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21、空軍學院也成了“九一三”監獄

“九一三”事件後，空軍“重犯”關在中央專案組管轄的亞療，“輕犯”關在空軍專案組管轄的空軍學院。1969年2月，軍隊的指揮、政治、體育、藝術學校被撤銷。空軍學院空了，美其名曰是空軍“路線教育學習班”，其實是一座殘酷的監獄。空軍學院專案組下面還分有司令部、政治部、空34師等專案組，上至空軍副司令員，下到基層幹部，關有三四百名“犯人”。空34師專案組占據54號樓，剛開始四五十人，後來二三十人。司令部專案組的“犯人”最多。 許才旺（空軍司辦秘書）被逼承認參加寫《“571”工程紀要》，被關進北京市第一監獄。他“咬”了好幾個空司秘書，“咬”一個抓一個。

空軍專案組挖空心思把問題往大里整，不承認當時的歷史背景，不承認事實上正常的工作關係，不許說明情況，不許澄清事實，否則就是“態度惡劣”。空軍“路線教育學習班”基本上就是兩條：一、你態度不好；二、你還有重大問題沒有交代。抓了幾個態度惡劣的定為“反革命”樣板，如孫水森、趙秀峰、王聖蘭等送進北京市第一監獄。

因為空軍學院“犯人”太多，看守不夠，“重犯”才有人送飯，“輕犯”分幾撥排隊去食堂就餐。一撥吃完，另一撥再來吃，自己洗碗。雖不許說話，但能見面。“男犯”中有楊富民、李瑞昌、王德春、王連成、曲作舟（空司政治處幹部處長）、趙志明（空政幹部部福利處處長）等。“女犯”中有唐旦、周蓓（周建平女兒、空司第二通信總站副指導員）、章佩（空司第二通信總站指導員）、肖新、劉繼馨、李燕平、李雯（於新野妻子）、張萍（劉沛豐妻子）、孫玉蘭（劉世英妻子）、楊曼玲（王鶴岩妻子）、邵金輝（空政文工團演員）等。

“犯人”一人一間，24小時看守。窗戶釘死，玻璃上糊滿報紙；大小便也要開着廁所門，由看守瞪大眼睛監視，有人從此落下大小便困難的毛病。夜晚睡覺也不許關門，不許關燈，夏天不許掛蚊帳，不許放風（到1972年下半年，才一天放兩次風）。不許回家，不許家屬探視（1974年春節才讓一小部分人的家屬探視過一次）。家屬寫個條子，送點生活用品要經過專案組翻檢，凡是他們認為不合適、不需要的，一律退回。寫材料的用紙要編號，少一張也不行。指甲刀、針線都要收走，更不許使用水果刀、剪刀、剃鬚刀了。“學習班”本無學習，只讓看一本《毛澤東選集》，許多人沒有什麼問題，很短時間就說清楚了，幾個月沒人理，可就是不放人，一關幾年。

“九一三”事件當天，曾國華（空軍副司令員）被從大連叫回北京，關在空軍學院，隔離審查六年多。他分管作戰訓練，與林立果沒有私下接觸，找不到“罪行”，但就是不放人。1977年12月，曾國華心絞痛卻不准住院。他氣憤地說：“你們乾脆讓我見見家屬，以後隨我怎麼樣，死就死了吧。”12月12日他才住進北空466醫院內科。12月31日19點左右，曾國華突發腦梗塞昏迷，1978年1月3日病逝，享年67歲。1978年8月結論是“上了賊船，陷得很深，生前認罪，態度尚好”。1982年第二次結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工資不補發，內部處理，上交國庫”。1984年第三次修改結論。劉時鐵（曾國華妻子、空軍報社印刷廠副政委）先關在家裡，以後關進空軍學院，由陳綏圻專案組代管，兩男兩女四個看守。1972年她精神分裂，專案組說她裝病。曾國華的兒女都被處理轉業。曾林輝（曾國華女兒、南苑機場氣象台預報員）1971年12月被辦學習班，1972年11月發配幼兒園。她哥哥（沈空政治部保衛處科長）一直關到1975年才放出來。

