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十六字方針” ——中共地下黨的宿命

裴毅然

一、前“十六字方針”

抗戰初期，延安對國統區地下黨發出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是為“前十六字方針”。這一白區工作方針抗戰前已具雛型。1936年3月，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就向部屬發布這十六字。1937年3月，閩西遊擊區領導人方方赴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也面喻此十六字，作為白區工作原則。1940年5月5日，中共書記處電令各地省委：為隱蔽身分，加入國民黨不必事先通過組織。其時，地下黨乃中共不可或缺的“第五縱隊”——搞情報、策兵運、擴組織、輸物資、播赤化、發動學運工運折騰國民黨、爭取國統區民心、影響國際輿論„„中共奪權儘管以武裝鬥爭為主，畢竟還需要城市地下黨的“第二條戰線”，既需要白區幫着搞錢，也需要白區媒體的輿論配合，更需要白區知青“入伙”„„1943年春，毛澤東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

白區地下黨員行走在監獄與刑場邊緣。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中共黨內流傳兩句話：“二萬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萬五千里指長征，蘇區武裝鬥爭；三千六百日，指白區地下黨，凶險十年。

1938年3月入黨的馬識途（1915～），中央大學工學院二年級生，1941年初鄂西特委副書記，因叛徒出賣，特委書記何功偉、秘書劉惠馨（馬識途妻）被捕，馬識途遭追緝，上級錢瑛指示“遠走高飛”，馬識途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隱蔽潛伏。西南聯大百餘名黨員及“紅”出來的學生全撤離，黨支部也沒了。1942年，南方工委組織部長郭潛（1909～1984，即郭華倫），被捕後叛變，致三十餘名地下黨員被捕（包括廖承志），周恩來在南方局重申“十六字”。閩西南大部分黨員避入深山開荒，劉永生（1949年後福建省軍區司令）等在永定老吳子深山墾植，糧食自給，還招待來往同志。

二、後“十六字方針”

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二野”請示中共中央：如何對待原地下黨？中央回電：“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是為“後十六字方針”。地下黨系統從此遭整肅、受壓制。由於明顯過河拆橋，“後十六字方針”絕對機密，僅傳達至大區負責人一級。1949年後，地下黨系統的幹部一直感覺不對勁，冷風颼颼，頻遭南下軍干擠兌，整體吃癟，但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萬萬想不到“母親呵——黨”竟會有這麼一條“後十六字方針”。

1998年7月2日，馬識途慨曰：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知識分子雖然不是主力，卻是先驅，起了號召、組織、發酵的作用。解放以前黨的許多文件，都提出要重視知識分子，也的確吸收了大量的知識分子。新政權建立以後，原先滿腔熱情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卻往往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改造對象。對他們的估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打天下”的時候，這些人英勇地對反動勢力作鬥爭，盡了很大力量。“治天下”的時候，更需要他們貢獻自己的知識的時候，偏偏不讓他們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各種政治運動中，這些人基本上是挨整的。„„這究竟是為什麼？我一直沒有想通。

隨着政治運動遞次展開，地下黨逐漸公開淪為黨內“異類”，一直受審查，沒完沒了，幾無“漏網之魚”。文革甚至傳出：凡沒成仁成烈的地下黨，不是叛徒就是潛特。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登報為南京地下黨平反。若非冤屈太深，影響太大，這種“家醜”，中共豈願“廣而告之”？

共軍渡江，接收“爛攤子”，百廢待興，幹部缺口百餘萬。1949年，中共黨員300萬，70%來自農村，僅11%受過教育；這11%中，僅1%大學生。國民黨時期官吏總數200萬，中共此時僅72萬合格人員，缺口2／3。偏偏棄用熟悉城市的地下黨知識幹部，或控而用之。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親自點將的宋任窮（“二野”政治部主任）帶着200名幹部及南京軍管會名單來寧，37席職位，僅5名原地下黨，且多為副職。攻占上海後，毛澤東明確接收城市的領導班子“以南下幹部為主”，確保嫡系對各地的絕對掌控。

