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中國女外交官

李忠效

筆名鍾笑，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創作室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1955年11月生於旅順，1969年12月從丹東市應征入伍；歷任潛艇輪機兵、輪機班長、輪機軍士長、宣傳幹事、創作員、潛艇副政委等職。1974年8月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發表200余萬字，並有電影、電視連續劇問世，文學作品多次獲獎。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第五章 參加革命

江淮大學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第一次創辦了一所綜合性大學——江淮大學，吸收上海各大學120余名師生到根據地內上學。

這所大學實際上存在的時間很短，從創辦到解散，一共不到兩年。因此它遠沒有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影響那樣大，在一般的黨史書籍中也很難找到關於江淮大學的資料。但是在當時的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它所產生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能吸引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到解放區去，證明了共產黨和新四軍具有很強的感量力和號召力。同時也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並使他們得到了鍛煉。邢洚就是其中的一個。

邢洚進聖約翰大學讀書的時候，學校里已經成立了共產黨的一個地下黨支部。黨支部認為邢洚思想比較進步，在學生中也比較有影響，所以把她列為發展對象。就派了一位已經是黨員的同學來考驗她。

這個同學說：如果你遇上一個三青團員來追求你，要跟你談戀愛，你願意不願意？”

邢洚說；“三青團是什麼？那要看這個人好不好，可以交交朋友嘛！”

那時邢洚很單純，對三青團一點也不了解。後來才知道，三青團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學校里的三青團是國民黨專門派來和共產黨作鬥爭的。那位黨組織派來的同學聽了邢洚的回答，覺得她的政治水平太差，她居然願和三青團員交朋友，豈不危險？還是動員她去解放區鍛煉鍛煉吧 ！於是便動員她去解放區讀江淮大學。這些情況都是邢洚後來才知道的。

當時她真的就去了江淮大學。

當時邢洚是聖約的高才生，她本可以在學校里安安靜靜地讀書，然後到美國去留學，她為什麼放棄優越的學習環境，到貧窮落後的解放區去讀書呢？進入晚年的邢洚對那時的思想脈絡還十分清晰。

她說：“我接近共產黨有兩個原因，一是看到周圍整個社會糟糕得很，女人沒有什麼出路。當時除非搞醫才有事業的希望，而我又不是學醫的。嫁人當太太沒什麼意思。我覺得一個人做人要做得有意思。做得明白，不能稀里糊塗的，與其醉生夢死，不如早點死掉。二是我看過很多書。有些書對我影響很大；像艾思奇的《大眾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我對《論持久戰》喜歡得不得了，就覺得他講得對，是真理。我覺得社會就是這麼過來的，儘管中間有曲折的過程，但一定會向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很喜歡哲學，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我也看過康德等人的書，我覺得他們的道理講不通，走到死胡同里去了。只有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才能說明問題。”

她最後強調說：“如果說現在我對有的事情有些灰心，是可能的，但是我的哲學思想不會變。”

當時邢洚不僅自己去了解放區，同時還帶去了她在聖瑪利亞女校讀書的年僅17歲的二妹妹邢浩林。和邢洚一起離開上海去解放區的一共有6個人，負責帶隊的是上海大同大學的一個男學生，名字叫華之毅(後來改名華藻)。全國解放後，邢洚與華之毅結為夫妻。

華之毅祖籍江蘇無錫．1920年6月24日生於上海，家住南市。畢業於萬竹小學，進開明中學後開始接觸進步學生運動。1938年在上海難民收容所工作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進上海大同大學商科學習並從事學生運動。當時和他在一個小組的還有錢正英、黃辛白等人。

1942年，華之毅的名字被列上了敵偽的黑名單，組織決定調他去江淮大學，學校籌建期間擔任地下交通員，負責護送進出解放區的我方人員。

1943年春，敵人發動大掃蕩，江淮大學師生暫時分散撤離，華之毅回到上海。不久，他再次被敵偽列入黑名單，不得已再次離開上海，以幫助親戚經商為名，到大後方的重慶，繼續為地下黨擔任交通。

華之毅的哥哥和嫂子以及姐夫都是中共地下黨員。華之毅主要負責地下黨員與董必武同志之間的交通。1945年，華之毅返回上海時，與原來的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他仍為兄嫂擔任南京與上海統戰工作負責人之間的聯系。後來他重進大同大學，參加學生運動，重新入黨。解放後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工作。1971年被派往我國駐智利大使館任一等秘書兼辦公室主任。1973年智利發生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遇刺身亡，我使館處境危險，華之毅工作繁忙，導致心髒病發作，奉調回國。之後，曾任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副處長等職，因身體一直欠佳，1979年後在家休養，1983年離休。1988年1月18日，因感冒引起肺心病發作，心力衰竭，醫治無效去世，終年68歲。

