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自殺前後(zt)

中共歷史上的歷次政治鬥爭中，除了“四人幫”，包括林彪在內的“革命元老”或“開國元勛”都給予正面評價了，唯有高崗反黨集團，至今諱莫如深。

高崗曾是一位紅極一時的人物，歷經槍林彈雨的洗禮，為什麼非要自殺不可？為什麼能夠自殺成功？經過這麼多年，牽連這麼多西北幹部，成為中共歷史上的一樁懸案。

高崗當年的秘書、後來的管教小組組長趙家梁，以及高崗反黨集團“五虎上將”之一張明遠的女兒張曉霽，根據當年筆記、親身經歷整理成書《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披露了高崗自殺身亡後，中央高層領導人前來送別以及解剖高崗遺體的過程。

最後日子

在漫長的管教期間，高崗反省、檢討，違心認罪，卻無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檢討書，也沒有人來找他談話、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沒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遺棄，猶如被打入冷宮。他在寂寞與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掙扎，他終於明白：路已經沒有了。

1954年8月，高崗被管教已經半年了。炎炎酷夏，驅不散他心頭的嚴寒，多日來焦慮、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對這種被“打入冷宮”的管教生活，越來越忍無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是他為之奮斗幾十年的偉大事業。它在召喚他，他原以更大的熱情去為之獻身，為之奮斗。可是現在，他卻被困在這深宅大院裡，無人理睬，無所事事，徒勞地消磨時光。

他違心地承認自己“極端的個人主義發揮大實質上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達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將來當領袖的個人野心欲望”，給中央寫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經一百多天，至今既無人來同他談話，也不給他一個書面的答覆。當初，他曾懇切地請求面見毛澤東，希望講清問題，消除毛澤東對他的誤解，都遭到拒絕。他始終相信，毛澤東是了解他的，一定會出來為他說幾句公道話。還有周總理，平時對他也是了解的，也應該出來為他說句話。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卻毫無音訊，連個電話也沒有。看起來，誰也不會出來為我說話了。如今，這滿腹的冤屈向誰訴說？

他長長地嘆一口氣，覺得自己猶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還是被那個他百般信賴、尊為長者的“知己”推下來的？如今，他在這絕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飢餓、焦慮中，在狂風暴雨中苦苦掙扎，卻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勵。如此身處絕境，還有生的希望麼？這真是：山高谷深誰助我，何處有歸途！

他覺得似乎理清了思緒，明白自己已經無路可走了。

此後，他的心境反而平靜了許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這一步時，他又不免猶豫起來。在這樣的苦思苦想中，他越發憔悴，思緒和行為也越發反覆無常。

這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可是，高崗卻心灰意冷，全然不覺得酷暑炎熱。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為乖戾，和工作人員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總是出錯。

這天是星期日，沒有學習。吃罷早飯，他時而在樓上隨便走動，時而坐在沙發上沉思。他從臥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的這頭到那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的臥室、秘書的臥室„„

上午11點鍾，李力群從外邊回來，匆匆上樓。走進臥室，只見高崗手裡拿着檯燈的電線，站在一面牆壁的電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問：“你這是幹什麼呀！”

高崗慌忙遮掩：“噢，沒什麼，沒什麼，只是想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急切地說：“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立刻色變：“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來人來把我帶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殺，我報告什麼呀！”

李力群雖然已經意識到高崗有摸電門自殺的企圖，但是她心裡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對別人講這件事。

事有湊巧，正好這天趙家梁輪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組長趙光華值班。趙光華是公安部八局的幹部，雖然已來半年，畢竟不如趙家梁與李力群熟悉。這也是李力群沒有及時反映這件事的一個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終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高崗忽然不見了。李力群急忙到處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樓梯是通往樓下大廳去的，自從管教以來就封閉了，堆放着一些平時不用的雜物，一直沒有打掃過，布滿了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到那裡去，顯然很反常。

