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

李忠效

笔名钟笑，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55年11月生于旅顺，1969年12月从丹东市应征入伍；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等职。1974年8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200余万字，并有电影、电视连续剧问世，文学作品多次获奖。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第五章 参加革命

江淮大学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一次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吸收上海各大学120余名师生到根据地内上学。

这所大学实际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创办到解散，一共不到两年。因此它远没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影响那样大，在一般的党史书籍中也很难找到关于江淮大学的资料。但是在当时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它所产生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能吸引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证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具有很强的感量力和号召力。同时也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并使他们得到了锻炼。邢洚就是其中的一个。

邢洚进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已经成立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党支部。党支部认为邢洚思想比较进步，在学生中也比较有影响，所以把她列为发展对象。就派了一位已经是党员的同学来考验她。

这个同学说：如果你遇上一个三青团员来追求你，要跟你谈恋爱，你愿意不愿意？”

邢洚说；“三青团是什么？那要看这个人好不好，可以交交朋友嘛！”

那时邢洚很单纯，对三青团一点也不了解。後来才知道，三青团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学校里的三青团是国民党专门派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那位党组织派来的同学听了邢洚的回答，觉得她的政治水平太差，她居然愿和三青团员交朋友，岂不危险？还是动员她去解放区锻炼锻炼吧 ！于是便动员她去解放区读江淮大学。这些情况都是邢洚後来才知道的。

当时她真的就去了江淮大学。

当时邢洚是圣约的高才生，她本可以在学校里安安静静地读书，然後到美国去留学，她为什么放弃优越的学习环境，到贫穷落後的解放区去读书呢？进入晚年的邢洚对那时的思想脉络还十分清晰。

她说：“我接近共产党有两个原因，一是看到周围整个社会糟糕得很，女人没有什么出路。当时除非搞医才有事业的希望，而我又不是学医的。嫁人当太太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一个人做人要做得有意思。做得明白，不能稀里糊涂的，与其醉生梦死，不如早点死掉。二是我看过很多书。有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像艾思奇的《大众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对《论持久战》喜欢得不得了，就觉得他讲得对，是真理。我觉得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尽管中间有曲折的过程，但一定会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很喜欢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也看过康德等人的书，我觉得他们的道理讲不通，走到死胡同里去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说明问题。”

她最後强调说：“如果说现在我对有的事情有些灰心，是可能的，但是我的哲学思想不会变。”

当时邢洚不仅自己去了解放区，同时还带去了她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年仅17岁的二妹妹邢浩林。和邢洚一起离开上海去解放区的一共有6个人，负责带队的是上海大同大学的一个男学生，名字叫华之毅(後来改名华藻)。全国解放後，邢洚与华之毅结为夫妻。

华之毅祖籍江苏无锡．1920年6月24日生于上海，家住南市。毕业于万竹小学，进开明中学後开始接触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进上海大同大学商科学习并从事学生运动。当时和他在一个小组的还有钱正英、黄辛白等人。

1942年，华之毅的名字被列上了敌伪的黑名单，组织决定调他去江淮大学，学校筹建期间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护送进出解放区的我方人员。

1943年春，敌人发动大扫荡，江淮大学师生暂时分散撤离，华之毅回到上海。不久，他再次被敌伪列入黑名单，不得已再次离开上海，以帮助亲戚经商为名，到大後方的重庆，继续为地下党担任交通。

华之毅的哥哥和嫂子以及姐夫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华之毅主要负责地下党员与董必武同志之间的交通。1945年，华之毅返回上海时，与原来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为兄嫂担任南京与上海统战工作负责人之间的联系。後来他重进大同大学，参加学生运动，重新入党。解放後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71年被派往我国驻智利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兼办公室主任。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刺身亡，我使馆处境危险，华之毅工作繁忙，导致心脏病发作，奉调回国。之後，曾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副处长等职，因身体一直欠佳，1979年後在家休养，1983年离休。1988年1月18日，因感冒引起肺心病发作，心力衰竭，医治无效去世，终年68岁。

