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七章 谈判的道路是艰难的

看来，赫尔利将军在回到重庆後立即，也许是当天，就把共产党的五点建议交给了国民党政府。我不知道他是否把它先交给了宋子文，但我想如果後者要求的话，他是很难拒绝的。

秉公而论，当赫尔利满怀希望兴致勃勃地离开延安时，他很可能不仅认为共方建议是公正的，而且真诚地相信蒋介石会接受它们——如果不是全盘，至少也会部分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谈判。假如赫尔利真能促成国共合作，他的确会赢得极大的荣誉，或许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问题是，如果蒋介石断然拒绝共方建议，那么，曾经在条件下签字表示同意的赫尔利，就要大失体面了。

非常可能，五点建议是在翻译成中文後呈交给蒋介石的。至于译本上是否有毛泽东和赫尔利签字，表示他们赞许的那一部分，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官员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以花言巧语骗取了赫尔利的信任。

可以肯定，赫尔利一回到重庆，立即着手劝说蒋介石接受中共起草、经他补充修改的“五点建议”。11月16日，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蒋认为中共的建议“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世上还有词不达意的报告，那么这就是一篇杰作。任何中国官员，只有读一下中共“五点建议”的原文，都不难看出赫尔利所起的作用。“人身保护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一类的文句，对于中国人——无论他属于什么党派——都是陌生的。除非曾经研究过美国宪法，他不可能使用，甚至不可能知道这类措辞。

在11月16日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赫尔利没提到他在起草五点建议过程中起的作用。有趣的是，他称中共为“所谓的共产党人”。在同一份电报中，他告诉总统，他“几乎是不断地”同蒋和他的顾问联系，声称他相信蒋本人愿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但他的一些顾问反对。事隔许久，仍很难想象蒋当时确曾倾向于接受共方提案，因为如果他真这样做，他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威望肯定会遭到极大的打击。

有证据表示，至少在回到重庆後的一个短时期内，赫尔利仍然相信共方建议的合理性，并希望劝说蒋介石接受。11月13日，他告诉约翰•戴维斯，他认为五点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假如谈判失败，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

如果赫尔利真的曾希望说服蒋介石，那么，11月17日，当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博士请他把“中国政府代表反建议（2）”转交给共方作为谈判前提时，他一定大失所望。在我看来，蒋和他的顾问之所以让赫尔利转交这份文件，只是为了要在共产党面前出他的丑。

“中国政府代表反建议（2）”全文如下：

1.中华民国政府，为确保全中国军队的有效统一，促成日本投降，并实现人民重建家园之愿望，谨同意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作为一个战时措施，立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正规军编入国民政府军队，按同等待遇领取薪俸，军需和其他物资。

2.共产党在这场爱国战争及战後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将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所有军队转交给国民政府。

3.共产党赞成国民政府贯彻孙中山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并执行旨在促进政府中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的各项政策。

根据“抗日建国大纲”条款规定，除非行动危及到有效对日作战从而有特殊必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利均受法律保护。

“反建议”含糊其辞地承认了共产党提出的，赫尔利按美国宪法权利法案面貌修改的建议。但是，这种承认由于“反建议”结尾处的一个但书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但书是：“除非行动危及到有效地对日作战从而有特殊必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利均受法律保护。”

1944年11月17日，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当天，他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国书，开始正式履行大使职务。在我看来，就是从这一天起，天平发生了变化。在谈判中，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偏袒国民政府。

与赫尔利一同抵达重庆时，周恩来曾告诉记者，他来重庆的目的，是陪同一些想亲眼看看边区情况的人民协商会议成员到延安去，这些人一般属于第三党——他们既不听命于共产党，同国民党也没有密切联系。然而，在蒋正在考虑共产党方面建议的关键时刻，我想他不会不知道他此时待在重庆的重大意义。至于他是否认为他的在场会多少有助于说服蒋接受共方建议，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国共恢复友好关系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他一定认识的很清楚。

在“共产党—赫尔利五点建议”被“中国政府代表反建议（2）”断然否决後，赫尔利很可能曾竭力劝说蒋介石降低“反建议”的条件。即使他真这样做过，他的努力也是白费。中国政府代表第二份“反建议”，几乎是前一份的翻版，两者间的唯一区别是，後者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政府将任命“一名高级共产党军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1月22日，这份以“中国政府三点建议”知名的文件送交了周恩来。研究後，周显然得出结论：继续在重庆逗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要求CBI总部提供飞机，送他回延安。