李力群帶着責備的口氣說“你來這里干啥？你知道這里有多髒，儘是灰塵和蜘蛛網！”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趙秘書，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賭氣地說。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你不要這樣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連勸帶拽地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訕訕怏怏，拉幾個人在一起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下午六點，趙家梁回來，高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趙家梁接觸，以免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一點，他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

這時小女兒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崗卻毫無睡意，又跟李力群說了很久很久。

半年來，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長談，多次談過“不如死了算了”；說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幾個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場，把孩子們帶大成人。萬一生活沒辦法，就把他們送回陝北，相信那裡的人會養活他們的„„

因為這樣的話說多了，李力群以為他之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特別在意。像往常一樣，反覆勸他不要想不開，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會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崗只是搖頭嘆氣。他覺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單純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會像到政治鬥爭有多麼殘酷！想到這里，一股悲憫、憐惜之情湧上心頭，他掐滅香煙，重新躺下，把她緊緊攬在懷里，儘量給以溫存、撫慰。

這時已過了凌晨兩點半鍾，懷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睏乏，實在支持部住了，對高崗說：“二點半都過了，快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可是，他心裡卻在哀嘆：明天，明天，還有明天嗎？

自殺身亡

李力群躺在單人摺疊床上，合上雙眼很快就入睡。

高崗這時卻毫無睡意，他兩眼盯着天花板，一動不動，是在想？在聽着四周有什麼動靜？還是繼續沉浸在永遠無法解脫的哀怨、混亂的思緒之中？他就這樣靜靜地，靜靜地躺着，一動不動，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他活動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膠囊，大把地塞進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與匆忙中，有一粒藥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崗身下發現）。這麼一大把膠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於是，他下床走過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三點20分。

高崗回到臥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環顧了一下房間的一切，他試圖看清小女兒甜睡的小臉，看清妻子捲曲的身軀。但房間里很暗，他沒戴眼鏡，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這就是高崗含冤飲恨離開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後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樣，又是一個大晴天。

早上八點多鍾，李力群一覺醒來，到隔壁漱洗，並招呼身邊的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

女兒一面叫，一面推，沒有反應。她喊道：“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馬上意識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間，猛敲趙家梁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正在房裡看書的趙家梁大驚：“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沖進高崗臥室。這時，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聞聲跑了進來，李力群仍在繼續邊推喊。

砰砰的敲門聲，急切的呼喚聲，沉重的跑步聲，驚動了整個大樓里的人們，於是，匆匆而起，慌慌張張，掀翻了椅子，推開了房門，沖向高崗的臥室„„

高崗仰臥在大床上，蓋着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觸摸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

於是，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九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地進行搶救。

人們聚集在高崗臥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為搶救出力，盼望着搶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也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側轉高崗的身軀，發現他身下壓着一粒紅色“速可眠”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大夫說：“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藥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狀。”

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10點17分。

不一會兒，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等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聽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匯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前，囑咐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中午，周恩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起趕來。他們沉着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室內和遺體周圍已經盛放了許多天然冰塊，沒有什麼異味。他們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匯報。

趙家梁首先作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周恩來揮一下手，趙家梁便扼要匯報了事發和搶救經過。

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作了檢討，然後詳細匯報了1954年8月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她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恩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讓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又讓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協助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進行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准備解剖檢驗。

接着，由他口述，齊燕銘執筆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周總理非常細心，在齊燕銘寫到倪偉時，總理說：“你把‘倪’字寫得太潦草，不好認。”齊燕銘便在草寫的“倪”字旁邊又寫了一個正楷的“倪”字。

這是一個經過仔細考慮的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7～10 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11～17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18個高克林和第19個張蘇，是周總理想了一會兒才提出來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最後，周總理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准時到會。”

