

陳毅給我的印象不好。他那一對豬似的小眼，即使在微笑時，也不會改變神色，然而，儘管相貌不令人喜歡（至少我不喜歡），他在學生時代卻是四川成都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員。（謝偉思告訴我這件事，因為他的父親當時正在那裡工作。）陳毅將軍不僅公開抨擊國民黨，而且舉止粗魯，腰帶上總掛着一壺白干。總而言之，他的發言給我的印象是：他很排外，尤其仇視美國。

8月12日，另一位共產黨將領，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為我們情況介紹。他的發言非常成功，既全面報導了他的軍隊和戰區的情況，又沒有不必要的重複，宣傳和對國民黨的苛刻批評。他具有士兵的風度和紳士的莊重，不像通常人們碰到的軍事長官那樣盛氣凌人。

1937年，他任當時正在山西作戰的115師政委兼副師長，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是林彪。就在這一年的9月25日，離開北京—綏遠鐵路線，穿越山西南部行軍的日本板垣將軍指揮的第5師團，在平型關遭到了月初剛從陝西趕來的115師的攻擊。

粗魯，自負而傲慢，板垣將軍顯然不把他的中國對手放在眼裡。當部隊通過處於敵占區的平型關狹窄山隘時，他犯了一個致命的戰術錯誤——沒有派出適當的警戒部隊。正當日軍在山溝里排着毫無防備的隊形蜿蜒前進時，它遭到了共產黨軍隊的攻擊。除5千左右的人員損失外，日方還損失了大量武器裝備和25萬日元的現款。

平型關戰役時，林彪是115師師長，但實際指揮作戰的則是聶榮臻將軍。事後，他因沒有全殲敵人而受到責備。儘管如此，平型關仍是當時日軍遭受的最大失敗。對中國人民來說，平型關大捷鼓舞了全國的士氣，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

115師師長林彪將軍也為我們作了簡要介紹發言，關於這一天的確切日期，我的日記中沒有註明，但有照片可以為證。當時我們都以為是他指揮了平型關戰役，所以對他的軍事才能極表欽佩。如果我們知道，數年以後，他競會指揮全中國軍隊在朝鮮和美國作戰，不久後又成為共產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當時我們對他的興趣一定更大。（一般認為，除非有軍方最高領袖的支持，毛不可能維持他在大陸上建立的任何統治。）

即使在當時，任何一個見過林彪的人都不免會留下深刻印象。他並不高大，可是體態挺直，頗有軍人風度。他看上去只有30多歲，身體很健康。考慮到在1926年夏蔣領導北伐軍離開廣州時他已是一名軍官，他的實際年齡應該要更大些。

我曾兩次同毛澤東共進午餐，當時在場的還有周、朱、葉和林。我注意到，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共同的艱苦經歷早已化為深厚的友誼。我感到，林彪對我的態度是敬而遠之。他很少笑，顯然對我毫無興趣。我想，這主要是由於他的排外心理，而不是他對我個人有什麼特殊成見。然而，無論他是否排外，我都認為他是一個一流的軍人，只要不同我的祖國和盟國作戰，我情願在他手下服務。

在毛住所舉行的午餐會上，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賓主歡聚一堂，操着各自的方言。記得不久前曾讀過一篇文章，說由於語言隔閡，共產黨領袖們在一起聚會時，彼此了解非常困難。根據我的觀察，毛和他的客人交談時毫無語言障礙。

事實上，我從未見過兩個真正無法交流的中國人。多年以前，在農民中間，這也許是事實，但對受過教育的人，情況卻從不是這樣。為了確保對方了解，知識分子在談話時會不時用手在空中寫下一個字。這種相互了解的能力，在官員中特別明顯。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更是因為他們都會講“官話”，“官話”之作用，在於一旦有幸拜見天子，並需要向他稟報什麼時，皇帝能夠懂得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官話一詞被廢棄，代之於“國語”。雖然許多外國人仍在使用，中國人自己今天已不再用“Mandarin”（官話）這個詞，“Mandarin”是地道的官話，它來源於拉丁語“Mandare”，意思是統治。（滿大人）

20世紀中國大陸上發生的一系列殘酷戰爭，至少在一個方面帶來了好處，那就是它們幫助人們消除了語言上的隔閡。戰爭過程中，成千上萬的士兵在中國土地上縱橫往返，大部分都是步行。正如下面要特別提到的，我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中國士兵能很快學會各種方言。毫無疑問，這一學習過程本身也有助於消除語言隔閡，促進人們相互了解。

