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四章 迪克西在工作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作了许多历史的回顾。现在，迪克西使团已经到了延安，我想再详细描述一下我们在延安的营地。

在延安，我们住在窑洞里。实事求是地说，它们与其称作窑洞，不如叫做隧道。这是一些在陡峭的山腰上开凿出来的低矮土洞，长约十五英尺，里面砌有形状美观的石料。房间的一端对着窑洞的底部，通常不砌石头。窑洞的正面，是一对木制的门窗。窗格上没有玻璃，裱糊着白纸，防止人们内外张望。地下铺有一层青砖，接缝处填塞细沙。

屋内布置简朴，颇有斯巴达风格，全部家具只是一张圆桌，两把简陋的木椅，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床，一个脸盆架，和一个挂毛巾的地方。没有地板，但房内十分洁净，对于一个并不贪图舒适生活的人，这样的条件还算过得去。晚上，我们用牛脂蜡烛照明。

住处没有自来水。显然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特别挑剔的外国人，厕所造在离住房很远的地方，极不方便，但厕所的卫生设备令人满意。

派来管理营房和照顾我们生活的两个年轻共产党官员，是黄华和陈家康。他们举止文雅，有礼貌，工作能力极强。特别是陈，他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不如说是一个北京学生。

共产党接管大陆後，陈家康成为大使。我最後一次听到黄的消息，是在1953年。那时，他在朝鲜板门店谈判中任共方首席代表。我不知道在延安同美国人相处时获得的经验，是否对这两位年轻人日後的工作有所帮助。

共产党联络官首先告诉我们的注意事项之一，是当我们需要什么时，不要象那些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外国人一样，大叫BOY（男仆），而应语气温和地叫“招待员”。到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但我认为在把“BOY”当作一个不民主的贬义词这一点上，共产党是对的。

午饭时分，我们来到宿营地。那是延安生活的第一天。经历了着陆的风险之後，大家都感到很饿。在我们向美餐发起进攻前，共军总司令朱德致了简短而亲切的欢迎词。午饭後，周恩来请查伯恩上尉——我们的飞行员——到他那去。我做翻译，谢伟思在一旁以备万一。

“上尉，一个英雄负伤了，”周诚挚地说。“我们认为你的飞机是英雄。幸运的是，另一个英雄，你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你转达，他为你能安全脱险感到欣慰。”

在简单而感人地向查伯恩上尉表示关心之後，周同我和谢伟思进行了交谈。不出所料，他问到我们来延安的打算，我把观察团任务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

以後几天我们布置营地，并观光了延安城及近郊。平心而论，延安的景致并不迷人，可看的东西很少。在此同时，我还赶写了给CBI总部的第一批报告。从8月3日起，我们开始同共军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谈。他们解释部队的编制，介绍各战区情况，并讲述他们对日作战的经历。至于同国民政府军队的冲突，他们只是偶尔简略地提到。

首先发言的是共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衣着整洁，全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中的被战争折磨得疲惫而憔悴的共产党人。他对共军的重要性有几分夸大，但一般而论，叙述仍不失为客观。他没有对国民政府做过分的批评。

会後的一天晚上，叶将军到美军营地来同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作过师长；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腐败，也许他今天还在蒋的领导下工作。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史迪威将军可能来访的消息。

我当时曾纳闷，为什么他要特别同我谈起他过去的经历和与国民党的联系。後来看来，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考虑到史迪威将军第二天可能的来访，他希望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偏激的共产党人。可是，他以後的全部言行告诉我，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事业的共产党人。为了这个事业，他不惜抛弃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附带说一句，史蒂威将军并没有来延安。）

在叶将军以後，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连续三次给我们讲话。他外貌不如叶那样出众，看到他会使人连想起一个倒置的木桩。喜欢滔滔不绝，他在谈到共军优点时非常不客观。彭一个显然十分愚蠢的断言是：他们军队弹药缺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必须在确定每发子弹可以击中一个以上的日本兵时，士兵才能射击。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个故事时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希望我们会吞下这种谎言，他一定是把我们想得太天真了。

早在我们到延安以前，“八路军”这名称已不正式使用。那时，八路军已改名为第18集团军，系国民政府正规军。根据统一战线协议，编入政府军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总参谋长叶剑英，就成了第18集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但是，“八路”这个词早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称号，即使是单独一个共产党士兵，也可以称之为“八路”。

8月10日，陈毅将军（共产党接管大陆後，他成为外交部长）向我们介绍新四军。正如前面提到的，1941年“皖南事变”後蒋曾下令取消这支部队番号，因而它在官方眼里并不存在。然而，这支军队对蒋来说固然可以不存在，但对1944年夏季苏北一带的土地和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当地的日军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此时，这支由皖南事变幸存者——他们在调防中哗变或被攻击——组成的部队，已大大发展了力量。它的人数与事变前相比，也成倍增长。