1942年，华之毅带领邢洚等人去江淮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交通员，在一群女学生面前显得神通广大，而邢洚她们则像一群小学生。华之毅性格开朗，意气风发，待人谦和，工作细致，还喜欢唱歌，所以很受邢洚的尊重。

去江大，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蒋管区”，他们在路上走了几天。坐火车，换汽车，然後是步行。一路上经过镇江、扬州、淮阴、淮安．最後到达江大校址的所在地——洪泽湖畔的仁和镇。那里是新四军第四师的管区，第四师的师长是彭雪峰。按照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示，彭雪峰把四师的房子拨了一部分出来，作为江大的校舍，供师生们住宿和上课用。

江大的校长叫韦悫，是上海之江大学的著名教授。江大的老师大部分都很年轻，有的还很有名。江大的党内主要负责人是梅益(他曾翻译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作品)，还有侯中澍、褚启元、沈曾华等。江大的学生来自于上海和江浙的十几所学校，其中有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交通大学、之江大学，以及上海中学、苏州工专等等。

邢洚他们到达仁和镇的第二天，便和江大同学一起乘船前往洪泽湖对岸的半城——新四军第四师的所在地，去见彭雪峰师长。在半城，彭雪峰安排江大的师生参观新四军战士的操练。当时新四军的武器还比较简单，很多枪支是用木头和竹子做成的。

在从半城返回仁和镇的途中，天空突然出现日本人的飞机。和邢洚他们一起去仁和镇的，还有抗大四分校的同志。抗大的同学乘一条大船走在前面，江大的同学乘一条小船走在後面。日本飞机在湖面上狂轰滥炸，前面的大船被打中了，抗大的同学牺牲了不少人。江大的船小，目标也小，再加上他们都趴在船舱里，隐蔽得好．敌人的飞机没打着他们。

由于上课用的书籍和仪器还没有运到，学校无法开课。1943年，抗大四分校迁到了离仁和镇10多里的淮宝地区。两校联系密切，江大经常邀请抗大四分校的老师去给江大的学生讲课。抗大四分校的教育长孙叔平曾应邀到江大讲授《中国革命问题》，深受江大师生的欢迎，反应十分强烈。这些来自敌占区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都说，听了孙叔平的课，增强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推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第四师政委邓子恢也曾到江大为同学们作形势报告。不久，日本人开始大扫荡，仁和镇呆不下去了，江淮大学的师生们打起背包，开始转移。几天之後，江大师生转移到苏皖交界的旧铺镇。路上他们走了两天两夜，困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有时候困极了，走着路也能打盹。这时已经近年底了，教会学校来的师生有过圣诞节的习惯，他们和其他学校来的师生一起，搞了一个圣诞节篝火晚会。虽然节目都是临时准备的，晚会却开得很热闹，有独唱，有合唱，有诗朗诵，还有琴、笛子独奏什么的，邢洚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是画家阿老用鼻子“弹”吉他——他用手捏着鼻子发出的声音和吉他声一样美妙，把晚会推上了一个小高潮。

阿老解放後曾当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夫人是邢洚一个同学的妹妹，叫小林。小林当时也在江大，她的嗓子很好，每天早晨她都起来练嗓子。她的歌声像起床号一样，准时把其他人从梦中唤醒。她唱的都是解放区的歌，很好听，也很使人振奋。邢洚还记得一首在当地很流行的《洪泽湖是我们的生命线》。

