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12、总政工作组进驻专机师
9月14日深夜,总政工作组在组长魏伯亭(总政干部部部长)率领下进驻西郊机场,核心任务是防止黄吴李邱外逃,同时也要防止再跑飞机。9月15日凌晨,总政师以上干部紧急集合到京西宾馆,听李德生传达“九一三”事件,并要求所有与林彪等人有过来往的机关干部,都要作出说明与检查,在查清楚以前,不能参加工作组。某副部长与林彪并无联系,但抄过署名林彪的诗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还是作了检讨。有人揭发某部长9月12日跟与林彪关系密切的某省军区领导打过电话,怀疑与反革命政变有关。李德生专门派人到通信兵部长途台查话单,没有查到,他要求再往前查半个月,还是没有发现,这才排除。
黄志勇(总政副主任)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好几天後才知道,他非常吃惊,甚至不敢相信,林彪会叛逃?叛逃干什么?1972年底,北京各单位组织参观毛家湾,黄志勇也去了。以前他去过毛家湾三四次,林彪客厅除几个沙发外别无它物。他脱口而出:“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嘛。”此後黄志勇被关进亚疗,他想不出触犯了哪条“戒律”,想了很久,他猜想是在毛家湾参观时说的那句话被人打了“小报告”。
9月15日,王克卿(总政群工部群工处处长)正在内蒙古检查民兵工作,被吕村夫(总政群工部部长)招回北京。李平(总政群工部副部长)对他说:“魏伯亭有事走了,李主任要我找一个有部队经验的处长去专机师当工作组组长。”王克卿在内蒙古边防听战士说,前天夜里有一架大飞机飞往蒙古,飞得很低,声音很大,大概有两台拖拉机那么响,看来是这件事。李德生交代:“你的任务有三条,一是清查林彪死党分子,二是稳定部队,三是保证专机安全。”王克卿到专机师时,工作组有总政干部部的三个人:李庆坤(副处长)、徐太和(秘书)、赵丛(干事),他又要来马友云(总政组织部干事)。王克卿拿到专机师81人的嫌疑名单,除上送中央专案组的胡萍、陈士印、机组5人外,还有白明祥(胡萍司机)、孙福荣(女,空勤服务队副队长)、亓爱玉(孙福荣丈夫、空34师作战科参谋)等。他认为有打击面扩大的倾向,胡萍司机有什么问题?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下边拥护很自然。总政工作组在专机师半年,81人名单中没有查出一个“林彪死党分子”,事实上也没有。
曹庆章、龙振泉、安治梁、孙福荣是专机师的重点人物,关在空军学院。孙福荣被认为是重要知情人,因为在9月12日晚,她三次被胡萍派到工字房找周宇驰。有人反映,她经常随林彪活动,曾提一个黑色手提箱乘专机去上海,被人接走一个多小时,回到西郊机场又被毛家湾的汽车接走。总政工作组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孙福荣承认确有其事,只是黑色手提箱没有秘密,装的是林彪喜欢吃的黄豆,她专门到上海著名的炒货店炒黄豆。9月26日,孙福荣被“升级”到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中央专案组问她:“九一三”之前10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在哪里?9月11日、12日在干什么?孙福荣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写不出来。一个月後她“升级”到亚疗,一年後她随林办人员到团河。亓爱玉被审查一年,说他态度不好,不让他睡觉,身体被彻底搞垮。
王基地(空34师组织科科长)1965年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成为师政治部党委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1971年9月28日,李纯厚(“九一三”後空34师政治部主任)让他去南苑学习班,说时间很短,王基地信以为真,老有错觉三天後让他出去工作。他与“九一三”毫无关系,但他和周宇驰是同学,这让他心中不安;他又认为自己要求严格,得罪人太多。三天过去了没放,王基地的脑子就乱了。专案组问他:是不是毛主席儿子?是不是刘少奇侄子?他都说是,在王基地看来“是”就是“不是”。他主动交代他是林立果“小舰队”的骨干分子,说9月12日师党委会谈了政变。专案组找胡萍核实,胡萍笑了:“这种事还开会?谁敢开会讲政变?我没有听人讲过。”有人主张把王基地抓起来,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污蔑毛主席。王克卿认为王基地的神经出了毛病,没有相信他的交代,也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王基地被单独关在空军学院3年,还在261医院精神病科治疗了很长时间,以後又进了空军看守所4年。
杨庆升(101团政委)被攻击得最厉害。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後,他接到师里传达的周恩来禁飞令。政委负责把守空中防线,因後半夜没有飞行任务,他想等天亮再传达也不迟,结果3685直升机飞走了。杨庆升这就被揪住不放,说他故意放走直升机。王克卿专门到101团召集全团干部讲话,明批暗保,重点批评杨政委抓部队管理不好,教育不够,表明工作组并不怀疑他。这样闹得很凶的战士就闹不起来了,他们也找不到故意放走直升机的证据。1973年5月杨庆升还是被办了学习班。空34师新班子向李德生汇报,谈到3685直升机被劫持。李德生拍了桌子:“什么劫持走的?明明是放跑的!”高德明(空政保卫部长)一定要办杨庆升的学习班,这样,杨庆升、李丕成(103团参谋长)都进了空军学院学习班。几个月後结论是政治上有错误,到南苑机场劳动。
9月12日夜,李克修(100团参谋长、代理团长)按照胡萍指示,安排六架飞机9月13日早上飞往广州,他向空军航行局申请了航线。因为夜深了,李克修建议是否明天早上再下达任务,得到胡萍同意。此举无意中保护了六个机组的30余位空勤人员,使他们避免审查,也就避免了以後的停飞、转业。但李克修和安治梁(100团政委)却因9月12日晚按规定到机场送林彪专机去北戴河而被收审。李克修和王进忠(空34师副师长)、周连珊(102团团长)等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劳动。保卫干部出身的安治梁则因态度“恶劣”被关押8年,先关在南苑,以後“升级”到空军学院,几平方米的漆黑小屋,几年不放风。安治梁明白,他是被牵涉到一个大事件中,上边不解决,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想通了,他就安心坐穿牢底,每天围着小屋跑步,锻炼身体。後来待遇好一点,每天放风半小时,还可以订一份《人民日报》。安治梁仔细阅读报纸,并在报纸的空白边写诗,藏在棉衣和被子里,保存下来。
盛岳献在“九一三”後任100团政委,他1952年曾任打“虎”队长,上边说谁是“老虎”就打谁,结果“老虎”全是假的,全平反了。这让他一辈子印象深刻。他说,安治梁被收审後,安妻来过多次,他当时要是在,不会这么处理,都是工作嘛。有几个人要办谭家贵(100团机务主任)、朱家富(100团领航主任)等人的学习班,盛岳献和团长商量,这些人问题到底有多大?林彪跑了跟他们没有关系,上层问题下面不可能知道,包括师长、政委,他们知道啥?学习班要有人“陪”,还是不办。但有人不依不饶,盛岳献决定成立核实小组,最终没有查出问题,就没办谭家贵等人的学习班。1978年後他升任空34师政治部主任,师里没有再处理“九一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