陈毅给我的印象不好。他那一对猪似的小眼，即使在微笑时，也不会改变神色，然而，尽管相貌不令人喜欢（至少我不喜欢），他在学生时代却是四川成都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谢伟思告诉我这件事，因为他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工作。）陈毅将军不仅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举止粗鲁，腰带上总挂着一壶白干。总而言之，他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是：他很排外，尤其仇视美国。

8月12日，另一位共产党将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为我们情况介绍。他的发言非常成功，既全面报导了他的军队和战区的情况，又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宣传和对国民党的苛刻批评。他具有士兵的风度和绅士的庄重，不像通常人们碰到的军事长官那样盛气凌人。

1937年，他任当时正在山西作战的115师政委兼副师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林彪。就在这一年的9月25日，离开北京—绥远铁路线，穿越山西南部行军的日本板垣将军指挥的第5师团，在平型关遭到了月初刚从陕西赶来的115师的攻击。

粗鲁，自负而傲慢，板垣将军显然不把他的中国对手放在眼里。当部队通过处于敌占区的平型关狭窄山隘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没有派出适当的警戒部队。正当日军在山沟里排着毫无防备的队形蜿蜒前进时，它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攻击。除5千左右的人员损失外，日方还损失了大量武器装备和25万日元的现款。

平型关战役时，林彪是115师师长，但实际指挥作战的则是聂荣臻将军。事後，他因没有全歼敌人而受到责备。尽管如此，平型关仍是当时日军遭受的最大失败。对中国人民来说，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的士气，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

115师师长林彪将军也为我们作了简要介绍发言，关于这一天的确切日期，我的日记中没有注明，但有照片可以为证。当时我们都以为是他指挥了平型关战役，所以对他的军事才能极表钦佩。如果我们知道，数年以後，他竞会指挥全中国军队在朝鲜和美国作战，不久後又成为共产党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当时我们对他的兴趣一定更大。（一般认为，除非有军方最高领袖的支持，毛不可能维持他在大陆上建立的任何统治。）

即使在当时，任何一个见过林彪的人都不免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并不高大，可是体态挺直，颇有军人风度。他看上去只有30多岁，身体很健康。考虑到在1926年夏蒋领导北伐军离开广州时他已是一名军官，他的实际年龄应该要更大些。

我曾两次同毛泽东共进午餐，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朱、叶和林。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共同的艰苦经历早已化为深厚的友谊。我感到，林彪对我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他很少笑，显然对我毫无兴趣。我想，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排外心理，而不是他对我个人有什么特殊成见。然而，无论他是否排外，我都认为他是一个一流的军人，只要不同我的祖国和盟国作战，我情愿在他手下服务。

在毛住所举行的午餐会上，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宾主欢聚一堂，操着各自的方言。记得不久前曾读过一篇文章，说由于语言隔阂，共产党领袖们在一起聚会时，彼此了解非常困难。根据我的观察，毛和他的客人交谈时毫无语言障碍。

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两个真正无法交流的中国人。多年以前，在农民中间，这也许是事实，但对受过教育的人，情况却从不是这样。为了确保对方了解，知识分子在谈话时会不时用手在空中写下一个字。这种相互了解的能力，在官员中特别明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更是因为他们都会讲“官话”，“官话”之作用，在于一旦有幸拜见天子，并需要向他禀报什么时，皇帝能够懂得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官话一词被废弃，代之于“国语”。虽然许多外国人仍在使用，中国人自己今天已不再用“Mandarin”（官话）这个词，“Mandarin”是地道的官话，它来源于拉丁语“Mandare”，意思是统治。（满大人）

20世纪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残酷战争，至少在一个方面带来了好处，那就是它们帮助人们消除了语言上的隔阂。战争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中国土地上纵横往返，大部分都是步行。正如下面要特别提到的，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中国士兵能很快学会各种方言。毫无疑问，这一学习过程本身也有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人们相互了解。

此外，在全中国的中小学中，“国语”多年来一直是基本课程。这使得大部分学龄儿童都能够勉强听懂这种不同于其他方言，而与中国北方话最相似的方言。学校有助于打破过去存在于中国人之间的语言障碍。人们知道，旧时大多数中国人终身不旅行；他们常常到死为止，也不会走出自己家乡几里之外。

在我见到的中共领袖中，毛的国语讲得最差。事实上，他的家乡方言——湖南湘潭话，即使是许多中国人也未必能够听懂；对我来说，它们只是一连串奇怪而毫无意义的音节。周恩来在北方长大，讲一口流利的国语，朱德，陈毅讲四川方言，听来总是那么生硬而令人不快。客家人叶剑英的国语带有明显的广东腔。（客家指长期生活在广东地区，但祖籍并非那里的居民。）林彪生于北中国的湖北省，我听他的话没有困难。