整肅地下黨的公開理由是大批新黨員乃國民黨大勢已去時加入，“動機不純，成分復雜”，混入不少國民黨“第五縱隊”。另一不便說出口的理由：我們共產黨不就這麼干的——“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裡”，不是有着名的前後“龍潭三傑”？1946年夏，西安地下黨的電台甚至設在國民黨的“剿共”司令部。

三、鄧小平報告

1949年9月17日，南京四千人大會，黨支書及排以上黨員幹部出席，“二野”政委兼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長篇報告〈論《忠誠與老實》〉，意在解決南下軍干與南京地下黨日益顯豁的矛盾衝突。鄧報告打壓地下黨，明確要求地下黨必須服從南下軍干，為全面整頓南京地下黨造勢。

1946年恢復南京市委前，中共南京地下黨員僅二百餘，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發展至近兩千，“重大業績”這會兒成了大錯誤。鄧政委報告中：“南京是否兩千多黨員，一個應該清洗的也沒有呢？”鄧還將柯慶施散播的謠傳拈出爆料：

過去地下黨同志有一個口號叫做“保管好工廠，就當廠長”„„這樣說你保管好總統府，將來豈不是要請你噹噹總統嗎？

陳修良氣極，遞條上台反駁。鄧接閱後立即揶揄：

我們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聽了不舒服，那麼，讓他不舒服好了，將來等到他變成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舒服了。

老資格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劉曉（1908～1988，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不久告知陳修良：鄧小平對她“印象極為惡劣”。後來，劉曉又通過沙文漢（陳修良丈夫）提醒她，“在鄧小平、饒漱石面前說話當心點”。

鄧在報告中警告新黨員：“黨有嚴格的紀律，如果別的都可以，就是『自由』這一點我還要，那可以不必入黨。”鄧着重分析了毛澤東所說的三種黨員：“一條心”——一心一意跟黨走的忠誠者。“半條心”——組織入黨而思想不入黨，求官或要求黨“給生活”；入黨後還想保持言行自由、傳布反黨言論。“兩條心”——鑽進黨內的破壞者（潛特）。鄧特別指出：“南京黨內兩條心是有的，誰要是不承認這一點，誰就要使自己解除武裝喪失警惕！”鄧還說“半條心”是“兩條心”的掩護者，舉了兩則失實事例。有關幾條心的說法，延安搶救運動就已出現。

陳修良聽完鄧政委的報告，“氣得發抖，但沒有辦法能夠向這樣一個‘大人物’進行辯論，澄清真相，討回公道。”她既震驚，又莫大痛苦，這麼一位戰功卓著的中央級領導，竟會根據幾條謠言公開惡評整個南京地下黨。會場走光人了，她還呆呆坐在那裡。她萬萬沒想到“勝利會師”，竟會遭遇自己人如此“誤解”。

鄧報告中還稱部隊軍干、南下幹部為“大兒子”，南方游擊隊、地下黨為“小兒子”——

毛主席把人民解放軍，北方來的黨叫做主力，在南方的黨和部隊叫游擊隊，會師就是主力和游擊隊的會師。你說毛主席偏心嗎？不是的，一個是大兒子，一個是小兒子，這就叫“老老實實”。

幹部配備是以什麼為主呢？應該以解放軍來的、解放區來的幹部為主，不僅南京、上海、杭州這樣，將來到西南也必須這樣。

鄧特意談到攻占南京的功勞：第一是毛主席；第二是解放軍；第三是南京地下黨；地下黨只是起了“適當的作用”。鄧嚴厲批評地下黨對軍隊幹部的不服氣情緒。

鄧報告1.8萬字，鄧氏篇幅最長的文章。1988年出版《鄧選》，中央文獻研究室原擬收入這篇〈論《忠誠與老實》〉，南京黨史辦徵求陳修良意見，陳逐條批駁錯誤，明確反對收入。歷史最終證明南京地下黨未混入一個“兩條心”，這篇最長鄧文未入《鄧選》。此時，“總設計師”健在，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