齊燕銘立即去安排，打電話通知名單中的人，當晚八點半到東交民巷八號開會，說明是周總理召開的，只許本人准時前來參加，沒有說明凱什麼會，為什麼在這里開會。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都要事先告訴開什麼會，為什麼開會。唯獨這次例外，是電話通知，這麼緊急，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還只許本人參加。當時，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感到此會非同尋常。

晚上八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彭德懷站在高崗遺體旁久久不忍離去，含着淚，跺着腳說：“嗨！你剛強！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齊了，大家靜坐在樓下大廳中央，周總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

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幾位負責解剖檢驗屍體的大夫。在楊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帶着一行人上樓去以後，周恩來讓李力群匯報高崗自殺的經過情況。

這時，高崗遺體和冰塊等已經從臥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大理石桌面的紅木寫字檯上，解剖和檢驗就在這里的強光下進行。整個過程進行順利，前後不到一個小時。楊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場，而是去聽李力群匯報，檢驗快結束時才回來。

當晚十點多，大廳里四面的壁燈和中央的三盞樹形玻璃大吊燈全亮着，而通往大廳的長長的走廊里，卻燈光暗淡，顯得有些悽慘。監督小組和大夫們一起下樓。來到敞亮的大廳時，一掃壓抑的氣氛。這時參加會議的人全部屏息靜坐，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布解剖檢驗的結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解剖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裡還殘留有大量安眠藥成分的粘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鍾，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散會後，人們沒有立即散去。周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要堅強些，要跟黨走，把孩子撫養好。你現在是從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後人家會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備。”

他轉身對楊尚昆小聲說：“我已請燕銘同志告訴國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殮厚葬，叫他們買最好的館材，1200的那種；要立碑，碑上不刻別的，只刻‘高崗之墓’。他們可能已經去辦了。” 可見總理並沒有把他當成敵人對待。

後來經辦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買到一個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塊板材的，也很好。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大量安眠藥是從哪裡來的？經過仔細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一種可能是，高崗把平時服用的安眠藥（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積攢起來。儘管高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安眠藥，其實，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種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把20粒“速可眠”親手縫在毛褲襠里，准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了。

那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第一個可能是高崗自己身上。不過，天熱時，不能長時間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臨用時取出放在身上。那麼，這個隱蔽的地方在哪裡呢？在事發前兩天，工作人員還曾仔細檢查過各個房間及被褥、沙發等，但卻忽略了兩個地方。一個是盥洗間掛滿毛巾的那根金屬管，它很容易卸下來，中間是空的，可以隱藏大量的安眠藥。再一個可能是臥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的某個地方，高崗在服藥前12小時，曾偷偷去過那裡。

這些，只是事後的推測，究竟高崗服用的安眠藥事先隱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恆的謎。

1954年8月18日上午，從北戴河趕回北京的羅瑞卿把趙家梁叫到他的辦公室，再次聽了關於事情經過的詳細匯報後說：毛主席知道高崗自殺身亡的消息以後很生氣，說：“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條狗！”

羅檢討說：“高崗死了，我們有責任，工作沒做好。”

主席說：“你不要檢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誰也擋不住。這事不關你們，你們檢討什麼？不要檢討。”

從以上的話看，當時都沒有把高崗當敵我矛盾。

簡單安葬

沒有鮮花，沒有哀樂，也沒有親朋好友送別，人們為他舉行了最簡單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東交民巷八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人車紛紛離去，院內又恢復平靜，但龐大的主樓依然燈火輝煌，人影搖曳。

幾個年輕人用白布床單兜着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入大樓東門門廳停放的棺柩里。這棺柩是嶄新的，還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當時北京市場上買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狹長的板條拼湊起來的。

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衣褲，裡面是白襯衫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幾百個。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嚴嚴實實。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個小伙子把它從地上挪到卡車上去，費了很大的力氣。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點，入殮完畢，大卡車權作靈車，載着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八號大院。

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到現在如此這般地運走，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既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也沒有他的故舊好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和其他工作人員。