1942年，華之毅帶領邢洚等人去江淮大學的時候，他已經是見過世面的交通員，在一群女學生面前顯得神通廣大，而邢洚她們則像一群小學生。華之毅性格開朗，意氣風發，待人謙和，工作細致，還喜歡唱歌，所以很受邢洚的尊重。

去江大，還要經過很長一段“蔣管區”，他們在路上走了幾天。坐火車，換汽車，然後是步行。一路上經過鎮江、揚州、淮陰、淮安．最後到達江大校址的所在地——洪澤湖畔的仁和鎮。那裡是新四軍第四師的管區，第四師的師長是彭雪峰。按照新四軍軍長陳毅的指示，彭雪峰把四師的房子撥了一部分出來，作為江大的校舍，供師生們住宿和上課用。

江大的校長叫韋愨，是上海之江大學的著名教授。江大的老師大部分都很年輕，有的還很有名。江大的黨內主要負責人是梅益(他曾翻譯了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斯諾的《西行漫記》等作品)，還有侯中澍、褚啟元、沈曾華等。江大的學生來自於上海和江浙的十幾所學校，其中有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交通大學、之江大學，以及上海中學、蘇州工專等等。

邢洚他們到達仁和鎮的第二天，便和江大同學一起乘船前往洪澤湖對岸的半城——新四軍第四師的所在地，去見彭雪峰師長。在半城，彭雪峰安排江大的師生參觀新四軍戰士的操練。當時新四軍的武器還比較簡單，很多槍支是用木頭和竹子做成的。

在從半城返回仁和鎮的途中，天空突然出現日本人的飛機。和邢洚他們一起去仁和鎮的，還有抗大四分校的同志。抗大的同學乘一條大船走在前面，江大的同學乘一條小船走在後面。日本飛機在湖面上狂轟濫炸，前面的大船被打中了，抗大的同學犧牲了不少人。江大的船小，目標也小，再加上他們都趴在船艙里，隱蔽得好．敵人的飛機沒打着他們。

由於上課用的書籍和儀器還沒有運到，學校無法開課。1943年，抗大四分校遷到了離仁和鎮10多里的淮寶地區。兩校聯系密切，江大經常邀請抗大四分校的老師去給江大的學生講課。抗大四分校的教育長孫叔平曾應邀到江大講授《中國革命問題》，深受江大師生的歡迎，反應十分強烈。這些來自敵占區大城市的知識分子都說，聽了孫叔平的課，增強了他們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對推動他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軍第四師政委鄧子恢也曾到江大為同學們作形勢報告。不久，日本人開始大掃蕩，仁和鎮呆不下去了，江淮大學的師生們打起背包，開始轉移。幾天之後，江大師生轉移到蘇皖交界的舊鋪鎮。路上他們走了兩天兩夜，困了就躺在地上睡一會兒。有時候困極了，走着路也能打盹。這時已經近年底了，教會學校來的師生有過聖誕節的習慣，他們和其他學校來的師生一起，搞了一個聖誕節篝火晚會。雖然節目都是臨時准備的，晚會卻開得很熱鬧，有獨唱，有合唱，有詩朗誦，還有琴、笛子獨奏什麼的，邢洚印象最深的一個節目，是畫家阿老用鼻子“彈”吉他——他用手捏着鼻子發出的聲音和吉他聲一樣美妙，把晚會推上了一個小高潮。

阿老解放後曾當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院長，他的夫人是邢洚一個同學的妹妹，叫小林。小林當時也在江大，她的嗓子很好，每天早晨她都起來練嗓子。她的歌聲像起床號一樣，准時把其他人從夢中喚醒。她唱的都是解放區的歌，很好聽，也很使人振奮。邢洚還記得一首在當地很流行的《洪澤湖是我們的生命線》。