四、南京整黨

城市地下黨有文化有經驗，熟悉城市，但不像軍干及根據地工農幹部那樣聽話。陳修良偌大場合遞條上台，也只有深具平等意識的知識分子才做得出。估計鄧小平很少遇到這樣的下屬，因而對陳“印象極差”。

上有毛澤東的“後十六字方針”，下有工農軍干龐大基層力量，華東局順勢打壓地下黨，便是時代大氣壓下的“歷史必然”。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南京一“解放”，立即“降級安排”，降任市委組織部長。鄧報告後，陳修良又在與軍干關係上挨批評，1950年初調離南京。反右時，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的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浙江省長）一起劃“右”，陳修良還是“極右”。陳修良1926年入團，次年轉黨，向警予秘書，她劃“極右”須經中央審批，得經過總書記鄧小平。

1949年9月～1950年，南京整黨未查出一名反革命，但仍“戰果輝煌”，除隨“二野”赴西南走了約500名黨員，1400余名南京地下黨員，466人受處理，其中205名開除黨籍。其他處理等級：取消候補資格、勸退、停止黨籍待審。此後歷次政治運動，南京地下黨幹部幾乎一網打盡，少數“漏網之魚”，或明或暗“控制使用”。

隨“二野”西征或南下的南京地下黨幹部亦未倖免。1998年2月19日《雲南日報》，雲南省委撰文紀念西南服務團，該團以南京地下黨及紅青為骨幹。該文複述鄧小平1949年南京講話將參加西南服務團的青年劃分六類——革命團、吃飯糰、戀愛團、回鄉團、遊山玩水團，升官發財團，引起原西南服務團老同志強烈抗議。雲南剿匪中，西南服務團犧牲九十多人，倖存者不少仍淪為“右派”，發配窮鄉僻壤苦役，有些人無聲無息死在遠方。

這次南京整黨，公安局發現一名地下黨員曾為蔣介石接過電話，便認定“特務”而逮捕，文革後才洗清冤情，從流放地回南京，人生主要時間都消耗於監獄。另一名工作出色的地下黨員，南京“解放”後任公安局郵政科長，同單位一名南下軍干不服氣，千方百計找他的茬。一次吵架，科長將手槍往桌上拍了一下，被指“地下黨員要槍斃共產黨員”，科長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陳修良調查此事，確認誤會謠傳，不是“反革命”，但鄧小平仍在“四千人大會”上拎出，舉為地下黨不服南下軍干的例子。整黨運動中，這位地下黨出身的科長被整得死去活來，自殺了。

五、全國情況

南京市委組織部有人聽傳達：中央點名四個地區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南京、福建、廣西、雲南。其他未被點名地區的地下黨亦難逃劫數。

1949年7月，湖南省委組織部下發文件，判定本省地下黨質量不高，80%一年以內新黨員，預備黨員占60%，發展過快，明顯“拉夫”，個別地方偽縣長、民社黨、自首分子都進來了，組織性差、階級立場不穩，必須嚴格政審與組織清理；對地下黨員的任用，儘量利用他們熟悉當地情況與群眾關係多的長項，一般不宜留機關，有能力者一般也只應配置副職，確實德才兼備且工作上不可缺少者，“應視作特殊情況，經過黨委研究提交上級批准後，可以分配負責工作。”

抗戰後成立的滇桂黔邊區縱隊（簡稱“邊縱”），以知青為骨幹，最後發展成五萬餘人，縣區民兵十萬餘，十二塊游擊區，攻占91座縣城。1949年後，整黨、反地方主義、反右、文革等運動，雲南地下黨與“邊縱”一直是重點審查對象，定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122名省管幹部劃“右”。文革時歷屆地下黨工委委員、邊區委員、“邊縱”地委、支隊領導“都屬叛徒、特嫌”，大批長期關押，不少迫害致死。“代表人物”省紀委書記鄭伯克（1909～2008），1929年入團，1935年入黨，雲南地下黨省工委書記、“邊縱”副政委，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謝富治整肅，幾乎開除黨籍。連堅持實事求是、不肯無中生有“揭發”的南下幹部、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也被打為“鄭王反黨集團首要分子”。1982～92年，雲南復查地下黨及“邊縱”2．9萬餘人次，改正80%。