早在我们同中共军事领袖的简要介绍结束之前，观察团中战略情报局（後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同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官员建立了联系。其它专家，尤其是各兵种的情报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很快发现：中共不仅能提供他们预期的敌军情报，而且往往还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情报；作为消息的来源，他们比我们期望的要好得多。

延安的日本战俘是特别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他们在延安的驻地不被称为“俘虏拘留所”或“战俘营”。第一次访问时，我看到他们在一个大厅里，分组围坐在大约十张圆桌旁，都穿着共军制服，人数大约在150左右。同重庆郊区国民党关押的25名左右日本战俘相比，这确实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当然，有些俘虏可能是冒名顶替，换句话说，是化装成日本兵的中国人。但纵然真是如此，我们後来采访的几个俘虏的确是日本人，他们显然乐意帮助我们。从他们口中，我们得到大批有价值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情报。这些情报正是我们需要的。现在看来，当时他们很可能已被彻底洗脑。至于洗脑的具体过程，那时的人们所知甚少，而这个词本身也还没有普遍使用。

我们称之为“战俘”的日本人，中共以极其委婉的措辞称之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会”会员或“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延安，除了这些“学员”外，我一共只见过两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已在共产党军队中服务。我是在南泥湾（延安附近的一个警备区）看见他的，当时他正穿着共军制服。他告诉我他在工兵部队服役，为党政机关和军队修建房屋。

梅乐思海军中将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本书中，把我描述成与Okano形影不离，每天见面。Okano是日本共产党领袖，战後以野板参三而知名。当时他刚逃脱日本军警当局的追捕，在延安避难。其实，除了一次极短暂、几乎是无话可说的正式会见外，我只见过他很少几次，而且都没有交谈。我并不是那种盲目排日的中国通，在许多方面，我钦佩和尊敬日本人。可是，我的日语水平非常有限，一般来说，我同日本人交往远非我同中国人交往那样自如。至于後者，我相信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最文明，一般来说也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民族。野板参三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人，很可能他对我也怀有同感。

共产党情报机构效率的一个证明是，仅仅10天之後，观察团成员就得到了东京出版的《朝日新闻》。每一个稍有情报工作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份日报，即使出版于最严密的战时保密检查制度之下，对于世界上搜集军事情报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情报来源。

在收集海空军急需的气象情报方面，共产党对我们也大有帮助。到延安不久，在通讯主任多姆克上尉的监督和共产党的协助下，大批附有使用说明的小型电台送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各边远地区。很快，我们在延安收到了由这些电台发来的，数量惊人的重要情报。

同约翰•谢伟思和约翰•埃默森一样，雷•卢登是观察团的政治顾问。一天，我们收到一份终生难忘的电报。上面说过，电台附有使用说明，规定拍发气象消息时必须遵守的格式，例如，报告云层情况时需注明云的类型（卷云，积云等）。然而，在描述云层情况时，这份电报说：“不多也不少”。

11月，在我离开观察团後，延安来了一批受过特殊训练的美国气象观测专家。他们每天把气球放到高空，这些气球附有自动报导天气状况装置的小型电台（科学的奇迹！）。我相信，这些小家伙发回的电文一定说那里极其寒冷。确实，延安冬天气温非常低，因为它几乎完全处于四面山岭的包围之中，每天只有很短时间能见到太阳。

在延安期间，我写了许多有关延安的报告。报告没有触及政治问题，因为那是谢伟思和卢登的领域。我尽量根据指令的要求，全面报导在延安的见闻。对评估共军实力、战术、装备、训练、纪律以及士气这类工作，我特别有兴趣。在报导共军实力时，我一般采用共产党给我的数字资料，因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途径，而且也无法查对。此外，对他们在过去战争中的贡献，以及在未来战争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尽量做出公正的评估。关于最後这一点，即共产党未来的作战能力，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如果能为他们提供军事顾问，改良装备，而他们也乐意接受这类援助的话，他们对日作战的能力一定会大为提高。

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些报告的确切下落。我相信，因为迪克西使团隶属CBI总部，所以，直到史迪威将军被解职,“CBI战区”改为“中国战区”时为止，它们都是送交史迪威将军。此後魏德迈中将负责中国战区，因而报告也送他审阅。作为战区指挥官，魏德迈没有义务将报告转呈华盛顿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但在某些情况下，他的确可能这样做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它们今天不是残留在陆军情报处的卷宗里，就很可能躺在国家档案馆里。

亨利•惠特思少尉是观察团的一个军官，他受“陆空援救局”之委托，参加观察团，专门负责援救被俘美军逃脱的工作。他告诉我，共产党非常合作。他相信延安之行对他的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

