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佳人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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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位佳人，叫陶琴薰，她父親叫陶希聖，了解民國史的人對這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

蔣介石一生有四大文膽：戴季陶、陳布雷、陶希聖和秦孝儀。他們作為蔣的秘書，專門替老蔣草擬各類文稿、報告和演講詞，深得老蔣倚重和信任。其中陶希聖被蔣任命為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代蔣撰寫過《中國之命運》。蔣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是陶希聖捉筆代刀的。

陶琴薰是陶希聖的次女，因長女夭折，故視為掌上明珠。但這個女兒同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一樣，在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毅然選擇割捨親情，和自己的父親分道揚鑣。

1949年的春夏，對於國家、民族、個人來說，都面臨影響生死存亡的抉擇。4月，解放軍以不可阻擋的氣勢，突破長江防線，攻占了南京。5月，進逼上海，完成包圍。

5月6日，蔣介石乘坐江靜輪准備撤往舟山群島。輪船來到吳淞口時，隨行的侍從秘書陶希聖請求蔣介石稍作停留，等候他去上海市區把女兒陶琴薰接出來。

此時，上海已是烽火連天，除臨海部分，陸地已完全被陳毅的第三野戰軍層層包圍，解放軍的炮火已經可以覆蓋吳淞口江面。但蔣介石仍然答應了。

陶希聖立即從軍艦上給女兒發出電報，約定在碼頭碰面。蔣介石下令上海警備區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鋪碼頭待命，准備接到人後，立即登艦會合。

但過了約定時間，女兒並未出現，陶希聖只好含淚離開。

作為父親，陶希聖已經盡力了，卻無力說服自己的女兒。4天前，也就是5月2日，他曾在傍晚時分獨自一人，悄悄來到上海陝西南路女兒家，勸說愛女一同離開。但女兒陶琴薰不為所動。兩天後，他又托學生轉交給女兒一個小包，裡面裹着金條，還有一張親筆字條，上面傷心欲絕地寫道：時勢如此，我也無奈，但願你們永遠互愛互助，共渡困難，不論天涯海角，我將時刻祈禱，願上帝保佑你們一家平安。

但結婚三年的女兒，最終還是選擇了跟隨丈夫沈蘇儒留下。她的態度是：沈留下，則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禍福，在所不計”。

陶希聖知道，女兒留在大陸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雖然，他告訴過女兒，自己在中共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戰犯名單中位居第41位。這頂沉重的政治帽子，會讓她飽受痛苦，但陶琴薰不相信。

即便如此，愛女心切的陶希聖還是要再作一次嘗試。

然而最終的結果還是讓他失望了。女兒陶琴薰接到電報後，並沒有如約趕到十六鋪碼頭。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歲半的兒子沈寧趕到吳淞口，在他耳邊輕輕地說：“寧寧，記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靜輪走了。”說完，聲淚俱下。

5月24日，陶希聖在日記中寫道：“蘇儒、琴熏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為琴熏及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5月27日，解放軍占領上海。

2

幾十年後，飽受摧殘的陶琴熏對長子沈寧回憶說：“你外公身居要職數十年，罕見為私謀便利。吳淞口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蔣先生竟然准許了你外公的請求，十萬火急之中停下兵艦，專門等候一個普通少婦的媽媽。然而無論怎樣愁腸寸斷，媽媽還是決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遠行了„„”

數月後，中共建政，新的社會給予沈蘇儒、陶琴熏夫婦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失業。陶琴薰做夢也沒想到，她一個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竟然找不到工作。此時，適逢二兒子沈熙出生，一切用度無以籌措，幸虧有了父親留給她的一根金條，這才勉強度過了難關。

後來，靠了被周恩來稱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沈蘇儒，才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編輯工作。陶琴薰則是經馮亦代妻子鄭安娜的介紹，被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錄用。