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後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屋裡。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經過勸說，還是去了。高崗的胞兄高崇義特地從陝北趕來參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剛到北京。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安葬他父親。

當天上午九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起出來，載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這就算是靈車了。卡車頭前沒有按照慣例掛黑紗和死者的照片，車上也沒有花圈或鮮花；送靈的人們有的扶車幫而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沒有戴黑紗。從外邊看去，這不過是一輛極普通的載人貨車。唯有那被麻袋遮蓋着的巨大而貴重的棺柩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絕非等閒之輩。

車上的人神態嚴肅，都不說話，更不談笑。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上午十點多鍾，驕陽似火，熱氣灼人，但卡車飛馳在郊外的田野間，地曠人稀，迎面撲來獵獵涼風，使人不覺得烈日之可畏。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卡車停在了萬安公墓門前，人們跳下車來，才感到地面熱氣蒸騰。陣陣熱浪撲面而來。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里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里當作身後安息之地，確實是個極好的地方。高崗之所以能夠在此安葬，是因為周恩來有明確的交待：要善殮厚葬，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跡。安葬高崗的墓穴，選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而且向陽，位置很好。

幾個青壯年從卡車上將棺柩抬到到墓穴處，緩緩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畢。沒有隆重的遺體告別，沒有扣人心弦的哀樂，沒有覆蓋棺柩的黨旗國旗，沒有鮮花、挽聯和花圈，也沒有親人撕心裂肺的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人們最後不聲不響、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一切都結束時，已是下午一點半過了。

當天來不及建碑，後來做了一個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層砂礫混凝土，樣子極像花崗石，碑上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沒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無字碑。就這樣一塊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躲過劫難，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殘立在那裡。

如今，有誰會想到，在這塊半截殘碑下面，掩蓋着半個世紀前的一段悲慘的歷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給蘇共中央發去通報，正式通知他們，高崗自殺身亡。中共中央還決定將“高饒事件”通知兄弟國家的黨的中央。

了猶未了

高崗雖然死了，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卻了猶未了，“高饒事件”也了猶未了，在以後的許多年裡，明里暗裡，鬥爭仍在繼續„„

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毛澤東表面與劉少奇維持團結合作的局面，但卻是貌合神離，鬥爭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裡積蓄力量，為最後解決接班人問題准備條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時時敲打劉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圍繞着兩個階級與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

1955年7月，毛澤東批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指名的是鄧子恢，實際上是批評劉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總結報告中指出：“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於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他再次批評“四大自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是反對七屆二中全會限制資產階級的決定。”

1955年12月，他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加的按語中說：“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

這是1953年財經會議爭論的繼續，不同的是，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劉少奇的主張“是資產階級的綱領”，“是綱領性的錯誤”。

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是劉少奇讓陸定一組織起草，並經劉少奇審定的。毛澤東不贊成，但他卻不公開點名批評劉少奇，而是指桑罵槐地點名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組織人事的調整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在1956年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當先為黨的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林彪增補為黨的副主席。這正是當年高崗和陳雲議論過的設想，難道是巧合嗎？

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開會的第一天就鄭重宣稱：我是中國共產黨的統帥，鄧小平是副帥。當時人們都很驚訝，怎麼不說劉少奇是副帥，而說是鄧小平呢？其實，毛澤東早就不把劉少奇看作副帥了。現在宣布，表示他決心要採取行動。

緊接着，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這也是毛澤東早就設計好的過渡方式：給劉少奇一個名譽職務。這也正好應驗了當年高崗所說的“讓少奇當國家主席或議長”，這個“謠言”其實並非謠言。一切都在毛澤東的帷幄運籌之中，他正在不動聲色地一步步實現自己的戰略部署。

