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期

隨着歐洲僕役的減少和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奴隸貿易就活躍了起來。而最早奴隸的人選並不是非洲黑人，英國曾想把流浪漢，窮人作為奴隸賣到美洲，以消除他們的危害，同時解決殖民地勞動力短缺問題，但最終沒能實現。

1501年，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不到10年，伊斯帕尼奧拉島就從葡萄牙運進了第一批黑奴。這是是美洲實行黑人奴隸制的開端。而北美大陸上的黑人奴隸最早出現於1619年8月，佛吉尼亞。此後並沒有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最大的奴隸市場在現巴西，離北美最近的奴隸市場也在巴巴多斯。而英國人的皇家非洲公司初期的奴隸也多運往西印度群島，所以北美大陸居民很難買到物美價廉的奴隸。後來英國其他公司打破皇家非洲公司的壟斷，直接把奴隸運到那裡，北美大陸的黑人奴隸才開始迅速增加。1670年的弗吉尼亞黑奴只有2000個，到1740年就猛增至60000個。到1755年，切薩皮克地區有60%的勞動力是黑奴。1680年以前，弗吉尼亞的黑奴多來自巴巴多斯和加勒比地區，這些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適應和季節病的淘汰，而且還會一點英語，質量比較高，此後則大多是從非洲直接運過來的。

和契約仆相比，奴隸屬於一次性投資，終身擁有，死了之後可以當作遺產給繼承人，具有很好的長遠效益。奴隸不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勞動，且不用考慮其後代教育問題，這是奴隸得以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佛吉尼亞南部和南卡羅萊納有眾多的水稻和靛藍種植園，奴隸幾乎是唯一的勞動力，因為黑人適合在炎熱的天氣里工作，很多事情白人自己都幹不了。黑人奴隸主要集中於種植園工作，也有少量從事鐵匠，木匠等手藝工作，以填補工匠的短缺。

使用奴隸的經濟效益擊穿了所有的道義，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會素以仁愛著稱，但仍不能抗拒奴隸勞動的誘惑。一直到18世紀後期，奴隸勞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教友會對奴隸制的看法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成為各殖民地中對奴隸制批評最激烈的人。

最初主人根據習慣在實際使用中對奴隸和契約仆做出區分，後來殖民地政府根據這些慣例建立了奴隸法律。馬里蘭在1639年的兩項立法中使用了“奴隸除外”的說法，說明了奴隸不同於其他人的法律地位。1640年弗吉尼亞的一項法律規定，主人應為自己的家人，契約仆提供武器裝備，但黑人除外。同年佛吉尼亞有三個僕役逃跑被抓，其中2人為白人契約仆，1人為黑人，兩個白人的處罰是鞭笞，延長服役4年，而黑人則是處死。1649年馬里蘭的一項法律規定黑人的奴隸地位具有世襲性，也就是世代為奴。

1661年，巴巴多斯出現了一部完整的奴隸法典，後來北美大陸上有關奴隸的法律大都沿襲於此。比如主人可以將奴隸合法的處罰至死，對印第安人奴隸和黑人奴隸的區別對待：他們規定陸地上運來的非基督徒勞工——即印第安人奴隸——應服役12年，兒童須服役到30歲；而海上運來的非基督徒勞工——即黑奴——則須終身服役。

黑人對奴隸的角色的接受和認同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第一代黑人奴隸要適應新的水土，季節病，在此過程中死亡比例高達1/4。加上運輸過程中損失的1/4，真正在北美生存並勞動的奴隸，只有從非洲上船時人數的一半多一點。由於不適應種植園的工作和生活，黑人奴隸也經常結伴逃跑，對此，種植園主採用兩種方法來控制他們，首先是精神方面——在黑人中傳播基督教，力圖教導他們認識到作奴隸是因為自己的祖先做了對不起上帝的事情，而自己是替他們贖罪，以便讓他們從“良心的原則出發”來服從主人。

然後就是對他們自由和行動的控制，在勞動中，主人自己或者僱傭監工監督奴隸勞動。勞動之外，法律規定任何奴隸沒有主人或者監工開的路條，不得在種植園以外走到；任何白人都有權力和義務盤查身份不明的黑人；黑人不得成群結伴，不得攜帶刀，槍或棍棒等武器；有的殖民地禁止黑人晚上9點以後出門。

對奴隸的限制和歧視也延及自由黑人，自由黑人多為獲得自由的奴隸（在有的州是可以的）或者混血兒。在奴隸主看來，自由黑人為奴隸樹立一個足以引發動亂的榜樣，因而在很多殖民地，一方面他們要求獲得自由的黑人儘快離境，另一方面禁止外來黑人在其境內居留，甚至不准黑人落腳。即便是自由黑人，也不得占有地產，納稅比例高於白人，不允許就白人案件出庭作證。

黑人奴隸的勞動強度非常大，主要使用奴隸的是煙草，水稻和靛藍的種植，他們都需要長時間和高強度的勞動。煙葉的收穫在一年中最熱的時候，而且煙葉的可採摘時間短，需要搶收，收完之後要立即進行晾曬，加工，以防止發霉，這個時期奴隸要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水稻和靛藍的種植不會有那麼大的強度，但都要終年不歇的勞動。