不知是否有陆空援救局的人员参加，9月2日，共产党从华北送来了一位美军陆军航空队飞行员。他的名字是约翰•巴格里奥。这位空军中尉的飞机几个月前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北东部被击落。着陆後，他立即同一个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後者虽然完全不懂英文（巴格里奥不会讲中文），还是把他交给共产党。经过一千多英里的长途辗转护送，他终于到达了延安。巴格利奥是一个对中共政治信仰毫无兴趣的美国人，他所知道的只是，共产党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对他热情款待，每到一处都为他举行宴会。

巴格里奥是我在迪克西使团期间送到延安来的唯一的美国飞行员。我离开延安後，又有几位其他美国人被送到那里。今天，共产党是我们的死敌，但当时，对美国人，特别是那些获救的美国空军人员，他们确实是“好人”。

必须承认，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游击队也援救过美国飞行员。关于这一点，美国空军将领迪索思威将军一定还记得：他的飞机在中国中部被击落，游击队在当地居民的掩护下，帮他逃过日军搜捕，并在到达安全地区前的几个星期内一直照料他。迪索思威身材高大，即使穿着游击队给他的农民服装，站在远比他矮小的中国人中也显得异常突出。这使援救变得非常危险：假如日本人抓住了他，这不仅意味着他的末日，而且意味着一切有帮助他嫌疑的老百姓的死期。

我对共产党军队的训练特别感到兴趣。只有有机会，我从不放过。8月24日，我同观察团其他一些成员乘卡车到离延安约20英里的南泥湾，观看120师359旅军事训练。这支部队属于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我们观看了步枪，轻重机枪射击，迫击炮各种姿势射击及掷弹等训练项目。在我看来，他们使用这些武器的方法，同国民党军队被美国顾问改造前的方法，简直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训练方法。

射击完毕後，我们观看了由一个团队表演的检阅仪式。参加检阅的士兵年轻健康，服装整洁，穿着胶底布鞋。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他们不像当时——据我所知，现在也是一样——的国民党军队那样走正步。

检阅前，我作了简短演讲。听讲时士兵们坐着，而不是立正或稍息。正当我在讲话时，一个坐在後排的士兵突然高呼：“打倒国民党！”这件事引起了我们主人的不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避免对国民党政府公开表示敌意。另一方面，这个士兵也许是被命令这样做的。非常可能，对那天听我讲演的相当一部分士兵来说，我的谈话至今还是天书。

去南泥湾前，我告诉共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希望观看部队战术演习。8月26日，第718团为我们举行了一场“遭遇战”演习表演：部队在以密集队形行军时，突然与一支以举旗士兵为代表的实力大约相等的假想敌遭遇，部队迅速作战斗队形展开，同敌军开展“模拟战”。

在演习即将开始时，我问指挥官是否应该发布一些命令，这使他们感到诧异，也许他们认为这类程序根本就没有必要。然而，他们还是给我讲述了一些战术情况（这类情况美国军队通常会以一道战地命令传达）。情报声称，大约一团的敌军一天前出现在距我们约10英里的一个地区。我问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个情报的，回答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我再问他们是否已通过巡逻或侦察确定敌军可能的企图，回答是：“不必要”，因为老百姓已经告诉了他们所需的一切情报。他们似乎从未想过，敌人可以采取措施，阻止附近居民为他们传送情报。

我军出发时采取的队形，同美军在相似形势下采取的大致相同。队伍前面，有一个尖兵。敌我一遭遇，双方立刻像松鼠爬树一样，向路旁高地攀登，抢占制高点。我看到共产党军队在爬山这一点上，显然训练有素，远远超过美国军队。在登上陡峭的山坡後，我军到达一块平坦的地面，在这里，我们会假想敌展开了“战斗”。

由于敌我双方遭遇地点事先完全没有确定，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下一步将要发生的情况。四周到处都是人在奔跑，步枪、机枪的空弹射击，以及辅设开来的战地电话线。一些士兵被电话线绊倒了，沉重地摔倒在地上。最後，随着一声呐喊，战士们上好刺刀，发起了冲锋。几分钟後，人们告诉我们，敌军在遭到重大损失後溃逃了。演习完毕，我们步行到南泥湾，然後乘卡车回到延安。在一天激动，尤其是艰巨的徒步旅行和攀登峭壁之後，那天晚上所有的美国人都睡得很好。

在南泥湾观看了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之後，我又高兴地接到通知，同意我到延安东北80英里左右长城附近的绥德城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虽然但从学校名字很难判断学校的性质，但我设想，既然那么多的共产党军官和政工人员在那上学，至少它的课程设置应在某些方面同美国陆军服务学校相似。

10月7日，我离开延安，乘一辆重庆送来的吉普车去绥德。这部车刚到延安时，我曾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我一起乘车兜风。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乘坐这类汽车。