，此時突然殺出個彭德懷。

1959年，大躍進的浮誇風顯露出對國民經濟的極大破壞，人民的生產生活陷入嚴重的困境。毛澤東自然脫不了責任，但他不認輸。

在1959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直言上書批評大躍進的浮誇風，批評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左”的錯誤。這下激怒了毛澤東，於是他像當年收拾高崗一樣狠狠地收拾彭德懷，以確保劉少奇鬥爭的勝利。他不僅指責彭德懷的意見是“右派的猖狂進攻”，而且用算老賬的手法，說彭德懷“歷來有野心”，“歷來動搖，直到高饒事件”；“過去參加高饒集團，這次比立三路線還惡劣”，“高饒事件，有的是保護過關，是高彭聯盟，彭高聯盟”。他硬說與彭德懷持相同觀點，或同情彭德懷的人有一個“湖南反黨集團”來，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拱摌攩，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要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綱領式的東西”；並且也給彭德懷加上了一項“裡通外國”的帽子，號召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澤東這些講話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中：“這一活動（指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的意見）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

歷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崗事件反覆被提起，人們自然會擔心彭德懷也發生同樣的悲劇。但彭德懷畢竟不同於高崗，他沒有自殺。但這絕不說明毛澤東對他有任何憐憫之心，也絕不說明毛澤東自己曾標榜的他是“講情義”的。

1962年1、2月間，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說，三年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雖然稱贊他講得好，並不得不出來檢討，讓與會者“出氣”提意見，但內心卻很不服氣。

接着，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了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制定了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毛澤東很不贊成劉少奇主持簽發的財經小組關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報告，認為是右傾，過於悲觀。

1962年夏秋，從7月到9月，連續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就形勢、階級和階級鬥爭、農村堅持社會主義等問題多次發表講話，批判“黑暗風”、“單干風”、“右傾翻案風”，其實都是批評劉少奇的。他說：“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干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干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8月15日）

於是，劉少奇只得出來作檢討，承認自己對困難估計過分了。

毛澤東並不就此罷休，認為黨內出現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8月13日）他再次強調：“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中階級鬥爭是長期的、復雜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這些話的矛頭主要都是對着劉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前，毛澤東正在和一些先到會的同志閒談，見劉少奇進來，便含沙射影地說：“好了，我讓位，請少奇來。”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運動問題的小范圍會議上，毛澤東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

這些跡象表明，毛澤東已經把他與劉少奇的鬥爭升級為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甚至是奪權鬥爭。

“四清”運動開始，劉少奇說，光開調查會不行了，要工作組下去搞紮根串聯。開調查會是毛歷來的主張，聽劉少奇如此說，他心裡很不高興。後來，在一次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問題的討論中，毛澤東強調四清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插話說：“四清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復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

事後，毛澤東說劉少奇剝奪了黨章給他的權利，不讓他講話，執意要劉少奇檢討認錯。而劉少奇卻拒絕低頭認錯，弄的毛澤東一時下不了台。最後還是由周恩來、賀龍、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劉少奇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毛澤東自認有理，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原則問題。

顯然，毛澤東有意把他同劉少奇的意見分歧公開化，後來又多次在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劉少奇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再次違心地作了檢討。

此時的毛澤東已根本不打算放過劉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一次政治擴大會議上講接班人條件第三條時，說到高崗：“原想把他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陝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這話令與會者震驚，許多人並不了解毛澤東指的是誰，也有些人不免想到，這是否暗示，是劉少奇把高崗搞死的？

不到一個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批評赫魯曉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評”），其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要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人們馬上意識到，毛澤東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誰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決戰的火藥味越來越濃。1966年5月，毛澤東親自點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後，便跑到外地，有意讓劉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網（與1953年12月點燃“倒高”之火後，就去杭州的情況何其相似）。8月，在八屆11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號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眾對他的無比信賴，實現他最終打倒劉少奇的計劃。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去談話，一面親切熱情接待，一面關切地詢問被紅衛兵扣押的女兒的情況。劉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辭職回家種田的要求。毛澤東沉吟不語，始終不置可否，只是建議他認真讀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第二天，劉少奇就被禁閉起來。