此外，在全中國的中小學中，“國語”多年來一直是基本課程。這使得大部分學齡兒童都能夠勉強聽懂這種不同於其他方言，而與中國北方話最相似的方言。學校有助於打破過去存在於中國人之間的語言障礙。人們知道，舊時大多數中國人終身不旅行；他們常常到死為止，也不會走出自己家鄉幾里之外。

在我見到的中共領袖中，毛的國語講得最差。事實上，他的家鄉方言——湖南湘潭話，即使是許多中國人也未必能夠聽懂；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連串奇怪而毫無意義的音節。周恩來在北方長大，講一口流利的國語，朱德，陳毅講四川方言，聽來總是那麼生硬而令人不快。客家人葉劍英的國語帶有明顯的廣東腔。（客家指長期生活在廣東地區，但祖籍並非那裡的居民。）林彪生於北中國的湖北省，我聽他的話沒有困難。

早在我們同中共軍事領袖的簡要介紹結束之前，觀察團中戰略情報局（後成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就同身居要職的共產黨官員建立了聯系。其它專家，尤其是各兵種的情報專家也是如此。他們很快發現：中共不僅能提供他們預期的敵軍情報，而且往往還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情報；作為消息的來源，他們比我們期望的要好得多。

延安的日本戰俘是特別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他們在延安的駐地不被稱為“俘虜拘留所”或“戰俘營”。第一次訪問時，我看到他們在一個大廳里，分組圍坐在大約十張圓桌旁，都穿着共軍制服，人數大約在150左右。同重慶郊區國民黨關押的25名左右日本戰俘相比，這確實是一個可觀的數目。

當然，有些俘虜可能是冒名頂替，換句話說，是化裝成日本兵的中國人。但縱然真是如此，我們後來采訪的幾個俘虜的確是日本人，他們顯然樂意幫助我們。從他們口中，我們得到大批有價值的涉及各個領域的情報。這些情報正是我們需要的。現在看來，當時他們很可能已被徹底洗腦。至於洗腦的具體過程，那時的人們所知甚少，而這個詞本身也還沒有普遍使用。

我們稱之為“戰俘”的日本人，中共以極其委婉的措辭稱之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會”會員或“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延安，除了這些“學員”外，我一共只見過兩個日本人，其中之一已在共產黨軍隊中服務。我是在南泥灣（延安附近的一個警備區）看見他的，當時他正穿着共軍制服。他告訴我他在工兵部隊服役，為黨政機關和軍隊修建房屋。

梅樂思海軍中將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本書中，把我描述成與Okano形影不離，每天見面。Okano是日本共產黨領袖，戰後以野板參三而知名。當時他剛逃脫日本軍警當局的追捕，在延安避難。其實，除了一次極短暫、幾乎是無話可說的正式會見外，我只見過他很少幾次，而且都沒有交談。我並不是那種盲目排日的中國通，在許多方面，我欽佩和尊敬日本人。可是，我的日語水平非常有限，一般來說，我同日本人交往遠非我同中國人交往那樣自如。至於後者，我相信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有魅力，在某種意義上最文明，一般來說也是長得最好看的一個民族。野板參三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非常枯燥乏味的人，很可能他對我也懷有同感。

共產黨情報機構效率的一個證明是，僅僅10天之後，觀察團成員就得到了東京出版的《朝日新聞》。每一個稍有情報工作常識的人都知道，一份日報，即使出版於最嚴密的戰時保密檢查制度之下，對於世界上搜集軍事情報的人來說，也是一個頭等重要的情報來源。

在收集海空軍急需的氣象情報方面，共產黨對我們也大有幫助。到延安不久，在通訊主任多姆克上尉的監督和共產黨的協助下，大批附有使用說明的小型電台送到了共產黨控制的各邊遠地區。很快，我們在延安收到了由這些電台發來的，數量驚人的重要情報。

同約翰•謝偉思和約翰•埃默森一樣，雷•盧登是觀察團的政治顧問。一天，我們收到一份終生難忘的電報。上面說過，電台附有使用說明，規定拍發氣象消息時必須遵守的格式，例如，報告雲層情況時需註明雲的類型（捲雲，積雲等）。然而，在描述雲層情況時，這份電報說：“不多也不少”。

11月，在我離開觀察團後，延安來了一批受過特殊訓練的美國氣象觀測專家。他們每天把氣球放到高空，這些氣球附有自動報導天氣狀況裝置的小型電台（科學的奇蹟！）。我相信，這些小傢伙發回的電文一定說那裡極其寒冷。確實，延安冬天氣溫非常低，因為它幾乎完全處於四面山嶺的包圍之中，每天只有很短時間能見到太陽。