為了表示進步，從1956年開始，陶琴熏主動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做陶希聖的工作，為和平解放台灣貢獻一份力量。周恩來於是派化名海瀾的工作人員與陶琴薰“單線聯系”。此後，陶琴薰寫給父母的家信，經海瀾審查後再由香港親友轉寄台灣。母親萬冰如及弟弟們先後寄來的回信和照片，同樣也是經香港轉寄大陸。惟父親陶希聖卻幾乎沒有寫過一個字。因為海外有回信，對總理辦公室來說，陶琴薰的這項工作，就算有了成績。

為了讓陶琴薰跟海外通信時，多一點國內“欣欣向榮”的景象，總理辦公室經常給陶琴薰送演出票，安排她參加各種活動。像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1959年北京十大建築落成典禮、每年的五一遊園會和十一煙火晚會、大型歌舞《東方紅》演出等等，這在當時都代表一種社會地位和政治待遇，陶琴薰都會受到邀請。她大兒子沈寧在學校讀書，同學都不明白像他這樣黑的家庭出身，竟然也能進人民大會堂，看《東方紅》演出，上天安門看禮花，就只能羨慕妒忌恨了。

1957年號召“大鳴大放”，沈蘇儒寫了《請把知識份子當作自己人看》的小字報。陶琴薰也在總工會國際部貼出一張大字報：“我和祥林嫂一樣，領導上看見我不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戰犯’，因此領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無聲無息地在這兒幹下去，什麼要求都不必提。”

結果，“和祥林嫂一樣”的陶琴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鑒於統戰工作不能中斷，才沒有把她趕到外地勞改，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沈蘇儒寫的小字報，原本也很嚴重，多虧了沈鈞儒的關係，只叫他做了深刻檢討，沒戴帽子。但到了1962年，沈蘇儒還是被下放農村，陶琴熏也被調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

3

1966年，文革降臨，陶琴薰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會上，胡同里的人立刻就都知道了。街道上的婆婆大娘這才曉得被騙了幾十年，特別氣憤，立刻通報到附近學校。紅衛兵聞訊而動跑來抄家，把陶琴薰嚇得非同小可，她不心疼字畫文物、珠寶首飾、西裝旗袍，她怕得要命的是，擔心紅衛兵發現她與海外的通信和信件備份。

此時，她已身患急性類風濕關節炎，行動不便。

紅衛兵一走，她便馬上帶上大封套，叫上大兒子沈寧陪同，拄着拐杖，一步步趕往中南海。那天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正組織靜坐示威，誓死揪出劉少奇。府右街坐滿革命小將，交通斷絕。高音喇叭里反覆播放紅歌，撞擊神經，震懾心靈。

沈寧攙扶着母親，從人群縫隙中走過，心裡萬分恐懼。如果有紅衛兵盤問起來，或檢查書包，發現裡面是寫給國民黨大戰犯陶希聖的信，說不好兩母子當場就沒命了。

幸虧紅衛兵心思都在劉少奇身上，沒人理會他們。走到中南海西門口，出來一個軍官。陶琴薰向軍官講明了情況，從書包里取出大封套，雙手遞上；軍官看了封套上寫的人名，心領神會，表示一定安全送到。

這年秋天，陶琴薰被強行送到潭柘寺農村勞動改造，因為彎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裡幹活，最後栽倒在水田裡。

此後陶琴薰的病情不斷惡化，“四肢關節的手指腫脹疼痛變形，有時右手疼得不能握筆。到處求醫，均不見效”。

那兩年，周恩來忙於文革，無暇他顧，陶琴薰與海外的通信也因此中斷，幾年後又才恢復。1975年初，遠在美國的五弟陶范生聽說了姐姐的病情，從美國寄來了特效藥，經統戰部批准，網開一面，送到陶家。陶琴薰服用後，病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但此後就再也收不到陶范生寄來的藥品。多年之後才知道，寄來的藥品均遭有關方面檢查扣押。非但如此，就連陶琴薰要求繼續寄藥的書信，也杳無回音。隨之，陶琴薰病情加重，只好又恢復服用激素，而且加大了用量。