11月28日，我在机场碰到周恩来和陈家康，在场的还有共产党元老董必武。在听到延安机场上空气候恶劣的报告後，我们立即决定暂停飞行，等待天气转晴。

纵然事实真如周恩来所说，他来重庆的目的是要陪同某些人民协商会议成员到延安去，他在11月28日准备离开重庆时，并没有带走任何协商会议成员，机场上也没有这一团体的代表为他送行，12月1日再次起飞时，情况也是一样。这一天，我们从重庆出发，往北朝延安飞行。当飞机飞到重庆与西安之间的崇山峻岭时，螺旋桨开始抛射大块的冰块，打在飞机两侧，发出好像锤子击打的声音。最令人担忧的是机长走进来的那一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安，他告诉我们：“在中国飞行，早已把我在美国航校挣的学分用光了。”直到飞机决定返航，我才松了口气。为了融化机翼上的冰，飞机在重庆上空暖空气中盘旋了很久。

12月2日和5日，我们又两次起飞，但都因为遇到与12月1日同样的情况而不得不返航。12月6日，正当准备再试一次时，我们接到秦岭山脉以北气候恶劣的通知。这时，周明智地建议，最好还是改天出发。对此我表示同意。

12月7日，我们终于起飞了，飞机顺利飞越秦岭山脉，机翼上也没有结冰。不久，我们飞过了西安，到延安只剩下最後一小段航程。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後，飞机仍在继续飞行。这时，周恩来走到我的旁边，说：“上校，看来我们飞错方向了，下面的地形完全陌生，而且照理说现在我们也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是在向西而不是向北飞行。”

我透过机窗，看到一片崎岖陌生明显人迹未到的山地。我问周他认为该怎么办，回答是：“让驾驶员转向180度飞行，直到看见渭河，然後再转向飞北。”我们这样做了，不久就到了延安，大家如释重负。直到现在，想到这件事我还不寒而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向西飞，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汽油耗尽後，我们会在西藏某处有争议的地方迫降，而那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机场。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我今天也许就不会在这里讲述关于迪克西使团的故事了。

在周恩来因气候原因被迫逗留重庆期间，赫尔利大使于12月4日晚和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在场的还有中国战区指挥官阿尔伯特•魏德迈中将，魏的参谋长罗伯特•麦克勒尔少将和我。周的秘书陈家康充当会议翻译。在会谈中，美国人尽最大努力，劝说周接受国民政府“三点建议”，特别强调蒋在同意让一个共军高级将领进入军委员会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就我所知，我们的劝说对周完全无效。

会议结束後，赫尔利大使表示，希望我此次去延安能够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政府的“三点建议”，并同意让周恩来回重庆继续谈判。自然，我答应尽力而为。但即使在当时，我对成功也不抱希望：既然有两个美国在华最高级将领支持的大使本人都无能为力，无法劝说周赞成蒋的提案，我一个低级军官又能做什么呢？尽管如此，在12月8日下午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一离开毛的住所，乘会谈情景还历历在目，我立刻根据回忆，把会谈经过写成了报告。由于无权同赫尔利大使直接联系，我把报告送交了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中美外交关系》第727页以後，人们可以看到这篇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延安】1944年12月10日

题目：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

1.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首先发言，询问周恩来将军是否不打算返回重庆。毛回答说，周将军在那里无事可做。随後，我们就国共两党当前进行正在的谈判进行了非常全面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发言内容概括如下：

“蒋提出的三点建议的实质在于：共产党军队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整编。这种整编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将导致他对我们军队的任意分割。此後，我们将任凭其摆布，再无还手之力。

“作为对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奉献之回报，蒋原则上答应让我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占一个席位。这种席位毫无意义。人们知道，冯玉祥，李济深两位将军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曾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在委员会里他们无足轻重，完全不能影响它的决策，事实上，整个委员会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委员会这一席位，我们将有权接触所有军事报告，从而能够知道政府中发生的一切，并影响它的决策。这里要特请赫尔利将军原谅，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们可以向他保证，当我们说，一个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共产党人，对于该会的情况知道的绝不会比一个局外人更多，他对委员会决策的影响也绝不会比一个局外人更大一些时，我们是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的。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委员会席位将会使我们有一只脚迈进国民政府的门槛，获得一个立足点，从这一基础出发，我们将能扩大我们的力量，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直至最後完全控制政府。我们深信这一设想是根本错误的，然而我们无法使赫尔利将军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如果一个人双手被搏，纵使一只脚取得了立足之处，也无济于事。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勒尔将军曾告诉周恩来将军，美国期望我们的军事合作（对此我们非常乐意提供），但是在这种合作成为现实之前，我们必须接受蒋的条件。然而，对于接受条件後我们的安全，美国却全然没有保证。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应该向美国寻求这样的保证。事实上，无论美国如何真诚，我们都不相信它他能够保证我们在接受条件後的安全。我们不相信蒋的诺言，任何一个公正无偏地研究过国共关系史的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这种感情。