在延安期間，我寫了許多有關延安的報告。報告沒有觸及政治問題，因為那是謝偉思和盧登的領域。我儘量根據指令的要求，全面報導在延安的見聞。對評估共軍實力、戰術、裝備、訓練、紀律以及士氣這類工作，我特別有興趣。在報導共軍實力時，我一般採用共產黨給我的數字資料，因為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途徑，而且也無法查對。此外，對他們在過去戰爭中的貢獻，以及在未來戰爭中所可能發揮的作用，我也儘量做出公正的評估。關於最後這一點，即共產黨未來的作戰能力，我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如果能為他們提供軍事顧問，改良裝備，而他們也樂意接受這類援助的話，他們對日作戰的能力一定會大為提高。

我一直很想知道這些報告的確切下落。我相信，因為迪克西使團隸屬CBI總部，所以，直到史迪威將軍被解職,“CBI戰區”改為“中國戰區”時為止，它們都是送交史迪威將軍。此後魏德邁中將負責中國戰區，因而報告也送他審閱。作為戰區指揮官，魏德邁沒有義務將報告轉呈華盛頓陸軍部負責情報的助理參謀長，但在某些情況下，他的確可能這樣做了。如果事實真是這樣，那麼，它們今天不是殘留在陸軍情報處的卷宗里，就很可能躺在國家檔案館里。

亨利•惠特思少尉是觀察團的一個軍官，他受“陸空援救局”之委託，參加觀察團，專門負責援救被俘美軍逃脫的工作。他告訴我，共產黨非常合作。他相信延安之行對他的工作一定會大有幫助。

不知是否有陸空援救局的人員參加，9月2日，共產黨從華北送來了一位美軍陸軍航空隊飛行員。他的名字是約翰•巴格里奧。這位空軍中尉的飛機幾個月前在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東部被擊落。着陸後，他立即同一個當地農民取得了聯系，後者雖然完全不懂英文（巴格里奧不會講中文），還是把他交給共產黨。經過一千多英里的長途輾轉護送，他終於到達了延安。巴格利奧是一個對中共政治信仰毫無興趣的美國人，他所知道的只是，共產黨從日本人手中救了他，在漫長的旅途中對他熱情款待，每到一處都為他舉行宴會。

巴格里奧是我在迪克西使團期間送到延安來的唯一的美國飛行員。我離開延安後，又有幾位其他美國人被送到那里。今天，共產黨是我們的死敵，但當時，對美國人，特別是那些獲救的美國空軍人員，他們確實是“好人”。

必須承認，其它地區的國民黨游擊隊也援救過美國飛行員。關於這一點，美國空軍將領迪索思威將軍一定還記得：他的飛機在中國中部被擊落，游擊隊在當地居民的掩護下，幫他逃過日軍搜捕，並在到達安全地區前的幾個星期內一直照料他。迪索思威身材高大，即使穿着游擊隊給他的農民服裝，站在遠比他矮小的中國人中也顯得異常突出。這使援救變得非常危險：假如日本人抓住了他，這不僅意味着他的末日，而且意味着一切有幫助他嫌疑的老百姓的死期。

我對共產黨軍隊的訓練特別感到興趣。只有有機會，我從不放過。8月24日，我同觀察團其他一些成員乘卡車到離延安約20英里的南泥灣，觀看120師359旅軍事訓練。這支部隊屬於國民政府正規軍編制。我們觀看了步槍，輕重機槍射擊，迫擊炮各種姿勢射擊及擲彈等訓練項目。在我看來，他們使用這些武器的方法，同國民黨軍隊被美國顧問改造前的方法，簡直一模一樣。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相當形式主義的，在美國人看來沒有什麼用處的訓練方法。

射擊完畢後，我們觀看了由一個團隊表演的檢閱儀式。參加檢閱的士兵年輕健康，服裝整潔，穿着膠底布鞋。特別使我們高興的是，他們不像當時——據我所知，現在也是一樣——的國民黨軍隊那樣走正步。

檢閱前，我作了簡短演講。聽講時士兵們坐着，而不是立正或稍息。正當我在講話時，一個坐在後排的士兵突然高呼：“打倒國民黨！”這件事引起了我們主人的不安，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避免對國民黨政府公開表示敵意。另一方面，這個士兵也許是被命令這樣做的。非常可能，對那天聽我講演的相當一部分士兵來說，我的談話至今還是天書。

去南泥灣前，我告訴共軍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希望觀看部隊戰術演習。8月26日，第718團為我們舉行了一場“遭遇戰”演習表演：部隊在以密集隊形行軍時，突然與一支以舉旗士兵為代表的實力大約相等的假想敵遭遇，部隊迅速作戰斗隊形展開，同敵軍開展“模擬戰”。