因為長期服用激素，陶琴薰後來胃部大面積壞死。在沈鈞儒孫女沈瑜醫生的幫助下，住進了醫院，儘管手術較為成功，卻仍然不能不服用激素，醫生們終究也未能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陶琴薰彌留之際，身體已經虛弱不堪，“皮膚腫脹發亮，而且又薄又脆，輕輕一碰就會破裂。因為臥床，必須定時翻身，否則着床一邊的皮肉就會潰爛。所以每兩小時一次的翻身變得極為困難，每次翻身都會疼痛難忍，讓人淚下„„”

1978年8月14日，被病痛折磨了12年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享年57歲。第二天，家人接到五舅陶范生的來信，告訴幾個舅舅決定接姐姐到美國治病，已經着手辦理移民手續。但陶琴薰已經等不到了，她在親人的關懷到來時永遠地走了。沈寧把五舅的來信，放在母親的遺體上一同火化，讓母親帶着親人的關懷，升入天國，從此遠離病痛的折磨。

80高齡的陶希聖在台北獲悉女兒病逝的消息，老淚縱橫，獨坐燈下，用顫抖的筆寫下“哭琴兒”：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4

1987年7月24日，在美國舊金山的國際航班的出口，人潮湧動。全世界飛來舊金山的人，都在這里接受檢查，登記入關，踏上美國的土地。

國際航班出口的兩扇灰色大鐵門，有時幾分鍾一次，有時一分鍾幾次，無聲地往兩側滑動。每次鐵門打開，便有一人或幾人走出，或推車，或提包，或扶老，或攜幼。

突然，在擁擠的人群中出現了一輛輪椅車，上面坐着一位老者，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雙手放在胸前，握着一根拐杖，神色安詳。

這位老者，就是陶希聖。此時，他已年近90。

後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車慢行。當陶希聖的車子走近時，前來接機的沈寧三兄妹淚流滿面，不自覺地跪在了老人跟前。目睹這一場面的中外接機人士，全都自然地退向兩旁。

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絕無下跪磕頭之禮，即便在中國也很少見。然而，在舊金山機場，大庭廣眾之下，當陶希聖來到面前的時刻，沈寧三兄妹都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虔虔誠誠地叩頭，仿佛那是唯一的選擇。

此前，沈寧、沈熙、沈燕三兄妹已經來美生活多年，卻無法和外公見上一面。因為三兄妹所持的大陸護照無法入台，陶希聖知道後，不顧年事已高直進總統府，向蔣經國申請到一張特許令，准許其外孫進入台灣，以便祖孫團圓。獲此消息，在美國的舅舅們也紛紛幫忙，協助三人辦理赴台文件手續。

等到一切准備妥當，眼看將要成行，沈寧又猶豫起來。

1986年的夏天，還沒有哪個大陸人進入過台灣。幾十年來的磨難讓沈寧兄妹疑慮重重，槍打出頭鳥的危險不能不防。更何況他們的父親還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萬一因此受到牽連，情何以堪？三兄妹最終只能忍痛放棄赴台計劃。

聽到這個消息，已屆望九之年的陶希聖，毅然發話，要親赴美國去看望三個外孫。

當年近90歲的陶希聖坐在輪椅上，出現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時，一切語言都成了多餘。沈寧跪在地上，望着這個老人：一副無色的眼鏡下面，是兩個高高的顴骨，而眼鏡上方，則是一個碩大發亮的額頭。他的頭髮全白了，但沒有脫落，梳得整整齊齊。他無法想象，眼前這個如此平凡、瘦弱的老人，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膽”陶希聖，也是他們的母親朝思暮想的父親，他們的外公。

三兄妹再次把頭深深地磕了下去。為自己，也為他們的母親，還外公39年前親自到碼頭等候女兒的一個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