“我们感到美国的态度有些令人费解。赫尔利将军来的延安，问我们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于是我们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赫尔利将军认为这些条件是完全公正的，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条件还是根据他的建议提出的。蒋拒绝了这些条件。于是，美国人又来找我们，急切地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自由，接受蒋的‘反建议’。这一切使我们感到困惑。

“尽管人们告诉我们，为顾全大局牺牲自己是高尚行为，我们却看不出把自己置于蒋的摆布之下，会对当前的危局有何助益。赫尔利将军说，我们的让步将会赢得世界的赞许，可是，如果我们无条件屈从于蒋，听任他束缚我们的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蒋达成协议，他将给我们武器，派美国军官来帮助训练并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援助，但不能期望我们为此而接受蒋的要求。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屈从于蒋的名目繁多的限制，合作事实上将变为一句空话，因为那时我们将一无所有。至于谈到这些限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放弃唯一的自卫工具——军队，蒋是愿意并且能够随时强加给我们的。

“在目前形势下，毫无疑问，我们是愿意参加政府的。事实上是蒋提出的条件使我们无法参加。这里再重复一遍：“如果一个人双手被搏，纵使一只脚取得了立足之处，也无济于事。

“人们要求我们作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向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危局负责的蒋要求得却这样少。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并不是牺牲。我们也看不出，同意在形同虚设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让共产党占一席位，蒋作出了什么让步。

“无论魏德迈将军多么真诚地想帮助我们，如果以接受蒋的条件为前提，他就达不到目的。我们希望和美军联合作战，希望挽救当前危局，也希望美国援助。但蒋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合理的、确保我们能够得到美援的方案，但我们的方案被蒋断然拒绝了，而且，他还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美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蒋的地位。对此政策，我们没有异议。只要蒋抗日，我们完全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然而，我们绝不会为取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一个席位而放弃自卫的权利。

“如果美国愿意支持蒋的腐败政权，那是它的特权。然而，我们相信，无论美国怎样挽救，蒋注定会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真的相信，蒋会听从他的劝告，真心实意地同共产党合作吗？当然不会。对蒋在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的信用，史迪威将军早已有所领教。如果美国愿意，就让它继续支持蒋吧，它会看见他失去昆明，贵阳，重庆，西安和成都。那时，也许它就会认识到支持蒋是徒劳的了。

“不象蒋介石，我们不需要外国扶持。我们是自由人，能够自己直立行走。

“我们承认，尽管有一切缺点，蒋并没有和日本媾和。对此我们十分感激。但话说回来，在目前这种局势下，只有乌龟才会拒绝对日作战。

“我们相信，以‘五点建议’为前提，依靠美国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挽救当前的颓局。我们愿意为抗日牺牲，相信魏德迈将军对我们的作战潜力有所了解，但我们不能缚手作战。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一个以蒋为首的政府的领导，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这个政府里，我们要有自己的发言权，而不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席位。

“假如美国决定抛弃我们，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遗憾。但即使如此，也并不会改变我们对美国的好感。任何时候——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援助。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十分愿意在一位美国将军的领导下作战。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感情。记住，假如你们真的在中国海岸登陆同日本作战，我们一定会来迎接你们，并服从你们的领导。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并尽力同它进行了合作。如果它愿意留下来，我们很高兴；如果它走了，我们会遗憾。如果它现在走将来又回来，我们将仍旧对它表示欢迎。即使美国不给我们一枪一弹，我们仍要继续抗战，并仍将是美国的朋友。

“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坚持了七年抗战。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将继续抗战。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注：我表示，在我看来，英国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实质性援助，对此他们没有回答。我没有提到苏联。）

“巴雷特上校说，我们没有向赫尔利将军讲清楚，‘五点建议’是我们的底线。他说他相信赫尔利将军以为我们是在“讨价还价”。‘五点建议’的确是我们的最低条件。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同意接受蒋作为领袖；同意把军队置于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之下；同意除合理分享部分美援物资外，不做任何其它要求。我们的让步已经到了极限。

