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八章 縱觀迪克西的意義

出乎我意料的是，1944年12月，當我最終被解除職務之後，迪克西使團的工作並沒有終止。新任團長是我的老朋友莫里斯•朱里奧上校。我們曾在北京語言學校同學，並一起在天津第15步兵團服役。他表現卓越，完全勝任迪克西的工作。

接任迪帕斯上校的是伊萬•耶頓上校。後者曾擔任過駐莫斯科大使館助理武官，有俄國問題專家的美譽。魏德邁將軍對他非常尊敬，在“魏德邁報告中”，對他大加讚賞。補充一句，將軍從來對我沒有那樣器重過。

我離開延安後，觀察團發生了一起悲劇，使我深感觸動。當事人是上面提到過的“陸軍救援局”代表亨利•慧特思上尉。他剛到延安時是中尉，任務是盡一切可能，配合共產黨援救在日本占領區被擊落的美國駕駛員。

出於工作需要，慧特思在一位中共攝影記者的陪同下，偶爾走進一個靠近敵占區，但據說是沒有敵情的村莊。進村以後，他們突然發現那裡有日本人。後者立即開槍，打死了他們。以後，迪帕斯上校告訴我，為了搶回他們的屍體，共產黨犧牲了幾乎整整一個營的兵力，最後還是沒有成功。

對慧特思上尉之死，共產黨表示了誠摯的哀悼。我相信，他們不僅尊重他個人，而且認為此事有失體面。因為，正是他們在慧特思進入村莊之前，保證過那裡沒有日軍。某些人可能會說，共產黨是蓄意設下圈套，借日本人之手置慧特思於死地。我認為這種說法很難令人相信：這不僅是因為中國人重視承諾，更因為我不相信他們願意犧牲一個新聞記者和一營的士兵，作為慧特斯的陪葬。以後，他們也許會做這樣的事，但在當時，我絕不相信他們會這樣做。

慧特思上尉的犧牲給我很大打擊，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年輕軍官。我不僅讚賞他的專業能力，而且對他個人懷有相當的敬意。聽到噩耗，我立刻給他的妻子寫了一封信，表示哀悼和慰問。她收到這封信是在接到官方通知的第二天。當時我竟沒有想到，政府會延遲發出陣亡通知。直到現在，一想到她可能首先從我的弔唁信中得知她丈夫的死訊，我就不寒而慄。在他死後，共產黨把延安一所專為觀察團服務的食堂命名為“慧特思餐廳”。

現在回顧延安往事，我承認當時在某些方面對共產黨懷有過分好感。這種好感，部分應歸結於我相信他們不負眾望，正在積極抗日，部分也是因為看到到他們武器裝備簡陋匱乏，從而產生的同情。當時我認為，他們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至少與國民黨軍隊相等。當然，在某些美國大量進行援助的地區，情況是例外。

在承認某些方面被延安共產黨蒙騙的同時，我想還是應該公正地指出：縱然紅色中國今天是我們的頭號敵人，但在1944年夏季，要預料到毛和他的追隨者最終會反對我們，並非那麼容易。當然，應該承認，即使在當時，一些政治傾向極端保守的人已經認識到：共產黨畢竟是共產黨，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絕對無法和平共處。

 一個使許多美國人——包括我自己——對延安共產黨政權產生好感的原因是，那裡看到的一切都相當符合一般美國人的口味。在重慶，人們對崗哨林立的現象司空見慣。然而根據我的觀察，在延安第18集團軍司令部門前，卻沒有一個崗哨。我不知道毛的簡陋住所是否有暗哨保護，但至少我可以肯定，假如你從那裡走過，你不會看到哨兵。

毛經常出現在公共場合。外出時，他或是步行，或是乘坐那輛破舊的、延安共產黨人唯一的卡車，沒有重慶蔣出巡時那樣的排場，那些高速行駛的黑色轎車長隊，那些警戒線，也看不到通常圍繞在蔣身邊的那些秘密特工。

在我看來，任何人如果想刺殺毛，都可以輕而易舉辦到，難的是事後逃脫。從延安到國民政府控制區路途遙遠，而且共產黨對出入邊區的人嚴密盤查，除非刺客來自內部，否則很少有逃脫的可能。

毛在公共場合極其隨便，就象他在“梨園”舞會時一樣。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和他觀看共產黨軍隊軍事演習。演習在開闊地上進行，那裡為觀摩者准備了一些粗製的木凳。毛隨便在一張凳子上坐下，和藹地招呼我和雷•盧登坐在他旁邊。