出发时共产党派给我们一个能干的司机，作为向导。但是，由于愚蠢的自负，我一直没有让他驾驶。事後看来，至少应在部分路线上请他驾驶，因为他不仅技术比我高明，而且更熟悉边区的路面情况。靠上帝的恩典，我既没有翻车受伤，也没有掉进河里淹死。在我曾见过的恶劣公路中，从延安到绥德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的。公路沿线有一条相当宽大的河流，河上没有一座桥。

在中国许多地方，桥梁养护从来就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这些地区缺少森林植被，每逢下雨，降下的大部分雨水就立刻汇入河流。这样，一条今天还干涸见底的河床，明天只要一场暴雨，就会洪水泛滥。除非拱座坚固，跨度宽大，并且桥面高过洪水线，桥不可能抗住洪水的袭击。

幸运的是，在我们赴绥德途中，河并没有涨水。河中心水深约三英尺，河底藏有许多大石块，它们能够轻而易举让一辆吉普车翻身。每次我驾车驶入河床——那里照理应该有一座桥——都不知道是否能够安全抵达对岸。那位共产党司机/向导的担心，一定比我更大，但他一言不发，听任我驾驶。我想，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宁愿冒险涉水过河，也不乘一个固执的洋鬼子驾驶的车，冒翻车被淹死的危险。

如果路面条件好，三小时左右我们就可以顺利地到达绥德。但是，这是一条如此恶劣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化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路上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里住宿条件极简单，但相当舒适。房间里没有床，我在铺有一张芦席和一条薄毯的炕上过夜。很久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的人们就习惯以炕代床。这个习惯可能今天也没有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炕有些象一个砖砌的炉子，带着一个夜间可以生火取暖的铁箱。由于温暖，炕也是各种昆虫滋生的场所。幸运的是，在我那天过夜的炕上，似乎没有这些小动物。

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辆机动车。我们超过了许多骡马拉的大车。每当前方出现这种车辆，坐在我身後的中国司机就高声喊叫：“老乡，老乡！”警告车上的农民注意，让他们及时抓住牲口的缰绳，以防骡子在我们吉普车经过时受惊奔跑。

一次，我们的车赶上了一位年轻妇女，她骑在一头高大的骡子上，身穿一件崭新的、边区妇女常穿的棉布衣服，後面是骡子的主人或一位别的什么人。虽然我已把车减速到最低，骡子还是受到吉普声音的惊吓。不等赶牲口的人抓住缰绳，它就飞跑起来。我看到那位妇女绝望地想抓住缰绳，但不久还是松了手，沉重地，以粉身碎骨的速度从骡背上一头栽下去。骡子没有停留，继续向远处飞奔而去。然而当我们赶到时，她已经站了起来，显然是受了惊吓，却没有严重受伤。我立刻跳下吉普向她表示歉意，因为是我使她这样重重地摔了一跤。然而，她却似乎为耽误了我们“战车”的行程而深感不安。

下午，我们很早就到了绥德。这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剩下的时间观光这座古城。20世纪的文明，对这座城市显然没有影响。商店里除了一些粗制的由家庭和小作坊生产的日用品外，很少有其它物品。我在狭窄古老的街道上开始闲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成人和儿童围观，使我几乎寸步难行。这些人们并无恶意，但他们紧围着我，以至于我不得不请求陪伴我的共产党人把他们挡开。他们似乎并没有对此感到怨愤， 只是在允许的距离内继续尾随着我。

我在绥德一直住到10月21日。在逗留期间，我不仅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而且还出席了两次晚会和观看了一次舞台演出。一到抗日军政大学，我立刻就发觉那里并不教授军事，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休息和娱乐中心。党的工作者，军官以及士兵被送到那里，只是为了休养和洗脑。

为了我的缘故，他们开展了一些勉强与军校有关的活动。他们让我阅兵，观看健美体操，甚至还进行一场模拟战，消耗了大量空包弹，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战术。总而言之，军政大学给了我一个相当不好的印象。这主要是我的错误，因为仅从它的名字判断我就应该知道，不能期望在那里看到美国军校中的训练方法。

绥德没有特别为抗大修建的房屋。共产党干脆接管了城郊的一个小村庄，把民房作为兵营和教室。就我所知，他们的课堂作业通常是围坐在一些小房间里阅读“解放日报”。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党的信仰教育和课堂讨论。

在参观那些并没有上课却戒备森严的教室时，我问道：“这些房子原是民房吗？”“是的。”他们回答。“但是，那些老百姓•••，”停了一下以後，我自问自答地继续道：“已经被哄出去了。”必须说，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并没有恼怒，而是以一阵爽朗的笑声来回答我明显的唐突。“以民主的方法。”他们停住笑後，立即补充说。

