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31、陸軍被收審的另一些高級幹部

除前面提到的黃永勝、邱會作、劉豐、韓先楚、梁興初、陳仁麒、謝家祥、袁昇平、卜占亞、溫玉成、南萍、熊應堂、龍書金、藍亦農、韋統泰、韋祖珍、楊棟梁等人，陸軍因“九一三”收審的高級幹部還有：鄭維山（北京軍區司令員）、李雪峰（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福州軍區政委、福建省委第二書記）、王新（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河南省委書記）、白斌（原54軍副軍長、國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員）、楊大易（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張昭劍（武漢軍區29師政委、武漢警備區副政委、武漢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董占林（陸軍第11軍軍長）„„

1971年1月24日，鄭維山、李雪峰被關押，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77號）點了他們的名，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林彪的“兩員大將”。李雪峰被軟禁家中，11月他被押送安徽六安獨山鎮關押8年。1977年2月，李雪峰確診胃癌，被允許家人探視，他才知道1973年“十大”被開除了黨籍。1979年1月中央同意他回北京治病，他不停地申訴。鄭維山沒有被開除黨籍，他在安徽山區的部隊農場勞改8年，孫景波（鄭維山妻子、262醫院院長）帶小兒子“陪伴”，她得了精神病。鄭維山子女和三個秘書都被處理轉業。

周赤萍文革前寫過《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刊登在《中國青年》1960年第8期。1971年重印發行幾十萬冊，中共中央認定此書是為了配合林彪篡黨奪權。

1971年9月，白斌被關押。楊大易、張昭劍則受到批判。

1973年2月，韋祖珍因1970年廬山會議不指名地向張春橋開炮，離職審查，被監禁4年。

原屬四野的軍以上幹部在“九一三”後極少不被審查。董占林被審查批鬥2年，1975年等待分配。

梁軍1971年9月28日被隔離審查，1972年7月6日，經中央領導人批准，他被關進“亞療”。梁軍認真學習毛著，記了21本筆記。1974年5月1日，他在筆記中寫道：“我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政變確實不知道，我堅信歷史一定會證實這一點的。„„但遺憾的是心髒病不斷折磨着我。”梁軍幾次因心髒病被送到301醫院搶救，1977年10月13日，他死在亞療監房的門邊，抬走時他的軍衣上仍有領章。

32、空軍被收審的另一些高級幹部

空軍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災區，除上面提到的江騰蛟、王飛、胡萍、曾國華、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姬應伍、鄭長華、馮健、馬運河、王是橋、方銘、丁釗、吳宗先、李全春、王洪智、宮健等人外，空軍陸續被收審的高級幹部還有：梁璞、王璞（廣空司令員）、龍道權（廣空政委）、林虎（廣空副司令員）、顧同舟（廣空參謀長）、陳伯羽（廣空司令部管理處處長）、米家農（民航廣州管理局政委）、解長林（武空副司令員）、查全倫（福空副政委）、王紹淵（蘭空副政委）、劉懋功（南空司令員），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南空政治部副主任）、牛潤武（南空副參謀長）、季鴻（南空副參謀長）、張永亮（空3軍政委）、吳雲山（空5軍參謀長）、吉士堂、司中峰、解耀宗、沈科（空12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張守恩（空12軍副軍長）、馬進修（空12軍政治部主任）、馬傑三（空軍昆指主任）、張進凡（空軍昆指政治部主任）等。

他們與“九一三”事件毫無關係，卻被關押若干年。雖“不予起訴”，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給了黨內處分、降職降級，離休改退休。林虎是個特例，他降職為空軍昆明指揮所副主任，後來一路提升，出任空軍學院副院長、空軍副司令員。但他閉口不談因“九一三”被免職審查、降職處理的經歷。

1973年3月18日，空軍黨委召開四屆五中全會，認定王輝球、鄺任農、曹里懷、梁璞上了賊船，陷得很深。梁璞被進一步審查，曹里懷、鄺任農有錯誤，仍任現職，但要寫檢討。王以洪（空軍幹部部調配處幹事，後任部長）幫助曹里懷寫檢討。王輝球被免職，到江蘇淮陰勞動一陣，以後到瀋陽軍區當顧問。

“九一三”事件後南空學習班好幾百人，許世友派一個營站崗，二樓架機槍。牛潤武被關押。9月底，季鴻被叫回南京，10月傳達中央57號文件，他認為與自己無關，更揭發不出什麼。1972年春節前季鴻被抓，被勒令打掃了一個多星期廁所。6月底學習班結束，郝寶章（南空政治部文化部長）、劉世英（南空司令部軍訓處副處長）、楊恆賢（南空司令部通信處長）等幾十人被押到陸軍60軍農場勞動。1973年10月，南空司令部通信團學習班還有六七十人，年底大部分回家，季鴻則被勒令到修理廠勞動。胡立信被關在連隊，不讓回家。辦他一個人的學習班，吃剩飯，可整苦了。他說他在學習班說的都是假的。

“九一三”事件對蘭空的沖擊波不大，畢竟蘭州遠離北京。副政委王紹淵是1970年3月被吳法憲派到蘭空任職的，因此被關押審查。全是大帽子，沒有任何具體事實，一年多後他被放出來。畢竟牽涉到“九一三”，沒人敢用，他只能賦閒家中。

廣空有200多人進了學習班。被中央文件點名的王璞被打成林彪死黨，理由是他在解放戰爭中是東北警衛團團長。王璞先關在亞療，1976年底移送秦城監獄，1979年3月他被保外就醫，住在廣州458醫院，後轉到廣東省人民醫院。他被開除黨籍（後恢復），級別從兵團降到副軍，本該離休，卻以退休安置，干休所給了一套副軍房。1988年王璞裝心髒起搏器需要1萬元，而補發的錢遠遠不夠，家屬到處找人，最後空後批了1萬元。靳淑禮（王璞妻子、廣東省委組織部人事科長）因人緣好，被下放到廣東省供銷社。王漢青（王璞大兒子）、王漢林（王璞小兒子）被勒令復員。

米家農被收審後，呂國賢（米家農妻子、民航廣州管理局勞資科長）也被收審。她1963年調民航，在總局任命前負責文藝匯演，1964年赴北京調演獲四個大獎，所以1971年文藝會演仍讓她負責。宣傳隊排演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林立果得知宣傳隊缺少樂器，給了兩台香港進口的錄音機，宣傳隊為此寫了感謝信。1971年10月26日呂國賢被隔離審查，1972年12月25日被關進沙河監獄，成為廣州地區所謂問題最大、最嚴重的女人。“四人幫”准備把她定為反江青罪處死。紀登奎批示：“呂國賢的問題不一般，暫不處理。”廣州軍區把她送到廣西鹿寨空軍農場監督勞動。王斌（民航廣州管理局局長）、劉某（廣空技術5團政委）也在這里，他們可以自由活動，而呂國賢是死刑犯，由民航三四個女兵監管。她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難，無數次想到過死。

每一個被審者的背後，都牽連了親屬、部下、好友，涉案者呈幾何級數增長，這讓人想起一句話“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