1971年10月5日，王海在空司值班室找空司警衛營田廣林及教導員、一連連長、指導員談話，說決定你們隔離審查，今晚就到南苑勞動。田廣林問：林彪跑了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沒有答覆，也沒有人管，監督勞動了七八個月。田廣林1970年患肝炎，出院後病休一年，種地拉糞車，吃不消，他提出看病，結果被送進空軍學院，與上了“南逃”名單的陳洪傑關在一起，自己去飯堂吃飯。1973年又逼田廣林承認攻打釣魚臺，他死不承認，說根本不知道。於是被嚴加看管，屋子裡住進兩個看守。

22、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被加班逼供

“九一三”之後第五天，9月18日22點，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來、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王洪文（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等人開會，要許、王二人把中央57號文件帶回去，解決空4軍、空5軍的問題，要防止王維國（空4軍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陳勵耘（空5軍政委、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逃跑。

9月20日，王維國接到王洪文電話，到上海錦江飯店來看文件。他剛走進會議室，就被肖永銀（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等人戴上了手銬。

同日，王洪文打電話給陳勵耘，說中央有一個重要文件到了上海，叫他到上海錦江飯店來看。陳勵耘到時已是20點，王洪文等他看完中央57號文件後宣布：“根據毛主席指示，逮捕你。”陳勵耘還沒有反應過來，旁邊跳出兩個人，一人抓住他一條胳膊，還在他腰上摸了一下，看有沒有槍。陳勵耘被押到地下室，床板放在地上，床上有一床被子，地上有一隻馬桶。半夜兩個看守突然把陳勵耘叫起來，用一件軍用雨衣蒙住他的頭往窗外塞，外面兩個人把他搬上一輛卡車。陳勵耘從雨衣縫中看到車廂里全是兵，還架着兩挺機槍，前面一輛卡車也一樣。卡車開進南京通信學校，陳勵耘被關在一間8平方米的“牢房”，24小時看守。

吳大勝（南京軍區後勤部政委、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指着身後兩位中年幹部對陳勵耘說：“這是中央來的溫副處長，這是南京軍區保衛部長，你的案子由他們負責。”同日，周恩來致信李德生、紀登奎，告王維國、陳勵耘二人已從上海解往南京，要求在審查王、陳過程中“不許搞逼供信”。

9月21日，王大章（王維國兒子、復旦大學物理系學生）、杜貴珍（王維國妻子、空4軍後勤部副政委）被隔離審查。杜貴珍是河北永年人，1938年1月，13歲的她跟着哥哥參軍，在延安入黨後在中央黨校學習。以後曾任上海同濟大學人事部門負責人。她進學習班不久，被冉某某（空4軍保衛處長）拍桌子嚇得患上嚴重精神分裂症。1979年她獲釋後仍幻聽幻視，且不認識兒女。

9月25日，鹿才（陳勵耘妻子、空5軍幹部）和陳新（陳勵耘兒子、某部幹部）被送進南京軍區學習班，母子相距只有10米，卻連個招呼也不能打，仿佛是世界上最遠的距離。鹿才很快被移送亞療。陳平（陳勵耘大女兒、某部軍醫）也受到批判審查。一年後，陳平從看守所放出來，打發到縣裡當護士。

9月底，周建平（南空副司令員）被隔離審查。戴慧英（周建平妻子、南空後政副主任，因病未到任）1940年參加新四軍，任粟裕機要員。文革初任上海虹口區委辦公室副主任時被批鬥，經王輝球批准調進南空。女兒周蓓被關在空軍學院，周勤（周建平大兒子、福空某部炮排排長）正在休假，和媽媽戴慧英一起被弄到南空學習班，關了3個月。

1971年底，南京軍區首長在學習班動員：“現在南京‘兩謀’還沒有突破，大家不要過年了，吃得好些，加加班，爭取突破。”加班加點逼供，逼得一個二級部幹部跳糞坑自殺。陳勵耘被逼無奈，承認於新野談過暗殺毛澤東。1972年春節後，南京軍區學習班宣布南京“兩謀”問題突破了，還是陳勵耘態度比較好。會後戴慧英、周勤第一批放出學習班，戴慧英去了蚌埠幹校，就住在聶鳳智（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空司令員）妻子住過的土房子裡。周建平的三個孩子周蓓、周勤、周儉（周建平小兒子、獨5師戰士）都被處理復員。

1972年春，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分別被押送北京亞療，南京軍區專案組說他們的問題在這裡說不清楚了。陳勵耘在中央專案組翻供，說他並不知道暗殺。“兩案”審判，陳勵耘、周建平被免於起訴，王維國則因態度“惡劣”被判刑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