1968年，黨的八屆12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加以“叛徒、內奸、工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等罪名，永遠開除其出黨，撤消其一切職務。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們不顧他身患重病，強行將他秘密押送至開封，拋在一個舊銀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後，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悲慘去世（這與高崗當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卻又更為悲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1953年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精神到肉體消滅劉少奇，經歷了整整16個年頭。

回顧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饒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澤東解決接班人問題過程的一個插曲。

建國以來，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江山，毛澤東進行過許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從思想教育到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鬥爭的范圍由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到抓“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進而“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竟然荒唐地提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鬥爭的方式由“洗臉、掃地”式的整風運動，到“洗澡、下樓”式的“四清”運動，直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從“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評，到“狂風暴雨”。大轟大嗡、口誅筆伐，直到發動紅衛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樣七都八斗的結果，什麼“高饒反黨聯盟”，“潘揚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等等等等，最後是 “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以及數不勝數的大大小小各類“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一大批追隨毛澤東一起打江山，建設新中國的老革命，新幹部都被斗下去了，連與毛澤東又着幾十年戰斗友情的劉少奇等也不放過。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新中國，被斗的瀕臨崩潰；原本威望極高的中共黨組織和各級政府機構陷於癱瘓，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

與此相伴隨的是選擇新的接班人，不料卻作了個失敗的選擇——林彪。這個失敗對毛澤東的打擊是致命的。認真想來，這樣的鬥爭，究竟誰是贏家？當風燭殘年的毛澤東面對這一切回首往事的時候，當他對江青說，自己將來也會被“打得粉碎”的時候，當他在臨終前寫下那“你辦事，我放心”的遺言的時候，又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呢？

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接班人這件大事，依然了猶未了！

回過頭來看，高崗的問題又何曾了卻？

在高崗死後的許多年裡，毛澤東仍然經常提到他。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高崗，提到高崗之死，他說：“高崗的事，我有責任，約了談話，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擬保留中央委員，回延安，本人也願意。後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

在高崗長達半年的管教期間，特別是最後一個月裡，管教組多次向中央打報告，甚至打緊急報告，要求中央儘快派人與高崗談話，均無答覆。難道毛澤東真的忙得連打一個電話，或命人轉達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麼？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批高級幹部悲慘死去，不都是在這樣表明上不聞不問，實則胸中有數的情況下發生的麼？

廬山會議期間，上山鬥爭彭德懷等人斗得轟轟烈烈；北京城裡也在追查彭德懷與高崗的關係。原東北局的幾個主要負責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僅批判彭德懷的“反黨罪行”，還要追查當年彭德懷與高崗有什麼“陰謀活動”。李力群也被軟禁起來，要她交代高崗與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裡，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裡，安子文和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也在座。彭真重點問她高崗與彭德懷、林彪、陳雲的關係。他說，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吹捧高崗，不提毛主席。說高崗和林彪。陳雲的關係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們在一起都說些什麼？”李力群心裡很害怕，什麼也說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淚。

不經中央同意，某個政治局委員單獨秘密調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員的言行，這種做法，難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嗎？反過來說，不經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這種秘密調查？那麼，是誰批準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期間，再次批判“右傾翻案風”，小時《劉志丹》被說成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習仲勛、賈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幹部因此受到審查，被打成“彭高習賈反黨集團”。李力群再次被軟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崗與習仲勛、賈拓夫等人的關係，問他：李建彤（劉志丹的弟媳）寫的小說《劉志丹》你看過沒有？陝北的一些高級幹部到你家來過沒有？他們都和你說了什麼？1954年，習仲勛在東交民巷和高崗講了什麼？習仲勛與彭德懷有什麼關係„„