我和毛澤東夫人的唯一接觸，就是這次觀看軍事演習。觀察團出發之前，我們聽說她正患肺結核，幾乎從不在公共場合露面。在梨園的舞會上，我一次也沒見過她。現在想起來可笑，當時我和戴維斯竟想要送給她一些補品，於是我們在為觀察團申請的物資中加進了聽裝牛奶，可可和其他營養品。當我們把這些東西轉交給延安共產黨人時，他們禮貌地謝絕了。後來我才想到，他們很可能誤解了我們的意思，以為我們的禮物是一種暗示：他們沒有能力為一個病人提供適當的食品。

觀看軍事演習時，毛澤東莊重而簡單地把他夫人向我介紹。“巴雷特上校，這位是江青。”這是他說的全部話。在介紹自己妻子時，現代中國人通常簡單地說：“這是某某太太。”一般而言，“太太”相當於“夫人”一詞，但含義要稍尊貴一些。一個舊式中國人，或希望氣氛隨便一些的中國人，在談到妻子時，可能會說：“這是賤內。”“賤內”一詞的含義是：“不出屋門的粗鄙之人”。當然，無論是“太太”還是“賤內”，毛都認為具有資產階級氣味。

毛澤東夫人看起來完全不象是有病。她極富魅力，舉止優雅，具有傳統的中外女演員所有的那種風度。同幾乎所有中國女演員一樣，她講一口標準的國語。與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夫人相比，她顯得更漂亮，也更時髦。不難想象，在她健康恢復，閱歷也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豐富後，她會成為一個左右共產黨中國政局的鐵腕人物，正如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一樣。

延安沒有警察，很可能也不需要警察，因為正如我們以後所知道的，共產黨中國的整個社會充滿了間諜，密探和告密者。當然，迪克西使團成員及延安的其他外國人平常看不到他們。我相信，在延安期間，我們很可能隨時都處於他們的嚴密監視之下；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可能有人跟蹤，而我們則從未覺察。

初到延安時，我們並不知道延安有集中營，但不久以後，我們知道在駐地附近就有一個。集中營里關押着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換句話說，共產黨不信任的人。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穿一套共產黨軍服，顯然來自西方某國家的年輕人出現在我們營地。他的到來，使我們終於對這個集中營有所了解。他告訴我們，他的名字叫耶拉特契克，是南斯拉夫人。珍珠港事變前，他住在北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離開那裡，避開日本人的封鎖，大部分靠步行穿越了河北，山西二省，最後到了延安。剛到延安，他即遭到逮捕，被送進了集中營。他在那裡被關了三年。我們看到他時，是他被釋放的第二天。

耶拉特契克的身體看來不錯，他喜歡美國人的飲食，也顯然很欣賞美國香煙。至於他是否在集中營受到過虐待，我不得而知。事實上，他從未談起過他在那裡的經歷，我也沒有問過他。現在想起來，我真後悔當時竟沒有問他集中營里的情景。那時，他似乎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考慮到怕給他添麻煩，我們也沒有追問。

再碰到耶拉特契克時，他已成為一名汽車修理工。雖然共產黨的車輛非常破舊，但由於只有一輛，所以他並不怎麼忙。我不知道共產黨是否付給他工資。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可愛，政治上可靠的年輕人。在仔細審查他的背景之後，我甚至還把他向CBI總部作了推薦，希望按美軍待遇，發給他薪俸。我的建議沒有得到答覆。

在延安，頗有一些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的人，譬如，交通部郵電局延安分局的雇員。這些人很可能是國民黨情報人員。否則，戴笠指揮下的主持全國特務工作的中統局豈不是坐失良機，白白地丟掉了安插特務，展開情報工作的絕好機會嗎？

一到延安，我就十分驚異地發現，那裡竟然有兩位國民黨的軍官，一名少將和一名上校，他們名義上的工作是負責同共產黨聯絡。我們平時很少看見他們，但有時他們也參加為歡迎我們而舉行的文娛活動。在這些場合，毛一反常態，對他們彬彬有禮。我被授予榮譽軍團勛章之後，他們曾禮貌周全地來我的住所祝賀。

中共統治大陸以後的政績表明，延安和其他共產黨控制區的民主自由，很可能並不比國民黨控制區更多。然而，也許是由於天真，當時我們確實相信，他們的統治要更民主一些。我曾對周恩來說：“邊區也許沒有民主，但我願意承認，至少這里看起來很民主。”如果使我產生這種想法的所見所聞，只是共產黨作的戲，那這也是一台作得非常成功的戲。

