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機構的權力爭鬥

從立國開始，美國的權力中心一直在國會，但隨着民選基礎的加大，總統一直在努力擺脫“看門人” 的角色。總統和國會鬥爭首先發生在官職任命方面，1867年國會用官職任期法擊敗了接替林肯的約翰遜總統，此後國會堅持要求和總統分享官職任命權。後來海斯總統在任時曾未同國會磋商就獨立組閣，接着又控制了對紐約海關官員的任命，為內戰後首開的先例。民主黨克里夫蘭總統利用文官改革的形勢，在1887年迫使國會撤銷了官職任期法，為恢復總統完整的權力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國會還竭力插手內閣事務，在70年代初，部分國會議員就主張總統應儘量少過問內閣事務，部長們應該直接對國會各對應的委員會負責，並要求各部長每月向國會報告工作。國會還利用其接受上訴，進行調查的特權，干預內閣事務。1880至1886年國會接受上訴案件3000多次，這又引起了司法部門的不滿。於是國會又成立了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以考核各部工作，成為總統對各部的權限中的一道障礙。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這位強勢總統開始對內閣各部加強控制，這個委員會才算壽終正寢。

總統和國會權力爭鬥的另一個焦點是財政支配權，例如海斯為了增加聯邦在南部駐軍的撥款，克里夫蘭為了減少撫恤金的支出，都曾與國會發生爭執。但總的來看，在20世紀以前，總統基本上沒有對財政撥款的數量和使用方向的決定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1年，行政部門設立了聯邦預算局，才使內閣在財政方面有了一定的權限。

總統為首的內閣權力的上升，除了通訊技術的發展，選民基礎的擴大外，還有經濟集中的因素。全國市場的形成要求聯邦迅速有效的處理全國性爭端，而國會在長期為地方勢力和黨魁盤踞，對於具體問題很難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時總統所處的位置有利於聯邦政府，兩大黨派與壟斷資本的結合。比如克里夫蘭與金融界，哈里森與鐵路集團，麥金萊與中西部製造業集團的關係，都非國會的黨魁勢力所能比擬。因此在歷次經濟危機和大罷工面前，總統都能夠，而且願意迅速採取措施保護資本集團。

在於總統代表的行政權力爭鬥的過程中，國會也在發生着一些變化。其變化的第一動力是院外集團的影響，所謂“院外”，是指沒能進入國會，但有一定影響力的團體。19世紀末院外集團主要有五種類型：一是由黨魁直接操縱的政黨機器；二是一些企業集團，如鐵路集團，糖業集團，製造業協會，農場主聯盟等等；三是內戰後遺留的地域性集團，如共和黨大軍；四是與重大社會爭端有關的團體，如文官改革聯盟，複本位聯盟，關稅改革聯盟等；五是一些媒體勢力——黑幕揭發者，類似於中國的公知。這些團體有可能在一件具體的事情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比如有的集團在短時間內向政府發出幾十萬封郵件，促使國會採取一些對他有利的措施，同時他們往往被財團所利用，又被稱為無形國會，或者第三院。

在立法方面，隨着新技術的出現，以政治，經濟見長議員難以準確把握技術問題，立法的主要環節越來越多的在各專業委員會中進行，而國會的辯論和表決則成為一種流程和形式。專業委員會的增多使議員變得職業化，其更換頻率從70年代的58%降至90年代的24%。一些服務年限長，資歷老的專業委員掌握着實際的立法權，這使國會相對保守，也失去了“民選”的意義，在立法方面往往更傾向於壟斷資本。

早在重建時期，國會為了制約總統，並阻止民主黨人進入最高法院，於1869年再度肯定了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終身制——重建時期民主黨沒有勢力進入，終身制使其後面也很難有更換的機會。終身制加上司法獨立使大法官們得以守舊又沒有後顧之憂，在判決上更加傾向於壟斷資本，比如反托拉斯法被他們解釋為作用全然不同的雙刃劍；迫害黑人的三K黨問題是聯邦無法干預個州的內部事務；工人罷工的領袖被判為“壟斷貿易”的 “罪犯”。

總之，隨着經濟走向壟斷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權力機構的內部爭鬥，他們都需要壟斷資本的支持，這就不難理解在對付勞工的問題上他們會持有完全一致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