1978年，閩中地下黨負責人仍被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黨籍、逮捕入獄。福建地下黨冤案涉及千餘地下黨員，大多為廈門大學、集美等學生。四川地下黨員約1．2萬名，次次運動挨整，1980年代初只剩下2000餘人。江青說：四川地下黨都是叛徒。文革中，一位軍區司令公然說：“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廣東、海南的地下黨也遭“反地方主義”整肅。廣西抗戰期間的“學生軍”冤案、西北大學的地下黨冤案，都是1980年代才得昭雪。

文革前，地下黨因熬刑、犧牲頗能體現紅色意志與革命艱難，《紅岩》三年印行400多萬冊。馬識途以鄂西地下黨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印20萬冊，《成都晚報》、《武漢晚報》連載，中央及幾個地方電台連播。文革開始後，《清江壯歌》與《紅岩》一起淪為大毒草，地下黨題材作品與地下黨政治脈跳“同呼吸共命運”。

1982～84年，筆者供職浙江省政協，一批新四軍“三五支隊”浙江地方幹部，深怨前省委書記江華對他們長年壓制。浙江四大“右派”沙楊彭孫——省長沙文漢、副省長楊思一、省檢察長彭瑞林、財貿部長孫章錄，除彭瑞林，均為地下黨出身。

熬過毛時代的地下黨倖存者，文革後才有機會嶄露頭角，如西南聯大學生黨員出身的王漢斌（副委員長）、何東昌（教育部長）、清華生章文晉（外交部副部長）。

六、求證坐實

受了三十年冤屈的地下黨員聞知“後十六字方針”，當然很有“興趣”知曉其詳。2004年秋，穆廣仁先生從友人通信中與聞“後十六字方針”，便和幾位南方局地下黨出身的老幹部開始“求證”。

穆廣仁（1925～），1947年入黨，南方局地下黨員、新華社前副總編。因檔案封閉，穆廣仁等只能尋證知情人。陳修良之女打電話咨詢消息來源的老H，老H告知信息來自昆明M。昆明M再告知穆老，“情報”來自一位見過“後十六字”文件的西南局老同志。一位1950年代安全部門的老同志也說聞知“後十六字”。一位搞黨史的南京老同志告訴穆廣仁，1990年代江蘇省安全廳負責人C查閱檔案時，發現南京易手不久一份電報，中央某領導向毛請示對全國地下黨的處置方針，毛批下這十六字，限達大區負責人。

李普應穆廣仁之請，咨詢1950年代初中南局秘書長杜潤生（1913～2015），杜老回答親見“後十六字方針”文件。2006年2月，杜潤生向李普確認親見此件。李普（1918～2010，新華社副社長）：從“後十六字方針”文風、氣勢看，與毛澤東行文習慣一致，只能是他的手筆；從內容上，他人沒有資格與膽略敢發布這樣的指示。再根據毛對知識分子一貫偏見與1949年後歷次運動矛頭，前後銜接，邏輯一致。李慎之認為“後十六字方針”並非僅僅針對南京地下黨，而是針對全國地下黨。

大陸史家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收入“後十六字方針”，附長篇確認性論述。根據大陸“國情”，中宣部對黨史審讀極嚴，“放”出如此重大情節，表明官方認可。

綜上，“後十六字方針”基本坐實。檔案一旦解密，當能查到電報原件。

七、悲憤出集

忠誠的地下黨員晚年得知“偉大領袖”早就准備淘汰他們，開國之初就規劃如此這般對待革命搖籃的地下黨，將他們第一批送上“無產階級專政”祭壇，文革則是“淘汰”的最後一章，那份錐心之痛„„當年出生入死、捨身為黨的壯烈價值，全都漂起來了。

何燕凌、童式一、穆廣仁、宋琤等地下黨出身老幹部歷經二十年努力，2005年後陸續出版“晚霞工程”——《紅岩兒女》（六卷本）。這套傳記叢書，大陸只給出1949年前“英勇奮斗”的前四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不給出1949年後“含冤蒙難”的後兩卷。“偉大母親”只承認他們的前半生，卻“迴避”時間更長、更有“價值”的後半生。第三部《紅岩兒女的罪與罰——中共地下黨人之厄運》，2008年只能出版於香港。