一次，當我們穿過延安附近一個異常空盪的村莊時，我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我懷疑整個地區特為我們的訪問作過安排，正如俄國女皇卡特琳的大臣波特金在女皇離開彼得堡，到鄉下旅行前沿途所作的安排一樣。對此，周恩來笑了笑，沒有回答。但以後有一次，他眨着眼睛，對我開玩笑地提起過“波特金的村莊”。

無論如何，很難相信共產黨軍隊的狀況也是作戲，他們確實營養良好，身強力壯，並按不同的季節更換服裝。唯一不足之處是鞋，它們大部分是膠底布鞋，其質量不比一般國民黨士兵穿的草鞋好多少。相對而言，直到戰爭末期相當一部分國民黨軍隊的狀況被美援改善時為止，國軍士兵的一般身體狀況遠不如共產黨士兵。他們的軍服質量低劣，按我們的標准，也太單薄。

1948年，先以山西省“模範省長”聞名，後在台灣省省長任上結束政治生涯的老軍閥閻錫山，在共產黨完全占領他的家鄉前夕，在太原告訴我：問題的關鍵在於，蔣的軍隊總是在冬天發夏裝，在夏天發冬裝。當然，共產黨允許我們參觀的，也許只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部隊，但這很難令人相信。

在綏德參觀抗大時，一天晚上，我外出散步，遇到一位共產黨士兵。他很友好，國語講得也標准。象通常和士兵談話時一樣，我問到他的家鄉，他講了河南某個村莊的名字，並告訴我他父母都健在。“你放心嗎他們嗎？”我問。“為什麼不放心？”他回答。“我外出當兵，家裡有政府照顧。”我同這位士兵的會面，也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因為這樣做並不困難。但即便如此，它仍不失為一次成功的安排。談話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順便提一句，當毛斷言：“如果雙手被縛，縱使一隻腳跨進了門檻，也無濟於事”時，他腦海里閃過的也許正是共軍士兵穿着膠底布鞋的場景。

雖然在某些方面被共產黨所蒙蔽，我並不認為我已徹底喪失了客觀觀察事物的能力。當宣傳太過時，我通常還是能夠識破。譬如，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彭德懷的故事，他聲稱共產黨軍隊彈藥缺乏，士兵必須確保一槍可以擊中兩個敵人時才能射擊。另一次，周恩來也宣傳過火。我問他，解放區人民是否有言論自由，他保證我有。我又問，“一個普通公民能夠在解放日報上自由發表言論反對毛主席嗎？”“當然可以，”周回答說。“不過，肯定不會有人去做這樣的事。”

當時，用繩子把壯丁栓在一起，押往徵兵站，在國民黨統治區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1942年，我在江西旅行，途經一個城市，在那裡看到一個塞得滿滿的監獄。被關的人既不象罪犯，也不象嫌疑犯。我走過時，許多人還從窗口向外窺視。我問監獄長：為什麼在這個非常時期，還有這麼多犯人關在牢裡。他告訴我：他們不是普通的囚犯，而是被強征當兵的老百姓。把他們鎖在監獄里，是為了防止他們夜間逃跑。我不知道邊區是否也有被捆去當兵的情況。但即使有，我也從未看到過。

在中國，我曾多次見過軍官，甚至雙星將軍，打士兵的耳光。但在邊區，我從未見過此類情況。據說，毆打士兵在共產黨那裡是被禁止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認為，打士兵耳光在任何軍隊里都不可原諒。

共產黨軍隊中的政委，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嚴格執行軍事命令方面，他們和士兵完全一樣。事實上，除了承擔特殊的政治工作，特別是政治教育工作以外，政委與其他軍隊成員並無任何區別。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長征時，他們把宣傳材料貼在士兵的背上，讓士兵們在行軍時繼續學習。我想這個故事並非無稽之談。

據說，在共產黨軍隊里，一旦指揮官陣亡，接替他指揮的通常是政委，而不是副指揮官。在延安，一個共產黨政委給我看他身上的12處傷疤。他說，日本人給了他七處，其餘五處則是國民黨軍隊的贈品。在我看來，遠不需如此多的傷疤，已足以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士兵了。

雖然我會尊敬一個作為戰士的政委，但我從未能夠克服對軍隊中政治工作的厭惡。無論是共產黨軍隊，國民黨軍隊還是其他軍隊，我的看法都一樣。我把這個觀點如實地告訴了共產黨。對此，他們回答說：他們知道美國軍隊不需要政委。因為美軍中各級官兵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然而在他們的軍隊中，情況則不是這樣。雖然我能夠理解他們的觀點，我對政委們的厭惡並沒有由此而減輕。