10月21日，我离开绥德，在一个小村庄里住宿一夜後，第二天到了延安。从绥德到延安的归程似乎并不像去时那样困难。

回到延安後，共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问我对军政大学的观感。我告诉他，照我看来，抗大的最大错误在于它既是军事训练中心，却不进行军事训练。对我这个相当不礼貌的评论，我已不记得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但我记得他基本上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假如动身到延安之前，我曾事先得知抗大竟是这样一个学校——休闲和教化中心，我绝不会期待观看军事训练，也不会对它进行如此苛刻的批评。换句话说，即使“抗大”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价值，共产党对它则是完全满意的。毕竟，创办“抗大”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此：共产党满意，那就行了。

回到延安後，我得悉史迪威将军已被解除来“CBI战区”指挥官的职务，接替他的是阿尔伯特•魏德迈中将。据我观察，中共领袖对这个消息并没有反应。事实上，尽管长期以来各种报导一直说史迪威亲共，在整个延安逗留期间，我从未发现中共对他有过什么兴趣。人们也许认为，仅是因为史迪威同蒋不合，或换句话说，仅是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原则，共产党也应当对史迪威怀有敬意。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至少，在我看来不是这样。

事实上，就我所知，除了俄国革命家以外，中共真正高度尊崇的外国人只有二个：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和伊万斯•卡尔森上尉（後升为陆军准将）。白求恩在长征结束後不久访问了边区，他在那里逝世。为了纪念他，中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医院。卡尔森于1937至1938年间在共区旅行了一千多英里，他是第一个准确报导边区情况的美国军事观察家。

1939年，我到重庆後不久，卡尔森上尉也来到了战时首都。我不记得以後他是否又去了边区，但我记得，在重庆时，他和我一起应邀到戴笠——蒋介石的头号刀斧手——家中赴宴。在陪的唯一客人是情报局副局长，後来的驻美大使董显光。戴笠的住处设在很深的地下室里，似乎是为了防御日本飞机的空袭。到达戴笠的住所需要通过很多关卡，显然是为了防止可能的刺客。

在我看来，由于知道卡尔森和中共之间的友好关系，戴笠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好感。但他在各方面的确是一个周到的主人。宴席上只有一次他谈到共产党，大意是说：“上尉，共产党是不错。他们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不信‘三民主义’。因此，他们绝不会成功。”

我很想听听共产党对埃德加•斯诺的印象。他的“西行漫记”是西方世界了解边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

考虑到共产党可能会对美军的训练方法有几分兴趣（虽然他们从未向我提起过），10月9日，我专门为18集团军总部军官作了一个报告。来听讲的还有延安附近中共党校的许多学生。这个学校离延安不远，但我们从未被邀请参观过。几天以後，皮特金上校就同样专题作了另外一个报告。早些时候，8月17日，考林上尉还为他们作了使用美军陆军爆破材料的示范表演。

由于共产党的训练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我怀疑这些报告是否会对他们有很大帮助。他们的训练方法，只适用于在通常美国人完全陌生的环境下作战的军队。共产党几乎总是能够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合作，後者利用有利条件收集敌方情报，随时向他们报告。所以，他们很少依赖搜索，巡逻，空中侦察和其他收集情报的方法。总而言之，他们的训练方法与美军完全不同。

考林上尉的爆破示范表演，尽管操作熟练，观众也非常有兴趣，对共产党军队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我们使用的这种高效却十分昂贵的爆破材料。

根据与共产党军队保持联络的命令，我们不仅应当报导延安的情况，而且尽可能地报导其他边区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到遍布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尽管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我们还是向远离延安的两个根据地派出了观察员。

10月6日，由雷•卢登，皮特金中校，多姆克上尉，惠特思中尉和格里斯中士组成的观察组，乘骡子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的湖平根据地去。他们回到延安时，我已被解除了职务。

湖平离延安很远，乘骡子虽比步行快一些，但也十分有限。5天以後，10月11日，他们到达延安东北约80英里的绥德。那里是抗大所在地，不久以後，我也要去那里访问。那次访问虽然是乘吉普车，也足足花了我两天时间。後来别人告诉我，骑了一天骡子後，观察组一些成员浑身僵硬，不得不靠人帮助扶下来。

在他们离开延安大约30分钟後，我偶尔走进他们的窑洞。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狼藉：垃圾，丢弃的衣物和废纸。正规军士兵必须知道的事项之一，就是在离开、哪怕是暂时离开驻地之前，必须清理好营房，露营地或住所。我不想提醒那些已经出发的观察组成员记住这个古老的惯例，但我认为，如果他们过去没有学会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应该教他们。于是，我派传令兵乘吉普车追上他们，命令他们立即返回清理营地。我这样做，他们也许会觉得我太严厉，甚至会骂我是一个刻薄的老畜生（SOB），但至少当着我的面，他们并没有抱怨。