“我们完全理解赫尔利将军当时的处境，知道他不能保证蒋接受‘五点建议’。的确，当初他只是说他个人认同‘五点建议’，愿意尽力劝蒋接受。但是，在蒋拒绝这些条件之後，我们不希望赫尔利再回到延安，向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我们接受一个以牺牲我们利益为前提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在接受蒋的绝对控制後我们的地位，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将军早在重庆时就向赫尔利将军仔细解释过。如果赫尔利将军今天还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理解。而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将军再去重庆把一切重复一遍，实属毫无必要。

“蒋介石拒绝同意建立联合政府，我们亦决心不向蒋的压力屈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现在正向各解放区的人民政协建议，要求组成一个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努力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委员会，但对此我们不抱希望。联合委员会的组成，将是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第一步。

“在重庆时，周将军没有把准备建立联合委员会一事告诉赫尔利将军，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事实上，对这一计划我们考虑已久，而周将军知道它付诸实施，是在他回到延安之後。

“巴雷特上校说，我们目前的立场，无异于是关闭了谈判的大门。我们是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但我们把窗子开得很大。‘五点建议’就是这扇谈判之窗。我们随时都愿意参加联合政府。这一天可以是今天，也可以是明天，甚至可以是後天。但是在後天的後天，在昆明，贵阳，重庆，成都和西安统统失陷後，我们将改变立场，不会按照先前的条件进入联合政府。”

2.会谈期间，毛泽东立场坚定，态度始终非常强硬。他并非对我无礼，但还是多次发了脾气。他一遍又一遍地喊：“不能再让步了！”“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他要是在这，我当着他的面诅咒他 ！”我对蒋的一个评论，即他把“五点建议”看成赶他下台的手段，激起毛的勃然大怒。他跳起来狂喊：“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自始至终没有发脾气，总是沉着冷静地发言，支持毛所说的一切。会议结束，我感觉我是在同两位聪明，冷酷，坚定而绝对自信的领导人白费唇舌。

3.会谈时，为了影响共产党领袖的强硬立场，我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以下是这些意见及共产党对它们的回答：

（1）意见：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最终建立独立政府的决定，给蒋一个绝好的机会声称，他迄今为止所说的关于共产党是叛匪的话，已被确证无疑。

【回答】：他称我们叛匪由来已久，对此我们已习惯了。随他说什么吧，我们不在乎。

（2）意见：你们使蒋有机会说你们同日本进行了交易。

【回答】：以前他也多次这样谴责过我们。我们继续抗战这一事实，将会证明他的荒谬。

（3）意见：谈判失败以及你们准备与国民政府决裂的消息，将受到日本的欢迎。

【回答】：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总会为自己的目的歪曲宣传，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4）意见：如果你们与国民政府决裂，不仅蒋，而且美国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都会认为你们是反叛者。

【回答】：时间将向美国人民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5）意见：在此危机关头你们拒绝支持政府，可能会引起美国人民对你们的反感。

【回答】：当真相大白——这只是迟早的事——时，美国人民将赞许我们今天的行为。

（6）意见：如果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在昆明和贵阳一线击溃了日军，舆论对你们将会非常不利。

【回答】：假如真是这样，没有人会比我们更高兴。

（7）意见：如果蒋被打败，而你们却在危急关头见死不救，美国可能会停止援助，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抛弃中国。

在暴风雨般的会谈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已经冷静了下来，但他仍保留着最後一颗炮弹。“上校”，他以极其镇定的口吻强调说：“你无疑记得，赫尔利将军11月10日离开延安前夕，和我签署了我们起草的，经过他建议修改的‘五点建议’。根据这些条件，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你无疑也记得，正是他建议在条件下签字，以表明我们对它的支持。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愿意把这份签了字的文件向中外媒体公布，但如果事态照此发展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在给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中，我没有提到毛泽东这最後的一击。然而，回到重庆的当天，在向他和赫尔利大使宣读我的报告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当我表述自己意见，说在蒋看来，共方的五点建议可能显示了迫其下台的愿望时，毛泽东突然勃然大怒，以至于我不得不提醒他，我并不是蒋，而只是一名美军上校。当赫尔利听到毛暗示要向报界披露有他签字的文件原本时，我曾一度担心他会把肺气炸。“妈的，”他用一个现在已相当普遍而在当时则很少使用的词高声诅咒，“这小子骗了我！”这时，我不得不提请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