在演習即將開始時，我問指揮官是否應該發布一些命令，這使他們感到詫異，也許他們認為這類程序根本就沒有必要。然而，他們還是給我講述了一些戰術情況（這類情況美國軍隊通常會以一道戰地命令傳達）。情報聲稱，大約一團的敵軍一天前出現在距我們約10英里的一個地區。我問他們是怎樣得到這個情報的，回答是：“老百姓告訴我們的”。我再問他們是否已通過巡邏或偵察確定敵軍可能的企圖，回答是：“不必要”，因為老百姓已經告訴了他們所需的一切情報。他們似乎從未想過，敵人可以採取措施，阻止附近居民為他們傳送情報。

我軍出發時採取的隊形，同美軍在相似形勢下採取的大致相同。隊伍前面，有一個尖兵。敵我一遭遇，雙方立刻像松鼠爬樹一樣，向路旁高地攀登，搶占制高點。我看到共產黨軍隊在爬山這一點上，顯然訓練有素，遠遠超過美國軍隊。在登上陡峭的山坡後，我軍到達一塊平坦的地面，在這里，我們會假想敵展開了“戰斗”。

由於敵我雙方遭遇地點事先完全沒有確定，所以我們很難想象下一步將要發生的情況。四周到處都是人在奔跑，步槍、機槍的空彈射擊，以及輔設開來的戰地電話線。一些士兵被電話線絆倒了，沉重地摔倒在地上。最後，隨着一聲吶喊，戰士們上好刺刀，發起了沖鋒。幾分鍾後，人們告訴我們，敵軍在遭到重大損失後潰逃了。演習完畢，我們步行到南泥灣，然後乘卡車回到延安。在一天激動，尤其是艱巨的徒步旅行和攀登峭壁之後，那天晚上所有的美國人都睡得很好。

在南泥灣觀看了共產黨軍隊的訓練之後，我又高興地接到通知，同意我到延安東北80英里左右長城附近的綏德城參觀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大隊。雖然但從學校名字很難判斷學校的性質，但我設想，既然那麼多的共產黨軍官和政工人員在那上學，至少它的課程設置應在某些方面同美國陸軍服務學校相似。

10月7日，我離開延安，乘一輛重慶送來的吉普車去綏德。這部車剛到延安時，我曾邀請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我一起乘車兜風。他們告訴我，這是他們第一次乘坐這類汽車。

出發時共產黨派給我們一個能幹的司機，作為向導。但是，由於愚蠢的自負，我一直沒有讓他駕駛。事後看來，至少應在部分路線上請他駕駛，因為他不僅技術比我高明，而且更熟悉邊區的路面情況。靠上帝的恩典，我既沒有翻車受傷，也沒有掉進河裡淹死。在我曾見過的惡劣公路中，從延安到綏德這一天是最令人難忘的。公路沿線有一條相當寬大的河流，河上沒有一座橋。

在中國許多地方，橋梁養護從來就是一件困難的工作，這些地區缺少森林植被，每逢下雨，降下的大部分雨水就立刻匯入河流。這樣，一條今天還乾涸見底的河床，明天只要一場暴雨，就會洪水泛濫。除非拱座堅固，跨度寬大，並且橋面高過洪水線，橋不可能抗住洪水的襲擊。

幸運的是，在我們赴綏德途中，河並沒有漲水。河中心水深約三英尺，河底藏有許多大石塊，它們能夠輕而易舉讓一輛吉普車翻身。每次我駕車駛入河床——那裡照理應該有一座橋——都不知道是否能夠安全抵達對岸。那位共產黨司機/向導的擔心，一定比我更大，但他一言不發，聽任我駕駛。我想，假如我是他的話，我會寧願冒險涉水過河，也不乘一個固執的洋鬼子駕駛的車，冒翻車被淹死的危險。

如果路麵條件好，三小時左右我們就可以順利地到達綏德。但是，這是一條如此惡劣的道路，以至於我們化了整整兩天的時間。路上的第一個晚上，我們住在一個小村子裡，那裡住宿條件極簡單，但相當舒適。房間里沒有床，我在鋪有一張蘆席和一條薄毯的炕上過夜。很久以來，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們就習慣以炕代床。這個習慣可能今天也沒有改變。在某種程度上，炕有些象一個磚砌的爐子，帶着一個夜間可以生火取暖的鐵箱。由於溫暖，炕也是各種昆蟲滋生的場所。幸運的是，在我那天過夜的炕上，似乎沒有這些小動物。

一路上，我沒有看到一輛機動車。我們超過了許多騾馬拉的大車。每當前方出現這種車輛，坐在我身後的中國司機就高聲喊叫：“老鄉，老鄉！”警告車上的農民注意，讓他們及時抓住牲口的韁繩，以防騾子在我們吉普車經過時受驚奔跑。