不少美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對在軍隊中設政委反感。1951年，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威廉•契斯少將曾力勸國民政府，取消國軍中的政委制度。那時每一支戰斗部隊中都有一個政委，直接隸屬於國防部政治處，他的報告很少經部隊長官過目。契斯將軍的意見是，政委制度不可避免會損害士氣。對此我完全同意。

我曾出席過一個有蔣介石，契斯將軍和其他高級中國官員參加的會議。會上蔣強調說：“巴雷特上校很清楚，1947年，我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慫恿，取消了軍隊中的政委制度，其結果是喪失了中國大陸。”今天，政委制度在國民黨軍隊中已再次恢復。

在共產黨軍隊中，由於黨政合一，政委並不像在國民黨軍隊中那樣重要。在國民黨軍隊中，黨政之間至少還存在着某種形式上的區別。

在提到1947年取消政委制度的同時，蔣說，正是在那一年，國民黨軍隊在美國軍事顧問的慫恿下，進行了全面改組。結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變成了國防部。同一年，以幾乎同樣的方式，美國陸軍部，海軍部和空軍部也組合成了美國今天的國防部。

當時，美國顧問的要求是，儘可能完全按照美國國防部的模式，改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及下屬各部門。在某些情況下，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時，我擔任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代理武官。從一位來訪的國軍參謀部第四處（後勤處）的上校那裡，我得知了改組工作的困難。

上校告訴我，他的辦公室受命一分為二，組成一個“計劃組”，一個“政策組”。他希望我能告訴他，這二個組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問他，為什麼他的上司不直接去問美國軍事顧問團。回答是：“如果這樣做，他會丟面子。”我懂他的意思。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回答說：“上校，你辦公室的改組工作由美國軍事顧問團全權負責，如果我向你解釋這種區別，那麼，作為一個助理武官，我是越權。此外，我必須告訴你，我自己對‘計劃’和‘政策’之間的區別，也從來沒有弄清楚過。”

這里的麻煩在於：很難把“計劃”和“政策”二詞準確地翻譯成中文。中文中有一個與英文“PLANNING”完全對應的詞——“計劃”。但“POLICY”一詞在英文中的含義則很廣，很難找到一個準確與之對應的中文單詞（在中文中它常被狹義地理解為“政府政策”）。我想，這位上校在離開我的辦公室時，腦子裡想的一定是：“別再到處亂竄浪費時間了，直接去找美國使館正式武官吧。”

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計劃，控制全國各種秘密特務活動的中統局撤銷，取而代之的是“保密局”，這是中國人稱之為“換湯不換藥”的一個典型例子。“換湯不換藥”是一句中國俗話，它的意思是，煎藥的湯（通常是雞湯）改換了，而藥的基本成分不變。

至於談到中共對普通公民（老百姓）的態度，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虔誠的口號：“共產黨士兵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完全可能是真的。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這個共產黨的政權，在掌權後剝奪農民的全部土地，並強迫他們加入了公社。自然，這是與本文無關的另一過故事。

在一篇關於共區狀況的精彩報告中，謝偉思寫道：在共產黨統治下，人民生活一般很艱苦，按照美國標准，也極端枯燥。然而必須記住的是，無論什麼政權掌權，中國農村的生活從來就是如此。在那裡，生活中多的是勞累，少的是歡樂，而人民由於長久養成的習慣，也許根本就感覺不到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

總的來說，共產黨對生活的態度是保守的，對此我深有體會。一天，周找到我，不加客套而又非常誠懇地說，觀察團某成員調戲了他們的一個姑娘。他明確表示共產黨不願意看到這類事情發生。然而，他補充說，如果他們真是談戀愛，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這僅僅是單方面的調情，他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

我告訴他，我將訓斥那位美國人，並警告他如果再犯，我將立即要求總部解除他的職務。我這樣做了，從此以後，再沒有聽到有關此類事件的報告。我離開延安時，他仍在觀察團愉快地服務。

結束迪克西使團工作回到重慶後，我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的朋友似乎並沒有人害怕我因受共產黨的影響而變得親共。1944年聖誕節，蔣介石和蔣夫人在他們的官邸設盛宴招待我。宴會間，坐在我對面的蔣介石突然問道：“你還愛中華民國嗎？”

“主席”（蔣那時還沒有被選為總統，因此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我回答說，“退役之後，我希望能回到中國，在您的政府管理下生活。”

1952年，當我真從軍隊退役時，國民政府已從大陸“撤退”到了台灣。我提出申請，想在台灣定居，但被蔣親自拒絕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美國駐華大使曾問他原因，回答是：“我有我的理由。”