朝雾迷漫，湖水无边；

洪泽湖上有鱼船。

茫茫湖水路程远，

摇船捕鱼混吃穿。

粮食贵，鱼价贱；

一天忙到晚，腿疼腰又酸。

大船上头冒炊烟，

肚里没有半粒饭。

湖水宽无边，白浪连青天，

日本鬼子来抢粮，

反共军来捣乱，

杀人放火百姓遭灾难！

洪泽湖是我们的生命线，

决不能让给敌人占。

洪泽湖是我们的生命线，

决不能让给敌人占。

那时，年轻人在一起，生活条件虽然艰苦，精神上却很愉快。陈毅和彭雪峰指示：要好好照顾江大的师生们。因此部队的同志对他们特别客气。部队吃的是玉米糊糊加胡萝卜，而给师生们吃绿豆稀饭，熬得很稠，很好吃。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是很好的待遇了。

敌人的扫荡来势凶猛，很快旧铺这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上级决定，先把江大的师生疏散到各地，等形势好一些再集中起来。大家把这种疏散叫“打埋伏”。

这次又是华之毅和邢洚在一起，还有邢洚的妹妹邢浩林，他们一共6个人，被“埋伏”在南京旁边的六合镇一个开明地主的家里。南京附近鸭子多，地主家腌了很多鸭子，把鸭子熬成汤．再加上青菜，叫“鸭子青菜汤”，几乎每天吃的都是这些东西。邢洚她们没事干，就帮地主家干一点零活，扎稻草，扒玉米杆等等；就这样在那里“埋伏”了两个多月。後来接到上级通知：由于解放区形势复杂，江大师生暂时一律撤回上海。

至此，将近半年的打游击式的江大生活结束了。回到上海以後，邢洚继续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对校方的解释是，利用寒假去“蒋管区”看了看，因为交通不便，回来迟了。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这时圣约翰有个读书会，是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群众组织，邢洚很快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後来江大重新恢复开课。邢洚的妹妹邢浩林又去了江大，而邢洚则被留在上海开展工作。虽然邢洚在江大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对她来说却是一次重大的转折，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江淮大学转移途中，日本飞机疯狂的轰炸扫射，已使邢洚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政治上渐渐成熟起来了。从那时开始，她已经算是正式参加革命了。

邢洚重返圣约翰大学的时候，新闻系已经取消，她便选择了教育系。教育系主任叫傅统先，很欣赏邢洚的才学，对她很好，还请她给他的孩子做家庭老师。

但是，这时候。夏孟英却受人委托来考验邢洚了。

夏孟英对邢洚说：“你能不能办一件事情，对不起傅统先，让他觉得你对他不好？”

邢洚说：“这个容易，我才不在乎他呢！”

有一次，傅统先让邢洚陪他的一个亲戚去听音乐会，邢洚说：“我没空。”

傅统先说：“你今天不用给孩子上课了。”

邢洚说：“我的任务是给孩子上课，不是陪客人。”

邢洚的生硬态度，使傅统先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邢洚觉得已经得罪了他，可以向夏孟英交代了。

夏盂英表示满意。她认为邢洚敢于得罪傅统先这样的人，值得信任。

後来有一天邢洚无意中彻底把傅统先“得罪”了。

那天她一个人闲坐在学校的走廊上，回想起在江大的那些危险的经历，和火热的战斗生活，又像回到了仁和、半城和旧铺，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在那里学会的革命歌曲《在太行山上》，碰巧被傅统先听见了。

傅统先是个国民党员，当时他正在准备竞选国大代表，政治上比较右倾。他很严肃地对邢洚说：“你怎么唱这个歌？这是共产党的歌啊”

邢洚慌忙掩饰说：“是吗？我不知道。我听了觉得挺好听的„„”

“你从哪儿所来的？”

“我记不清了„„”

“以後不要乱唱了，会惹麻烦的。”

本来傅统先对邢洚一直很器重，曾表示过将来要留她当助教。但从这次唱歌事件之後，忽然对邢洚变得冷淡了，并把邢涤的家庭教师工作也辞了。很显然，他并不相信邢洚是偶然从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边有一个“革命分子”。

邢洚和夏孟英毕业的时候，邢洚被分到圣约翰实验附中当老师。傅统先却把夏孟英留在身边当助教了。他哪里知道，夏孟英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