一次，我們的車趕上了一位年輕婦女，她騎在一頭高大的騾子上，身穿一件嶄新的、邊區婦女常穿的棉布衣服，後面是騾子的主人或一位別的什麼人。雖然我已把車減速到最低，騾子還是受到吉普聲音的驚嚇。不等趕牲口的人抓住韁繩，它就飛跑起來。我看到那位婦女絕望地想抓住韁繩，但不久還是鬆了手，沉重地，以粉身碎骨的速度從騾背上一頭栽下去。騾子沒有停留，繼續向遠處飛奔而去。然而當我們趕到時，她已經站了起來，顯然是受了驚嚇，卻沒有嚴重受傷。我立刻跳下吉普向她表示歉意，因為是我使她這樣重重地摔了一跤。然而，她卻似乎為耽誤了我們“戰車”的行程而深感不安。

下午，我們很早就到了綏德。這使得我們可以利用剩下的時間觀光這座古城。20世紀的文明，對這座城市顯然沒有影響。商店裡除了一些粗製的由家庭和小作坊生產的日用品外，很少有其它物品。我在狹窄古老的街道上開始閒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成人和兒童圍觀，使我幾乎寸步難行。這些人們並無惡意，但他們緊圍着我，以至於我不得不請求陪伴我的共產黨人把他們擋開。他們似乎並沒有對此感到怨憤， 只是在允許的距離內繼續尾隨着我。

我在綏德一直住到10月21日。在逗留期間，我不僅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而且還出席了兩次晚會和觀看了一次舞台演出。一到抗日軍政大學，我立刻就發覺那裡並不教授軍事，實際上，它只是一個休息和娛樂中心。黨的工作者，軍官以及士兵被送到那裡，只是為了休養和洗腦。

為了我的緣故，他們開展了一些勉強與軍校有關的活動。他們讓我閱兵，觀看健美體操，甚至還進行一場模擬戰，消耗了大量空包彈，卻沒有顯示出任何戰術。總而言之，軍政大學給了我一個相當不好的印象。這主要是我的錯誤，因為僅從它的名字判斷我就應該知道，不能期望在那裡看到美國軍校中的訓練方法。

綏德沒有特別為抗大修建的房屋。共產黨乾脆接管了城郊的一個小村莊，把民房作為兵營和教室。就我所知，他們的課堂作業通常是圍坐在一些小房間里閱讀“解放日報”。除此之外，還可能有一些黨的信仰教育和課堂討論。

在參觀那些並沒有上課卻戒備森嚴的教室時，我問道：“這些房子原是民房嗎？”“是的。”他們回答。“但是，那些老百姓•••，”停了一下以後，我自問自答地繼續道：“已經被哄出去了。”必須說，共產黨在這一點上是值得稱贊的，他們並沒有惱怒，而是以一陣爽朗的笑聲來回答我明顯的唐突。“以民主的方法。”他們停住笑後，立即補充說。

10月21日，我離開綏德，在一個小村莊裡住宿一夜後，第二天到了延安。從綏德到延安的歸程似乎並不像去時那樣困難。

回到延安後，共軍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問我對軍政大學的觀感。我告訴他，照我看來，抗大的最大錯誤在於它既是軍事訓練中心，卻不進行軍事訓練。對我這個相當不禮貌的評論，我已不記得他當時的反應是什麼，但我記得他基本上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假如動身到延安之前，我曾事先得知抗大竟是這樣一個學校——休閒和教化中心，我絕不會期待觀看軍事訓練，也不會對它進行如此苛刻的批評。換句話說，即使“抗大”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價值，共產黨對它則是完全滿意的。畢竟，創辦“抗大”的基本目的就在於此：共產黨滿意，那就行了。

回到延安後，我得悉史迪威將軍已被解除來“CBI戰區”指揮官的職務，接替他的是阿爾伯特•魏德邁中將。據我觀察，中共領袖對這個消息並沒有反應。事實上，儘管長期以來各種報導一直說史迪威親共，在整個延安逗留期間，我從未發現中共對他有過什麼興趣。人們也許認為，僅是因為史迪威同蔣不合，或換句話說，僅是根據“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這個原則，共產黨也應當對史迪威懷有敬意。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至少，在我看來不是這樣。

事實上，就我所知，除了俄國革命家以外，中共真正高度尊崇的外國人只有二個：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和伊萬斯•卡爾森上尉（後升為陸軍准將）。白求恩在長征結束後不久訪問了邊區，他在那裡逝世。為了紀念他，中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所醫院。卡爾森於1937至1938年間在共區旅行了一千多英里，他是第一個準確報導邊區情況的美國軍事觀察家。