美國有的歷史教科書裡把黑人奴隸描繪成溫順而快樂的孩子，說他們總是唱着歌兒愉快的去勞動；由於他們在故鄉並不了解文明生活的快樂與舒適，故而他們比較容易適應艱難的處境和低下的地位，在這點上他們比古羅馬的奴隸強。

很顯然這不是事實，各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奴隸反抗活動。逃跑是一種溫和的反抗方式，因而懸賞逃奴的廣告充斥各地的報紙。對奴隸的主人而言，奴隸逃跑是一種財產損失，而對於整個白人社會而言，逃奴是一種不安全因素。所以政府規定了非常嚴酷的法律來懲罰逃奴，在佛吉尼亞，議會要求把逃奴的名字在每一個教堂張榜公布，如果不肯返回，任何人可以用任何方式殺死逃奴，主人可從地方政府得到賠償。逃奴被捉回，需要割掉左耳，在臉上打一個“R”的印記，然後進行鞭笞。

被逼無奈的時候奴隸也會選擇暴力抗爭，多數行為是毀壞主人的作物，燒毀穀倉，偷走主人的東西到黑市上賣。1732年，南卡羅萊納有個奴隸主迫使奴隸在水稻田裡勞動到深夜，第二天他的穀倉就化為灰燼。偶爾也會有規模性的暴動，1712年紐約發生了一起奴隸暴動，20餘名黑人在一座建築物裡面防火，殺死9名白人，並將衝進去救火的人全部打傷，事後造反的奴隸全被酷刑處死。1741年，紐約發生多起縱火和盜竊事件，當局逮捕150名奴隸，其中13人被絞死，18人被燒死，70人被放逐西印度群島。

1739年9月，在查爾斯頓發生了斯托諾造反。一名叫傑米的黑人，率領100名左右黑奴攻取一座店鋪，殺死老闆，搶得武器彈藥，直奔當時屬西班牙控制的佛羅里達尋求自由。他們沿途殺掉所有遇到的白人，但放走了一名善待其奴隸的小店主。殖民地政府組織民兵進行鎮壓，雙方發生激戰，40多名黑人和20名白人戰死。1740年，有一名黑奴告密，150名奴隸正密謀起義，當局立即搜捕，將50名黑人絞死。

對於反抗的奴隸，殖民地有嚴酷的處罰法律，1767年，佛吉尼亞北部幾名監工被毒殺，許多涉嫌奴隸被捕，梟首示眾。主人可以任意處罰自己的奴隸，在處罰時如果失手將其打死，不用承擔任何法律和道義責任。但主人一般不願意處死奴隸，因為那是自己的私人財產，為此一些議會還專門制定了法律用傷殘肢體來替代死刑。比如有一次佛吉尼亞的羅伯特.卡特就在法院同意後，當眾砍掉他的兩個奴隸的腳趾。而以富於教養和情趣著稱的威廉.伯德第二，常常對奴隸當眾鞭笞，有一次還讓一個奴隸喝下半升尿。在他的日記里，隨處可以讀到處罰奴隸的記錄。

對於大多數白人來說，使用黑人奴隸是心安理得的，奴隸給他們帶來了財富，社會地位和個人的獨立性，也使他們意識到自由的可貴。威廉.伯德第二曾對人說：“我有一個大家庭，有自己的一群子女和僕人，有自己的男女奴隸，他們會各種手藝。我在生活中除了聽從神的旨意，就不依附於任何人了。”也有極少數人從價值觀或者宗教的角度來質疑奴隸制度，比如馬薩諸塞的法官，賽謬爾.休厄就十分反感奴隸貿易，他將奴隸貿易和《聖經》中約瑟被其兄弟販賣為奴隸的故事聯繫起來，指出所有人都是亞當的子孫，應當享有同等的自由權利。但這種論述很快被主流觀點所湮沒，主流觀點的代表者如波士頓的約翰.薩芬針對休厄的說法寫了一份辯護詞。他認為宣稱所有人擁有同等的權利，違背了上帝為世界規定的等級次序。他說：“有些人生來就是奴隸，而且要終身為奴，世代為奴。”

對奴隸制度的態度取決於經濟上對奴隸的依賴，對奴隸制譴責大多來自於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會，新英格蘭以及中部地區，而以奴隸勞動為經濟之本的南部，則經常為奴隸制度辯護。

殖民地時期奴隸的法律地位可以從法院的分級制度中看出，最初殖民地沒有法律，人們的行為規範和犯罪懲罰都依據《聖經》。但隨着各種複雜問題的出現，《聖經》中沒辦法找到答案，於是出現了法律，並逐漸形成了殖民地的法律體系。比如弗吉尼亞17世紀的司法系統有總法院（殖民地）和縣法院構成，前者由總督和參事會構成，每季度在詹姆斯敦開庭，所以也有季度法院之稱。總法院受理1600磅及其以上的煙草糾紛，涉及傷亡的刑事案件。而縣法院受理較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但可以宣判黑人奴隸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