至于说毛“骗了我！”，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在离开延安那天的早上，正是赫尔利将军自己向毛泽东提出共同草签“五点建议”，以表示对其的支持。对于这一做法的後果，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关于1944年12月8日在延安和毛的会谈，我还有最後一点补充。离开会场时，毛按中国传统礼节把我送到门口。“上校”，他在告别时说，“你是真心在为中国呼吁和平，对吗？”事实上，我确是在这样做。

12月15日，我再次飞往延安。这一次陪同我前往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位军官伯德上校。战略情报局最初的组织者是威廉•多诺万少将，战後它变成了中央情报局。飞机上另一位同伯德上校的使命无关的乘客是约翰•戴维斯。戴维斯对迪克西使团的组建曾起过巨大作用，但他从前只访问过延安一次，那是在1944年10月22日至11月8日。

那时，虽然日本最终战败已成定局，原子弹仍是一个机密。因此，军界一般还是认为，只有经过苦战，摧毁日本本土顽强抵抗，才能赢得最後的胜利。为发起本土攻击战，山东沿岸早已被视为可能的进攻基地。

伯德上校专程到延安，正是为了同中共领导人商量美军一旦在中共控制下的山东沿岸登陆，两支军队可能的联合作战事宜。我们在延安一直逗留到12月17日，并在此期间会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不出所料，中共领袖最为关心的，是美国到底希望他们做些什么。对联合作战的前景，他们一般来说还算满意，因为这一行动自然会大大加强他们同国民党对抗的地位。

离开延安前，共产党送给伯德上校一把漂亮的日本指挥刀。在我离开迪克西使团时，他们也曾送给我一把。当然，它们并不一样，我那把要精致漂亮得多。毕竟，正如中国成语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回到重庆後，我们发现赫尔利大使并不清楚我们访问延安的目的，或是知道却没有在意。当获悉我们访问的消息时，他被激怒了，认定我们是在背着他出卖国民政府的利益。关于此事的详情，没有必要在此赘述。

戴维斯从延安向国务院报告，他在延安短暂逗留期间得到一个印象：毛似乎对自己在12月8日同我会谈时的粗暴行为感到有些羞愧，并力图弥补——他以不同寻常的友好态度，热情对待戴维斯和其他美国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计较那场暴风雨般的会谈中毛的态度。我认为毛一般来说是一个谦恭有礼，但很少溢于言表的人。

我最後一次延安之行是1944年12月27日。这次访问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发的前一天，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麦克勒尔少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当时魏德迈将军不在重庆，我认为麦克勒尔将军自然有权向我发布命令。我和麦克勒尔将军是多年的老朋友。三十年代，我们同是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军官，那时我的级别高于他，但在重庆，他显然是我的上级。

麦克勒尔将军对我说，这次的任务是通知延安共产党领导人，在战胜德国後——这在当时已为期不远——美国可能将把驻欧洲的一个空降师派到中国战场，参加最後进攻日本本土的战斗。他指示我同共产党接洽，问他们在美军滩头阵地建立，正规後勤工作展开之前，是否能为这一师美军提供後勤，当然，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除外。他明确交代，我必须向共产党讲明，我们的谈判纯属探索性质，因为当时并没有最後决定，在战胜德国後，是否要派那个空降师到中国来。

在接到麦克勒尔将军的命令之後，我曾问他赫尔利大使是否同意这次延安之行，他作了肯定的答复。我相信了他的话。

12月27日，到达延安後，我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将军和叶剑英将军提出了我受命讨论的问题。按照麦克勒尔将军的指示，我首先向共产党声明，这一师美军派往中国之事还没有最後确定，而且，即使确定了，它也不一定就被派往共产党地区。虽然不如我期望的那样热烈，对于这样大的一支美国军队派往边区的前景，他们似乎还是相当满意的。他们问我，如果这一师美军真的到达边区，他们是否能同美军共同协商作战计划。对这个问题，我表示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但我个人认为，两军协同作战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共产党领袖向我保证，他们能够在美国正规後勤工作展开之前，承担美军空降师的後勤任务。现在回顾起来，我怀疑他们当时是否真有能力做到。这是一支二万八千多人的军队，後勤工作极其繁重。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点，他们的热情才有所消减，对根据这些苛刻条件同美军联合作战前景的反应，也不如预期的那样热烈。