1939年，我到重慶後不久，卡爾森上尉也來到了戰時首都。我不記得以後他是否又去了邊區，但我記得，在重慶時，他和我一起應邀到戴笠——蔣介石的頭號刀斧手——家中赴宴。在陪的唯一客人是情報局副局長，後來的駐美大使董顯光。戴笠的住處設在很深的地下室里，似乎是為了防禦日本飛機的空襲。到達戴笠的住所需要通過很多關卡，顯然是為了防止可能的刺客。

在我看來，由於知道卡爾森和中共之間的友好關係，戴笠不可能對他有什麼好感。但他在各方面的確是一個周到的主人。宴席上只有一次他談到共產黨，大意是說：“上尉，共產黨是不錯。他們的唯一不足之處就是不信‘三民主義’。因此，他們絕不會成功。”

我很想聽聽共產黨對埃德加•斯諾的印象。他的“西行漫記”是西方世界了解邊區情況的第一本書，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提起過他的名字。

考慮到共產黨可能會對美軍的訓練方法有幾分興趣（雖然他們從未向我提起過），10月9日，我專門為18集團軍總部軍官作了一個報告。來聽講的還有延安附近中共黨校的許多學生。這個學校離延安不遠，但我們從未被邀請參觀過。幾天以後，皮特金上校就同樣專題作了另外一個報告。早些時候，8月17日，考林上尉還為他們作了使用美軍陸軍爆破材料的示範表演。

由於共產黨的訓練方法與我們截然不同，我懷疑這些報告是否會對他們有很大幫助。他們的訓練方法，只適用於在通常美國人完全陌生的環境下作戰的軍隊。共產黨幾乎總是能夠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和合作，後者利用有利條件收集敵方情報，隨時向他們報告。所以，他們很少依賴搜索，巡邏，空中偵察和其他收集情報的方法。總而言之，他們的訓練方法與美軍完全不同。

考林上尉的爆破示範表演，儘管操作熟練，觀眾也非常有興趣，對共產黨軍隊並沒有什麼價值，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我們使用的這種高效卻十分昂貴的爆破材料。

根據與共產黨軍隊保持聯絡的命令，我們不僅應當報導延安的情況，而且儘可能地報導其他邊區的情況。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到遍布華北大部分地區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去。儘管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完成這項繁重的工作，我們還是向遠離延安的兩個根據地派出了觀察員。

10月6日，由雷•盧登，皮特金中校，多姆克上尉，惠特思中尉和格里斯中士組成的觀察組，乘騾子從延安出發，到晉察冀邊區的湖平根據地去。他們回到延安時，我已被解除了職務。

湖平離延安很遠，乘騾子雖比步行快一些，但也十分有限。5天以後，10月11日，他們到達延安東北約80英里的綏德。那裡是抗大所在地，不久以後，我也要去那裡訪問。那次訪問雖然是乘吉普車，也足足花了我兩天時間。後來別人告訴我，騎了一天騾子後，觀察組一些成員渾身僵硬，不得不靠人幫助扶下來。

在他們離開延安大約30分鍾後，我偶爾走進他們的窯洞。出現在面前的是一片狼藉：垃圾，丟棄的衣物和廢紙。正規軍士兵必須知道的事項之一，就是在離開、哪怕是暫時離開駐地之前，必須清理好營房，露營地或住所。我不想提醒那些已經出發的觀察組成員記住這個古老的慣例，但我認為，如果他們過去沒有學會這一點，那麼現在就應該教他們。於是，我派傳令兵乘吉普車追上他們，命令他們立即返回清理營地。我這樣做，他們也許會覺得我太嚴厲，甚至會罵我是一個刻薄的老畜生（SOB），但至少當着我的面，他們並沒有抱怨。

另一個觀察組由考林上尉，約翰中尉和海契中尉三人組成，9月14日從延安出發赴晉綏根據地。11月5日，他們返回了延安。

兩個小組發回的報導，在根據地實行民主的程度問題上看法不一致。但觀察員們一致承認，共產黨的確得到整個邊區人民的支持。當謝偉思同毛澤東談到這一點時，後者指出，假如沒有民眾的支持，在那些實際上被日軍包圍的區域裡，共產黨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9月10日，觀察團軍醫卡斯貝格少校遠道回到延安。不久前，他曾同三位新聞記者一起，步行訪問了陝西東北地區。這三位記者是，《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莫里斯•維塔，《倫敦泰晤士報》及《讀者文摘》記者哈里森•福曼，《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記者伊斯利爾•愛潑斯坦。到延安後，卡斯貝格少校向CBI總部發回一篇報導，詳細敘述了他們訪問地區的醫療狀況。這份報導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因為作者目睹了共產黨軍隊對一個日軍占據村莊的進攻，卡斯貝格少校還幫助照料了中日雙方的傷員。