另一个观察组由考林上尉，约翰中尉和海契中尉三人组成，9月14日从延安出发赴晋绥根据地。11月5日，他们返回了延安。

两个小组发回的报导，在根据地实行民主的程度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但观察员们一致承认，共产党的确得到整个边区人民的支持。当谢伟思同毛泽东谈到这一点时，後者指出，假如没有民众的支持，在那些实际上被日军包围的区域里，共产党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9月10日，观察团军医卡斯贝格少校远道回到延安。不久前，他曾同三位新闻记者一起，步行访问了陕西东北地区。这三位记者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维塔，《伦敦泰晤士报》及《读者文摘》记者哈里森•福曼，《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记者伊斯利尔•爱泼斯坦。到延安後，卡斯贝格少校向CBI总部发回一篇报导，详细叙述了他们访问地区的医疗状况。这份报导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作者目睹了共产党军队对一个日军占据村庄的进攻，卡斯贝格少校还帮助照料了中日双方的伤员。

我曾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那次战斗是经过精心策划，有意欺骗卡斯贝格少校和记者们的。在我看来，这极不可能。虽然共产党的确希望给我们一个好印象，但很难相信，他们会为宣传目的，牺牲自己的战士，冒损失一支部队的危险。卡斯贝格少校在欧洲见过打仗，不可能轻易被一场舞台战争剧蒙蔽。他在中国的经历虽不丰富，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方度过的。他生于印度，父母是传教士，东方式的生活对他并不陌生。

一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卡斯贝格少校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我最後一次遇见他是1947年在华盛顿特区，当时他正在国防部工作。最近听说他又回到印度，办了一所医院。无论他目前在做什么，我祝他顺利。

自然，我也希望访问一个抗日根据地，谢伟思很愿意与我同行。我们计划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访问甘肃北部的根据地。由于这个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完全隔绝，我们自愿乘降落伞到那去。我一辈子没跳过伞，但我总认为去练习一种首次尝试就必须完全成功的技术，是没有必要的。虽然一直担心由于计算错误，我们会被投进日本人怀抱，但我仍然愿意冒一下险。可是，9月21日重庆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不得为访问任何根据地而离开延安。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感觉是如释重负。

虽然我曾尽力按照指令要求收集军事方面，特别是有关共军对日作战潜力的情报，我的报导并不涉及政治。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谢伟思和卢登这二位在中国经历丰富的外交官。因为他们在CBI战区总部就职，所以在观察团出使期间受我指挥。但这种指挥并不是在严格军事意义上的指挥。具体地说，我不能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当然，杰克和雷都是我的挚友，他们总是尽量使我满意。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杰克和雷有自由报导一切他们认为适当消息的权力，但他们的报告必须经我签发。如果愿意的话，我想我当然可以在他们的报告上写上评注，但我从未这样做。我认为这无疑是侵犯了他们作为政治观察家的特权。

约翰•谢伟思大部分与国共关系有关的报导，无论是写于延安还是更早一些时候写于重庆，都发表在国务院出版的《1944年美国对华关系》一书中，有兴趣者可以查阅。在这本书和前一年出版的《1943年美国对华关系》一书中，人们还可以看到约翰•戴维斯送交史迪威将军和国务院的建议派遣迪克西使团的一系列备忘录。

在由我签发的杰克写给CBI总部和国务院的报告中，常常有一些明显表扬共产党和尖锐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言论。为此我曾向他坦陈，我担心这些报告会引起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不满，给他带来麻烦。坦率地说，我不觉得这些报告有背叛美国的味道。我认为，如果杰克相信支持毛泽东和中共——而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对美国更有利，他完全有权建议这样做。至少，对于我来说，无论怎样运用丰富的联想，他的建议都与暴力推翻美国政府、援助或纵容敌人无关。我希望读者记住，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正与我们一起，在同日本作战。

我还清楚地记得杰克对我的【回答】：“戴维，我是一个外交官，我的报告和建议是我观察和仔细思考的结果，如果华盛顿那些人不喜欢我的报告，他们尽可以把它们丢进垃圾堆。”自然，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些报告日後竟会被麦卡锡参议员和其他院外人士利用，成为攻击他的证据。在这次谈话後，我没有再对他提起过此事。

麦卡锡参议员後来激烈地攻击奥利弗•克拉伯，因为他在担任北京领事馆总领事时，曾为一个後来被麦卡锡指控为共产党的名叫欧文•拉铁摩尔的人更换过护照。克拉伯先生与这件事的关联，仅仅是因为他负责了一个办公室，而他在办公室的下属纯粹例行公事，在没有合法理由拒绝的情况下，为拉铁摩尔办理了护照手续。我常常想，既然麦卡锡可以因为克拉伯履行总领事的职务而如此狂暴地攻击他，他完全可以因为我在杰克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拍发”，而企图把我送上绞刑架。