紅色女傑陳修良（1907～1998），1926年春入團，1927年4月向警予介紹轉黨並任向秘書，留蘇生；1994年5月5日、1998年10月8日，江澤民兩次前往上海華東醫院榻前探望。其自傳《拒絕奴性》亦不能出在“鶯歌燕舞”的大陸，2012年只能露臉於“資本主義淵藪”的香港。大陸官家至今害怕自己的歷史，不便“見公婆”之處太多。

八、深層原因

李慎之、李普、燕凌、穆廣仁等“兩頭真”晚年認識到“後十六字方針”的根子在於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毛從實踐中認識到工農幹部聽話、麻煩少、沒威脅。起於深山草莽的中共，主要依賴農民與軍隊“說話”。利用歷史形成的多數工農幹部去整肅少數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幹部，亦合1949年後中共人事上的既成態勢。1955年上海“潘揚事件”，也是這一背景下的“歷史產物”——起於不信任的大冤案。

1980年代，穆廣仁隨上海地下黨學委負責人出身的外長吳學謙出訪埃及，有一次深入的“開羅交談”。他們為地下黨的集體命運感慨不已。地下黨不僅為中共奪權作出重要貢獻，也為“新中國”培養大批幹部，1950～70年代正是他們施展才能的大好時段，卻成為黨內第一批祭品。較之“一二·九”延安一代，地下黨系統的命運悲慘得多。等到胡耀邦時代提出知識化，地下黨有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大多歲過花甲，胡耀邦搶時間也只能任用很少一部分出任重要職務，這部分地下黨員幹部曇花一現，很快離休。

當然，革命早就在吃自己的兒女了。十年“鬧紅”，各根據地“肅反”殺掉自己人近十萬，遠比國民黨監獄殺的共產黨多得多。1932年1月～1934年夏，湘鄂西蘇區“肅清改組派”，冤殺上萬名紅軍與根據地幹部，領導人夏曦連自己的四名警衛員都捕殺三人。九千餘人的紅三軍殺得最後只剩下三千餘，黨員只剩下夏曦、關向應、賀龍、盧冬生四位。一位湘鄂西根據地開創者臨刑前質問夏曦，那麼多為創建根據地流血犧牲的老同志怎麼都是反革命？夏曦答曰：“這些人是為了破壞革命才參加革命，為了瓦解紅軍而發展紅軍，為了搞垮根據地而建設根據地。”如此悖謬邏輯居然成為大開殺戒的論據。夏曦甚至差點對賀龍下手。

李銳——

我接觸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三個地區誤殺了4．5萬人，加上中央蘇區、湘贛、閩西、閩浙贛等地，直到陝北，自己殺自己，總數估計不下七八萬。從根據地創始人、省軍地縣幹部，一直殺到士兵。湘鄂西殺得只剩下四個黨員。許多地區是自己殺得站不住腳的。

延安整風審干，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被打“紅旗特務”，整得死去活來，自殺前留下絕命詩——

冤死慈親手，淚眼望飛雪；

委屈並無怨，忍痛護高節。

後為中紀委書記的韓天石（1914～2010），成都地下黨市委書記，延安“搶救運動”也打為“紅旗特務”，1949年後劃入“高饒反黨集團”。成都地下黨員胡績偉，“搶救運動”中險些“入圍”，西北局組織部長李卓然力保，才成“漏網之魚”。

地下黨的集體命運，難道唏噓一番、嘆一口氣就算了？不該找找裡面的原因麼？中共不是最講客觀規律與必然性麼？這會兒怎麼不言言了？

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乃中共黨內健康力量，民主自由是他們爭取的目標。1940年代入黨的南方局系統學生黨員，未經延安“整風”、“搶救”，不知運動厲害，有話直說，不加防範，1949年後成為“檻上芝蘭”。當他們被赤左大潮裹挾至反右、文革，發現“得到的並不是我們想要的”，而且比原來都不如，來不及了，眼睜睜看着戰友一個個被“合法冤枉”，最後冤枉到自己，株連親友後代。此時，他們只能啃嚼苦果，熬着受着了。