隨着“文化大革命”開展，毛澤東表現出對高崗的懷念。傳說毛澤東曾對起草討伐劉少奇檄文的人說：要是高崗還在的話，他可以提供更具體、更詳細的材料。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的內容，大部分都是當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內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關於劉少奇的許多罪證中，特別引人注意的從東北敵偽檔案中搜集的材料，當年毛澤東就曾親自讓高崗去查過。這些材料當時沒有公開，而今，卻被公布了。然而，高崗當年因反劉少奇而獲罪，現在卻並沒有因此而翻身，這又是為什麼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淺，成了了一個全國性的“揪高饒集團漏網分子聯絡站”。周恩來發現後，立即召見該組織的紅衛兵頭頭，對他們提出尖厲批評：“你們這樣做，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從此再無人敢動這個問題，當年被定為“高饒集團五虎將”的人也沒有因這個問題再受到進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鬥，後來，周恩來向李力群所在單位打招呼說：“不要隨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崗去世16年以後，毛澤東忽然對高崗的遺屬表示關注。根據他的指示，周恩來於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從“五七幹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圖書館工作，但剛去不久，就被調回當時的科教組（即後來的教育委員會）。據領導人講，這是毛主席親自交代的，毛主席說，在西北、東北的幹部中，她是有影響的人物，應該回科教組工作（她原來在教育部工作）。周恩來還指示中央組織給她恢復原來的待遇，補發了被扣發的孩子們的生活費。周恩來逐一詢問了高崗的每個孩子的情況。當了解到他們因受高崗的牽連，升學和畢業分配都遇到困難時，立即指示有關單位，把他們都召回北京，按照黨的政策，根據各人的條件安排工作或升學，不得歧視。由於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經公開，為了她和孩子們免遭麻煩，周恩來不讓她們回原來的住處，也不讓她們住公寓，而是派秘書帶着她一起選擇了一處獨院居住。周恩來中央細心周到地安排高崗的遺屬，不僅僅是因為當年高崗託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澤東授意的。

1974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指示將李力群安排為全國人大代表，並且列入國慶節登天安門城樓的名單。當時，四人幫爪牙遲群等人把持科教組，極力反對李力群黨科教組的代表，周恩來便把她安排為天津選區的代表，出席全國人代會，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宴。後來，李力群又擔任了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所有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澤東對高崗的難以啟齒的歉疚，而又不願公開認錯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心態呢？

“高饒事件”至今已過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結，但並未完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許多冤假錯案重新進行審查，予以平反糾正。人們也關注着“高饒事件”如何對待？

陳雲說過：“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不要再講了，再講沒有好處”，“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不要再提了”。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鄧小平也承認：“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如土改時搬石頭、反五大領袖(土改時，一些領導幹部反對過“左”的做法，因而被當着“絆腳石”，把他們調離本地區，當時把這種做法稱之為“搬石頭”。“五大領袖”是指當時的村幹部：即村長、村支部書記、民兵（排）隊長。糧秣委員、婦女委員。)；天津講話，還是由缺點錯誤。”（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堅持認為高饒的問題不能翻。人民都說這個問題“很復雜”。筆者認為，最“復雜”的恐怕一是高饒對毛澤東的看法。鄧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潑髒水的同時，把孩子也潑了出去”呢？二是由於鄧小平和陳雲這兩位當年揭發這一事件的人都不願“翻”，而他們是那麼的權威，中國人有恰恰最信奉權威的話。

或許正是基於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高饒反黨聯盟”或“高崗反黨集團”等字樣都從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饒兩個人。對當年被打入“高崗集團”的五個人，中央都給予“實際解決”，而未予公開平反。這也許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總結歷史，宜粗不宜細”的體現吧。不過，只要中共中央對高饒問題沒有實事求是的說法，那麼，這個問題還將會以訛傳訛，謬誤流傳，遺患後代。

總的來說，筆者贊同鄧小平的觀點，對於毛澤東在中國歷史的偉大功績，必須給以充分估計。本書的宗旨並非全面評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而僅僅是為“高饒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實真相和思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