朝霧迷漫，湖水無邊；

洪澤湖上有魚船。

茫茫湖水路程遠，

搖船捕魚混吃穿。

糧食貴，魚價賤；

一天忙到晚，腿疼腰又酸。

大船上頭冒炊煙，

肚裡沒有半粒飯。

湖水寬無邊，白浪連青天，

日本鬼子來搶糧，

反共軍來搗亂，

殺人放火百姓遭災難！

洪澤湖是我們的生命線，

決不能讓給敵人占。

洪澤湖是我們的生命線，

決不能讓給敵人占。

那時，年輕人在一起，生活條件雖然艱苦，精神上卻很愉快。陳毅和彭雪峰指示：要好好照顧江大的師生們。因此部隊的同志對他們特別客氣。部隊吃的是玉米糊糊加胡蘿卜，而給師生們吃綠豆稀飯，熬得很稠，很好吃。在那種情況下，那就是很好的待遇了。

敵人的掃蕩來勢兇猛，很快舊鋪這個地方也呆不下去了。上級決定，先把江大的師生疏散到各地，等形勢好一些再集中起來。大家把這種疏散叫“打埋伏”。

這次又是華之毅和邢洚在一起，還有邢洚的妹妹邢浩林，他們一共6個人，被“埋伏”在南京旁邊的六合鎮一個開明地主的家裡。南京附近鴨子多，地主家醃了很多鴨子，把鴨子熬成湯．再加上青菜，叫“鴨子青菜湯”，幾乎每天吃的都是這些東西。邢洚她們沒事幹，就幫地主家干一點零活，扎稻草，扒玉米杆等等；就這樣在那裡“埋伏”了兩個多月。後來接到上級通知：由於解放區形勢復雜，江大師生暫時一律撤回上海。

至此，將近半年的打游擊式的江大生活結束了。回到上海以後，邢洚繼續在聖約翰大學讀書，對校方的解釋是，利用寒假去“蔣管區”看了看，因為交通不便，回來遲了。就這樣矇混過去了。

這時聖約翰有個讀書會，是地下黨支部領導的群眾組織，邢洚很快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後來江大重新恢復開課。邢洚的妹妹邢浩林又去了江大，而邢洚則被留在上海開展工作。雖然邢洚在江大的時間不長，但是這對她來說卻是一次重大的轉折，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江淮大學轉移途中，日本飛機瘋狂的轟炸掃射，已使邢洚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政治上漸漸成熟起來了。從那時開始，她已經算是正式參加革命了。

邢洚重返聖約翰大學的時候，新聞系已經取消，她便選擇了教育系。教育系主任叫傅統先，很欣賞邢洚的才學，對她很好，還請她給他的孩子做家庭老師。

但是，這時候。夏孟英卻受人委託來考驗邢洚了。

夏孟英對邢洚說：“你能不能辦一件事情，對不起傅統先，讓他覺得你對他不好？”

邢洚說：“這個容易，我才不在乎他呢！”

有一次，傅統先讓邢洚陪他的一個親戚去聽音樂會，邢洚說：“我沒空。”

傅統先說：“你今天不用給孩子上課了。”

邢洚說：“我的任務是給孩子上課，不是陪客人。”

邢洚的生硬態度，使傅統先很生氣，但又沒有辦法。

邢洚覺得已經得罪了他，可以向夏孟英交代了。

夏盂英表示滿意。她認為邢洚敢於得罪傅統先這樣的人，值得信任。

後來有一天邢洚無意中徹底把傅統先“得罪”了。

那天她一個人閒坐在學校的走廊上，回想起在江大的那些危險的經歷，和火熱的戰斗生活，又像回到了仁和、半城和舊鋪，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在那裡學會的革命歌曲《在太行山上》，碰巧被傅統先聽見了。

傅統先是個國民黨員，當時他正在准備競選國大代表，政治上比較右傾。他很嚴肅地對邢洚說：“你怎麼唱這個歌？這是共產黨的歌啊”

邢洚慌忙掩飾說：“是嗎？我不知道。我聽了覺得挺好聽的„„”

“你從哪兒所來的？”

“我記不清了„„”

“以後不要亂唱了，會惹麻煩的。”

本來傅統先對邢洚一直很器重，曾表示過將來要留她當助教。但從這次唱歌事件之後，忽然對邢洚變得冷淡了，並把邢滌的家庭教師工作也辭了。很顯然，他並不相信邢洚是偶然從什麼地方聽到這首歌的。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身邊有一個“革命分子”。

邢洚和夏孟英畢業的時候，邢洚被分到聖約翰實驗附中當老師。傅統先卻把夏孟英留在身邊當助教了。他哪裡知道，夏孟英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