工農“打敗”知識分子，馬識途認為根子在於治國策略上發生原則性錯歧，即如何利用資本主義積極因素上發生原則性分歧——

這樣，革命知識分子就與小農意識、封建意識深厚而又居於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發生矛盾了。那些人為了鞏固自己手中的權力，非要“改造”、打擊這些知識分子不可。本來，進城之後更應改造的是農民意識、封建意識，這些沒有改造，反而用這些意識“改造”知識分子，怎能不出麻煩？„„超越階段，造成的損失太大了。搞出個充滿農民意識、封建意識的社會，弄成個事事高度集中、專制盛行的國家，知識分子不能接受，挨整是跑不脫的。„„幾十年來，各地各級仍然有大大小小的“皇帝”壓在人民頭上，不少鄉村里，至今還有。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分歧呢？先後就讀中央大學、西南聯大的高才生馬識途無法回答，因為已接近“兩頭真”的反思底線——赤色革命的正義性、中國共運的價值性、馬列主義的合理性„„一開始就錯了？哎唷，天都塌了喂！折騰這麼一大圈，攆“國”立“共”，最後還是繞回來，紅色專政比白色恐怖還厲害、更升級，這？這！這„„

九、“紅岩一代”的局限

筆者曾與幾位“兩頭真”老人接觸，小心探問，摸知他們反思的兩條底線：一、馬克思主義；二、革命價值。“紅岩一代”（即“解放一代”）意識到自己帶有根本性弱點——1949年前不怕犧牲爭取民主自由，1949年後竟容忍新式獨裁專制；1949年前張揚個性、桀驁不遜，1949年後竟沉陷個人迷信、乖乖成為“馴服工具”；他們自問：“明明被整得死去活來，為什麼久久不覺悟”？承認“浪費青春”，但拒絕被評“上當受騙的一代”。他們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自評：“他們理想中的目標大部分未能實現，但卻很難說他們當初就作了錯誤的選擇。”

他們最後的底線：推翻國民黨還是必要的，後面沒建設好“新中國”不能成為否定前面紅色革命必要性的理據，1949年前後得分開來——

能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來證明四十年代共產黨的民主說辭都是假的嗎？用後來的情況推論過去的動機，用後來的表現評價過去的對錯，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對待歷史的態度。

他們的論點當然經不起輕問：既然大部分目標未能實現，又怎麼證明當初選擇的正確？既然後來的結果背離此前宗旨，再美好的動機還有什麼意義？天翻地覆、伏屍千萬的革命，能用“動機”來論證價值麼？難道實踐不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麼？

迴避理論歸納與人生“總決算”，似成“延安一代”、“紅岩一代”捍衛一生價值的“最後防線”，或曰代際局限吧？李慎之、謝韜都已承認“英特納雄耐爾”不可能實現，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削肉還母，剔骨還父”——要送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東西”，就是未對一層紙後的馬列主義、國際共運（包括中共革命）的價值進行總判認總決算。

赤潮禍華，最實質性的傷害是擰歪了數代士林的思想，錯誤架設他們的判斷標准。“延安一代”、“紅岩一代”至今還在用階級論分析社會，還在用赤色觀念運行思維、影響今世、“教育”後代。

結語

很清楚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一黨專政、禁止私產、一切公有、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已被證謬，難以“繼承”。一開始就走歪的赤色革命，以階級劃敵，當然不可能走向“和諧”。先打倒別人，再打倒自己，實為地下黨的歷史宿命。反右～文革，難道不是再熟悉不過的鳥盡弓藏？一出舊戲耳。

這場“先打倒別人，再打倒自己”的革命，當然也是一筆“豐厚”的紅色遺產。繳納如此巨額歷史學費，難道還不該好好利用？——深究赤因，刨去禍根。否則，後人很有可能還會在原地跌摔第二跤。

初稿：2010-12-22，補充：2013-11-22～25，修訂：2014-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