现在看来，我在1944年犯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人看成美国的敌人，而是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把他们当作我们对日作战的盟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共产主义从来就令我讨厌。但那时我的确是天真地以为，中国共产党员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假如在1944年夏季有人告诉我，中国的男女儿童有一天会在公审大会上要求枪毙他们的反革命父母，我一定会嘲笑他。

此外，在另一方面，我的确也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竟相信了中国共产党是土地改革派之类的胡言乱语，关于这一点，也许我并不像某些外国人信得那样深。然而，考虑到我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坚称自己是革命者这一事实，我根本就不应该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至于谈到我对国务院的信任，即认为它不会允许一个像麦卡锡那样疯狂的参议员读到战地指挥官呈交的高度保密报告，正如我自己的经历所显示的，只是再度证明了我的天真。1942年，当我还是驻华使馆武官时，陆军部负责情报的部长助理办公室曾多次询问我办公室的安全情况，因为，据情报部门了解，我送往华盛顿的一些报告内容，似乎已被那里的许多中国人知道。我仔细检查了办公室的保密措施，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後来我才知道，一位能接触我报告的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让中国驻华盛顿的某些高级官员阅读了这些文件，因此——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难怪某些中国官员想切断我的喉咙。

虽然从未就政治问题正式访谈毛泽东，我还是在许多非正式社交场合遇见并和他谈过话。坦率地说，由于很难听懂他那种独特的带湘潭口音的湖南方言，我怀疑自己的中文水平是否能够和他讨论政治。除日常会话外，杰克•谢伟思听懂毛讲话，要比我容易得多。这不仅是由于他全面中文水平比我好，更是因为他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过童年，从而熟悉那种在我看来是“土话”的四川方言。对其他的一些地方方言，他听起来也不象我那样吃力。

我最初学习中文的四年是在北京。在那里，我实际上被讲着世界上最优美中国话的人包围。因此，当离开北京到外地旅行，听到另一种中国话时，我感到大为吃惊。我从未想到中国话在另一些人口中，会变成这样一种奇怪的腔调。这里不是对中国方言展开深入讨论的地方，我只想就它简单地谈几句。中国方言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一般是辅音而不是元音变化，而美国大部分方言是由元音的变化构成。譬如，一个在北京学会中国话的外国人，在听到离北京不过80英里的天津人把他所熟悉的“长”（chang）读作“张”（zhang）时，一定会大惑不解。一般来说，一个人北京话学得越好，要听懂其他方言就越困难。我第一次碰到湖南士兵时，曾问他们从哪里来。回答是：“福兰”（Fu-lan）。以後我很费了一番功夫，才终于弄清，在中国许多地区，人们把“H”发音为“F”，而把“N”发音为“L”。

附带提一下，在中国服役的23年间，我很少遇到能够讲标准易懂——当然是对我而言——国语的中国官员（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官员）。我相信，即使蒋的国语也是在他成为中国领袖後的许多年间才逐步改善的。作为一个溪口人（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小镇），他讲话带上海口音。但1951年与他最後一次短暂交谈时，我发现听懂他讲话已不再困难。1952年，在一个新闻片中我又听到他讲话，虽然还是把“华”发音作“娃”，但在我看来，那时他的国语已经讲得相当好了。

虽然从未同毛讨论过政治，我还是在1944年10月30日延安召开的一个医疗文教大会上，听过一次他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尽量避免使用家乡方言，从而使我能够听懂他的大部分发言。

毛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他讲话时从容不迫，不拘形式，当要强调什么时，绝不大声咆哮，叫喊，用手在空中劈砍或是敲打讲台（如果有讲台可敲打的话）。也许是由于我在场，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抨击蒋和国民党，而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他们，不时引起听众哄堂大笑。可以说，他的演说完全把握住了听众的心理。

我没有听过周恩来讲演，我只是听说，尽管他的国语讲得很好，但并不擅长讲演。他似乎缺乏毛所具有的那种把持听众心理的能力。

我在中国遇到的国语讲得最好的人是于宾大主教（後升为红衣主教）。身材高大，健壮而十分英俊，于宾生于外国人称之为满洲的中国东北的一个省份。他声音深沉，圆润，在讲中国话时吐词清楚，发音准确，对每一个音调和音节都非常注意。1924年秋我在北京灯市口“华语学校”学习中文时，教师也正是按照这种标准要求我们的，不幸的是，那时我学习中文已经有些太迟了。学习中文的经历告诉我（我相信任何一个学过中文并且喜欢它的人都会有同感）：一旦你开始学习这种语言，你已同自己的过去告别而成为了另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