此次出使延安，我从未提起同国民党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

12月29日，回到重庆的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上，我看到赫尔利大使，但没有向他提起我的延安之行。麦克勒尔将军曾告诉我，这次访问经过赫的同意，因此，我认为在社交场合非正式谈话中提起这件事，是不合适宜的。然而，以後的情况表明，我当时的做法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上面提到过，1944年底，我离开了迪克西使团，被任命为麦克勒尔将军指挥的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的参谋长。1945年1月2日，我飞往云南昆明，准备就任。

刚到昆明，我就得悉魏德迈将军已提名我晋升陆军准将。我自然非常兴奋，毕竟，获得将军金星，是大多数职业军人梦寐以求的。当时，我认为我已经得到它了。因为按照过去的惯例，被一个象魏德迈将军这种级别的军官提名後，随即便应该是宣布晋级令。然而，这一次情况却非如此，我真是大错特错，大错特错了！

一月初，祸从天降。国民政府在延安的特工向重庆报告：我向共产党提供——“提供”这两个字加了着重号——了一个美军空降师。面对特工们无与伦比的愚蠢，我彻底无语，他们竟然不懂得，区区一个上校，绝对不会有权决定这样重大的行动。退一步说，即使他真的这样做了，也一定是事先得到了非常高级指挥官的授权。

无论如何，首先接到特务报告的宋子文自然开始寝食不安，立即要求赫尔利大使对此事加以解释。于是，我厄运临头。或许是由于出使一事确实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虽然麦克勒尔将军对此曾向我作过保证），或许麦克勒尔将军告诉过他，而他却把整个事情全忘记了，赫尔利大使声称，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关于他无知的原因，我无从得知，但我确切地知道，他的无知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

赫尔利将军大发雷霆，打电报给陆军部，要求取消魏德迈将军对我的晋级提名。就这样，那颗我认为就要落在我肩上的金星从视野中消失了。从此以後，我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一名光荣的美国将军。

如上所述，当麦克勒尔将军命令我出使延安时，魏德迈将军不在重庆，然而，既然麦是当时的参谋长，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有权命令我同共产党领袖接触，核实他们是否愿意在一个短时期内向美军空降师提供後勤。风暴爆发时，魏德迈将军正巧回到重庆。自然，他也遭到了赫尔利大使的严厉呵斥，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现在看来颇为愚蠢的计划事先告诉後者。我不知道魏德迈将军是否觉得他的参谋长的行为越权，但即使如此，我也没看到任何证据，无论如何，麦克勒尔将军头上的天空是晴朗的，除听说他就此事同赫尔利大使有一场激烈争辩外，他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现在看来，无论是魏德迈将军还是麦克勒尔将军，当时都能够毫不费力地洗清我的罪名，他们可以向赫尔利大使解释，我不过是在执行命令。当参谋长麦克勒尔将军向我下达出使延安的命令时，我难道可以告诉他，他这样做是操之过急吗？毕竟，上校只是上校，无论他多么聪明，也不能同一个两星将军争辩。至于是否魏德迈将军或麦克勒尔将军稍微替我辩护过，我无从得知。

在辞去大使职务，回到美国以後，赫尔利曾就他斡旋于国共之间，致力于调停的经历写过一本书。书中他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某些美国外交官员的活动——他们力图影响国务院的外交决策，使之有利于中共。书中还提到了两位致力于同样目的的陆军军官，但这两位军官活动的详情他不甚了解，所以，他不点出他们的名字。书传到中国後，麦克勒尔将军把关于两位军官的一段指给我看，问我是否知道他们是谁。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此後，我们转移了话题，再也没提起这件事。我相信，他和我同样清楚，这里提到的军官正是我们二人。

国共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的详细故事，不属于本书涉及范围。这里我要说的只是，国共谈判开始于1944年11月7日，地点在延安，赫尔利将军是发起人。从那以後，谈判不可避免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45年，赫尔利再次访问延安，而毛泽东也到了重庆，对他的宿敌蒋介石做出了一个至少表面上的和好姿态。

正当谈判遇到重重困难之际，乔治•马歇尔将军受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到中国，真诚地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美国全部调停活动的结束，是在1946年马歇尔将军回到美国，发表他的“愿瘟疫降临到你们两家头上”的声明之後。在声明中，他宣称，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温和派和第三党身上。他明确表示，共产党不包括在第三党之内。

毫无疑问，凡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国民党中确实存在着温和派（至于蒋是否包括在内是另一回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一点温和派的痕迹。毕竟，共产党人终究是共产党人，在任何国家中，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