我曾聽到這樣一種說法，認為那次戰斗是經過精心策劃，有意欺騙卡斯貝格少校和記者們的。在我看來，這極不可能。雖然共產黨的確希望給我們一個好印象，但很難相信，他們會為宣傳目的，犧牲自己的戰士，冒損失一支部隊的危險。卡斯貝格少校在歐洲見過打仗，不可能輕易被一場舞台戰爭劇蒙蔽。他在中國的經歷雖不豐富，但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東方度過的。他生於印度，父母是傳教士，東方式的生活對他並不陌生。

一位醫術高明的外科醫生，卡斯貝格少校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的人。我最後一次遇見他是1947年在華盛頓特區，當時他正在國防部工作。最近聽說他又回到印度，辦了一所醫院。無論他目前在做什麼，我祝他順利。

自然，我也希望訪問一個抗日根據地，謝偉思很願意與我同行。我們計劃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訪問甘肅北部的根據地。由於這個根據地與其他根據地完全隔絕，我們自願乘降落傘到那去。我一輩子沒跳過傘，但我總認為去練習一種首次嘗試就必須完全成功的技術，是沒有必要的。雖然一直擔心由於計算錯誤，我們會被投進日本人懷抱，但我仍然願意冒一下險。可是，9月21日重慶發來了電報，命令我們不得為訪問任何根據地而離開延安。應該承認，我當時的感覺是如釋重負。

雖然我曾盡力按照指令要求收集軍事方面，特別是有關共軍對日作戰潛力的情報，我的報導並不涉及政治。專門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是謝偉思和盧登這二位在中國經歷豐富的外交官。因為他們在CBI戰區總部就職，所以在觀察團出使期間受我指揮。但這種指揮並不是在嚴格軍事意義上的指揮。具體地說，我不能把他們送上軍事法庭。當然，傑克和雷都是我的摯友，他們總是儘量使我滿意。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

傑克和雷有自由報導一切他們認為適當消息的權力，但他們的報告必須經我簽發。如果願意的話，我想我當然可以在他們的報告上寫上評注，但我從未這樣做。我認為這無疑是侵犯了他們作為政治觀察家的特權。

約翰•謝偉思大部分與國共關係有關的報導，無論是寫於延安還是更早一些時候寫於重慶，都發表在國務院出版的《1944年美國對華關係》一書中，有興趣者可以查閱。在這本書和前一年出版的《1943年美國對華關係》一書中，人們還可以看到約翰•戴維斯送交史迪威將軍和國務院的建議派遣迪克西使團的一系列備忘錄。

在由我簽發的傑克寫給CBI總部和國務院的報告中，常常有一些明顯表揚共產黨和尖銳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的言論。為此我曾向他坦陳，我擔心這些報告會引起政府內極端保守分子的不滿，給他帶來麻煩。坦率地說，我不覺得這些報告有背叛美國的味道。我認為，如果傑克相信支持毛澤東和中共——而不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會對美國更有利，他完全有權建議這樣做。至少，對於我來說，無論怎樣運用豐富的聯想，他的建議都與暴力推翻美國政府、援助或縱容敵人無關。我希望讀者記住，那時候的中國共產黨正與我們一起，在同日本作戰。

我還清楚地記得傑克對我的【回答】：“戴維，我是一個外交官，我的報告和建議是我觀察和仔細思考的結果，如果華盛頓那些人不喜歡我的報告，他們盡可以把它們丟進垃圾堆。”自然，當時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些報告日後竟會被麥卡錫參議員和其他院外人士利用，成為攻擊他的證據。在這次談話後，我沒有再對他提起過此事。

麥卡錫參議員後來激烈地攻擊奧利弗•克拉伯，因為他在擔任北京領事館總領事時，曾為一個後來被麥卡錫指控為共產黨的名叫歐文•拉鐵摩爾的人更換過護照。克拉伯先生與這件事的關聯，僅僅是因為他負責了一個辦公室，而他在辦公室的下屬純粹例行公事，在沒有合法理由拒絕的情況下，為拉鐵摩爾辦理了護照手續。我常常想，既然麥卡錫可以因為克拉伯履行總領事的職務而如此狂暴地攻擊他，他完全可以因為我在傑克的報告上批示“同意拍發”，而企圖把我送上絞刑架。

現在看來，我在1944年犯的錯誤，是沒有把中國共產黨人看成美國的敵人，而是按照“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的原則，把他們當作我們對日作戰的盟友。作為一種政治學說，共產主義從來就令我討厭。但那時我的確是天真地以為，中國共產黨員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在1944年夏季有人告訴我，中國的男女兒童有一天會在公審大會上要求槍斃他們的反革命父母，我一定會嘲笑他。

