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们很快便了解了为什么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处于劣势。宽一公里半，深度可泊海轮的扬子江割开了武昌和汉阳。流入长江的汉水又将汉阳与汉口分割开来。两条江上都没有通向汉阳的桥梁，这使得汉阳在经济上和地理位置上均与武昌和汉口隔绝。

在汉阳，除了她们以外，讲英语的仅有几位爱尔兰神父和为数有限的基督教兄弟会神父。多数神父在农村传教，留在汉阳的则在城外伯牙台开设了一所男校。大多数汉阳人没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万分好奇。

到达汉阳的第一个晚上，修女们就领教了中国人好奇心的影响力。为在汉阳的第一餐起立感恩祈祷时，饭桌中央的黄油金字塔实在叫她们分心（神父的厨子佩德洛把足够吃一个月的黄油全摆在饭桌上了）。她们坐下吃饭时，敞开的窗外传来女人们咯咯的笑声。这使得修女们忍俊不禁。她们时不时地瞄一眼窗外，相互间看看，再瞥一眼饭桌中央的黄油塔，好歹打发了这顿饭。

第一次上街，好奇的人更多了。老人孩子簇拥着她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妇人。她们快步走到修女身后，试图撩起她们的长裙，显然是要确定她们是否和中国人一样穿长裤。

在汉阳的第一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学汉语。起初，高尔文的中文秘书每天来给她们上课。他似乎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但她们勤奋地练习背诵他所教的内容。不久，这位秘书被圣高隆庞总部派去做其他工作，她们便雇了两位年轻妇女来辅导她们学中文。

由开始的几个字和一连串的笑声，修女们慢慢学会了足够的中文与家佣交流。高尔文执意要求她们雇用仆人，既表示她们是有“身份”的人又表示作为外国人，她们有责任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

直到1925年冬末，修女的作息习惯与在美国时大致相同。按照典型的修女会生活，她们早早起床，祈祷、做弥撒、用餐、工作以及做一些休闲活动。可渐渐地，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之前没有经历过的干扰。在美国，修女会的日程时不时会有所改动，但通常是在白天。在中国，生活节奏的运转与在美国相去甚远。昼与夜的区分有时变得混淆不清。现在，她们常会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在早上5点起床钟声尚未敲响时被唤醒。

一天，一阵震耳欲聋的捶门声惊醒了熟睡的人们。玛丽·简睁开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了一眼闹钟，4点45分。夜间还燃着油灯是为了防止老鼠的肆无忌惮。同室的莫琳没动窝。

“送奶的孩子简直疯了，来得越来越早，”玛丽·简朝莫琳床的方向嘟囔着说。“我得告他，再这么下去，我不跟他买牛奶了。”

捶门声还在继续，忠诚的罗莎出去打开院门。

只听罗莎喊了一声：“梅励俭[1]，高神父来了。”

一定是有严重情况，不然高尔文是不会这么早就从总部过来的。

“你们醒了没有？”外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玛丽·简迅速披上袍子戴上头盖，匆匆走到大门口。莫琳紧随其后。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史泰博神父和奥利瑞神父。高尔文神色镇定地说，昨晚汉口发生了骚乱。据说，死了一些中国人。有些外国人到英国租界寻求庇护[2]。如果修女们也想避一避，他可以送她们到汉口的教会医院去。

玛丽·简后来写道：“他问我的意见。”

暴动的消息来得并不突然。自3月下旬孙中山先生去世以来，各城市的罢工和抗议活动频繁。最近一次发生在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抗议低薪的罢工升级到暴力。

汉口的情况很可能与之有关。

“我告诉他，依着我，哪兒也不去。”

这时候，斯特拉、帕特里夏、尼古拉斯和茱斯塔也都聚集到大门口。“他并没有催促我们动身，而是就地开始讨论。他问我的想法，我说你知道我的想法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必须各抒己见。”

讨论的焦点是哪里最安全，留在汉阳还是过河到英国租界去。而她们都不愿去汉口，认为英国租界并不见得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安全。

[1] 玛丽·简的中文名字——译注。

[2] 指1925年6月11日汉口惨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