無論他拒絕我在自由中國定居的理由是什麼——親共，或是對共產主義持姑息態度，我認為這對我都是不公正的。也許他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如果這些理由站得住的話，我想我會原諒他。其實關於這些理由，我自己也想過很多，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猜想，其中至少部分是正確的。但這里不是敘述這些猜想的地方。

在延安估計共產黨軍隊全面對日作戰的潛力時，我有一個想法：他們是優秀的游擊戰士，但就大規模正規戰而論，除1940年的“百團大戰”外，他們還沒有進行過其他戰役。主要由於武器裝備的低劣，他們在這場戰役中損失慘重，以至於在那之後，他們無力再從正面與強大的日軍對抗。然而，我相信，在經過美軍訓練和以美式裝備加以改造後，他們也能夠同日本軍隊展開正規戰。

我當然很知道不可能在游擊戰和正規戰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關於游擊戰，毛澤東曾有過精闢的論述。他這一方面的著作，雖然政治傾向性很強，仍會令人想起拿破侖和孫子關於戰爭的警句格言。多年後，我的好朋友，現已退役的前美軍陸戰隊准將薩繆爾•格里菲斯，把《孫子兵法》譯成了漂亮的英文。象孫子一樣，毛澤東也強調“攻其不備”的戰術原則。

向共產黨軍隊提供美式裝備，無疑是一個微妙的問題。我堅信蔣和他的某些顧問們絕不會欣賞這個使對手獲得大量作戰物資的主意。因此，他們一定曾仔細考慮過我的建議。

我的建議是，起初只向共產黨提供相對少量的步槍，機槍，迫擊炮，火箭筒和一些輕型火炮，這些武器可以適當地提高他們游擊戰的效率。如果他們好好使用這些武器，同日本作戰，就再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武器。反之，任何時候，只要他們使用這些武器同國民政府作戰——要發現這一點並不困難——就立即停止援助。換句話說，我認為，只要利用這種獎懲機制，我們就可以鼓勵共產黨用美國武器同日本而不是同國民政府作戰。

從國民政府的立場出發，反對我建議的理由是明顯的：如果共產黨真的使用美國武器裝備來同蔣的軍隊作戰，要收回他們已得到的那一部分物資，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同其宿敵作戰的能力，也會由於這些援助而大大加強。因此，這樣做將是一種故意的冒險。

魏德邁將軍後來告訴我，在我離開延安之後，我的建議曾送交蔣介石考慮。他反應很簡單：“你不能武裝我的敵人！”於是，計劃無疾而終。必須承認，我無權因為蔣介石的立場而責備他。畢竟，關於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能力，他知道的比我要多，而且今後註定了還要知道的更多。無論共產黨軍隊裝備的優劣如何，他註定了要品嘗這個苦果。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一支三十年代的共產黨歌曲。歌里唱道：“沒有槍，沒有炮，敵人（國民政府）給我們造！”

一般而論，迪克斯行動顯然沒有對整個戰局產生重大有利的影響，但我仍然認為它是非常值得的。至於派遣觀察團的費用，那更是微不足道。我們沒有能夠完成離開重慶時交給我們的全部任務，但卻相當成功地完成了大部分任務，特別是收集情報方面的任務。毫無疑問，我們的氣象情報對海軍航空兵和空軍具有價值。同樣，由於觀察團的努力，陸空援救局的工作效率，也大為提高。

主要是由於壞運氣，迪克西行動使我失去晉升將軍的機會。但即使如此，我的運氣還是比約翰•謝偉思好。他的延安報告——某些人認為這是他親共的證據——最終導致了他被外交部解職。幸運的是，以後他又復了職，一直服役到退休。雖然他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才能再也沒有受到重視，但至少還是受到了信任。

儘管只到過延安兩次，但因為首先提議向邊區派遣觀察團，以及所寫的一系列對中共有利的報告，約翰•戴維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被外交部解職之後，他沒有象謝偉思那樣積極活動，訴諸法律，因而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最終洗清了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至於談到將軍夢的破滅，我主要的遺憾與其說是失去了面子，不如說是失去了里子。將星的消逝使我損失了一筆可觀的退休金。至於面子，我想，對於一般公眾來說，一個退休將軍和一個退休上校並無多大區別。

迪克西的經歷是一段極其有趣的歷史，它給我的晚年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通過這一行動，我加深了對中國人和中國語言的了解，也結識了各式各樣的美國人（與他們中的某些人的交往，並不總是愉快的）。然而，一般而言，我可以坦然地說：“滿意，就值得。”

2013年11月9日

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