此外，在另一方面，我的確也天真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竟相信了中國共產黨是土地改革派之類的胡言亂語，關於這一點，也許我並不像某些外國人信得那樣深。然而，考慮到我在中國的經歷，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從來就堅稱自己是革命者這一事實，我根本就不應該相信這種無稽之談。

至於談到我對國務院的信任，即認為它不會允許一個像麥卡錫那樣瘋狂的參議員讀到戰地指揮官呈交的高度保密報告，正如我自己的經歷所顯示的，只是再度證明了我的天真。1942年，當我還是駐華使館武官時，陸軍部負責情報的部長助理辦公室曾多次詢問我辦公室的安全情況，因為，據情報部門了解，我送往華盛頓的一些報告內容，似乎已被那裡的許多中國人知道。我仔細檢查了辦公室的保密措施，沒有發現任何差錯。後來我才知道，一位能接觸我報告的羅斯福總統的顧問，讓中國駐華盛頓的某些高級官員閱讀了這些文件，因此——用一句軍事術語來說——難怪某些中國官員想切斷我的喉嚨。

雖然從未就政治問題正式訪談毛澤東，我還是在許多非正式社交場合遇見並和他談過話。坦率地說，由於很難聽懂他那種獨特的帶湘潭口音的湖南方言，我懷疑自己的中文水平是否能夠和他討論政治。除日常會話外，傑克•謝偉思聽懂毛講話，要比我容易得多。這不僅是由於他全面中文水平比我好，更是因為他生在四川並在那裡度過童年，從而熟悉那種在我看來是“土話”的四川方言。對其他的一些地方方言，他聽起來也不象我那樣吃力。

我最初學習中文的四年是在北京。在那裡，我實際上被講着世界上最優美中國話的人包圍。因此，當離開北京到外地旅行，聽到另一種中國話時，我感到大為吃驚。我從未想到中國話在另一些人口中，會變成這樣一種奇怪的腔調。這里不是對中國方言展開深入討論的地方，我只想就它簡單地談幾句。中國方言的特徵之一在於，它一般是輔音而不是元音變化，而美國大部分方言是由元音的變化構成。譬如，一個在北京學會中國話的外國人，在聽到離北京不過80英里的天津人把他所熟悉的“長”（chang）讀作“張”（zhang）時，一定會大惑不解。一般來說，一個人北京話學得越好，要聽懂其他方言就越困難。我第一次碰到湖南士兵時，曾問他們從哪裡來。回答是：“福蘭”（Fu-lan）。以後我很費了一番功夫，才終於弄清，在中國許多地區，人們把“H”發音為“F”，而把“N”發音為“L”。

附帶提一下，在中國服役的23年間，我很少遇到能夠講標准易懂——當然是對我而言——國語的中國官員（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官員）。我相信，即使蔣的國語也是在他成為中國領袖後的許多年間才逐步改善的。作為一個溪口人（浙江寧波附近的一個小鎮），他講話帶上海口音。但1951年與他最後一次短暫交談時，我發現聽懂他講話已不再困難。1952年，在一個新聞片中我又聽到他講話，雖然還是把“華”發音作“娃”，但在我看來，那時他的國語已經講得相當好了。

雖然從未同毛討論過政治，我還是在1944年10月30日延安召開的一個醫療文教大會上，聽過一次他的演說。他在演說中儘量避免使用家鄉方言，從而使我能夠聽懂他的大部分發言。

毛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他講話時從容不迫，不拘形式，當要強調什麼時，絕不大聲咆哮，叫喊，用手在空中劈砍或是敲打講台（如果有講台可敲打的話）。也許是由於我在場，這一次他沒有直接抨擊蔣和國民黨，而是尖酸刻薄的諷刺他們，不時引起聽眾哄堂大笑。可以說，他的演說完全把握住了聽眾的心理。

我沒有聽過周恩來講演，我只是聽說，儘管他的國語講得很好，但並不擅長講演。他似乎缺乏毛所具有的那種把持聽眾心理的能力。

我在中國遇到的國語講得最好的人是於賓大主教（後升為紅衣主教）。身材高大，健壯而十分英俊，於賓生於外國人稱之為滿洲的中國東北的一個省份。他聲音深沉，圓潤，在講中國話時吐詞清楚，發音準確，對每一個音調和音節都非常注意。1924年秋我在北京燈市口“華語學校”學習中文時，教師也正是按照這種標准要求我們的，不幸的是，那時我學習中文已經有些太遲了。學習中文的經歷告訴我（我相信任何一個學過中文並且喜歡它的人都會有同感）：一旦你開始學習這種語言，你已同自己的過去告別而成為了另外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