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33、機組5人又被關進空軍學院

被林彪專機丟下的機組5人從海軍大院被押到崗哨林立的北京軍區司令部招待所86樓，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查。一人一間，晚上不關燈，康庭梓把一塊手絹蓋在臉上，被膀大腰圓的看守一把打落在地，惡狠狠地說：“你要幹什麼！”

“九一三”事件10天後的深夜，紀登奎、李震把機組5人叫去匯報，並讓他們寫出林彪專機從北京到山海關機場的經過。此後晚上睡覺就可以關燈了，並從一樓搬到三樓，陳聯柄和康庭梓一間，李成昌和陳松鶴一間，服務員魏秀玲一間。但仍是“犯人”，房間里只有床、小桌和椅子，唯一的窗戶被釘死並糊滿紙。樓道口、房門口仍有陸軍24小時警衛。一天三頓飯被送到房間。理發在樓內，理發師只准用推子，不准用刮鬍刀。

11月進入初冬，機組5人仍穿着單衣，中央專案組弄來軍大衣。機組5人要求家裡送棉衣，這樣在“九一三”事件兩個多月後，家人才得知他們還活着。棉衣經空34師、中央專案組送到他們手裡。放風時，康庭梓注意到同在86樓的胡萍、陳士印仍戴着領章帽徽，而他們的領章帽徽卻被扯掉了，領子上還殘留着紅線頭。

一段時間後，中央專案組決定讓機組5人集體學習。他們再次搬到另一棟樓，4個男飛行員住一大間。項陽、小袁、小張，魯瑩、小郁也參加學習，主要是學報紙和中央文件。一年多後魯瑩等人被關到亞療南樓，魯瑩媽媽武槓橋也被關在這里，以後武槓橋和於秀芬（王永奎妻子）轉到豐臺總後干休所關押點。魯珉被關在亞療中樓，魯瑩見過他兩次。

1972年春節前，中央專案組把機組5人叫到辦公室，說上級同意放他們回去過春節。但空軍專案組把機組5人接到空軍學院，並沒有放他們回家，而是又進了“監獄”，重新“享受”一人一間的“待遇”。不同的是窗戶沒糊紙，因為人手不夠，門口也沒有看守，只有晚上有人“陪睡”。吃飯排隊到大約300米外的食堂，嚴禁交談。機組5人除吃飯、睡覺、放風外，就是繼續交代。在漫長的審查期間，康庭梓連續接到兩封“母病危”的加急電報，第三封電報是“母病故”，他多次請求，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家中，寄錢為母親辦喪事。

1972年底魏秀玲“出獄”。她是應征入伍的義務兵，工作就是在飛機上端茶倒水，一問三不知。機組另4人仍然關押。本來256三叉戟飛機兩個駕駛員就夠了，胡萍臨時把康庭梓作為第二副駕駛，否則他不會有牢獄之災。康庭梓早淡漠了“專機任務”的光榮，反而有了某種程度的犯罪感。他按專案組提醒檢討白專道路，政治嗅覺不靈，不能在關鍵時刻識破反革命陰謀。經過近兩年審查，1973年7月，康庭梓帶着“犯有方向路線錯誤”的結論，在機組5人中第二個“出獄”。他被安排在遠離飛行大隊的家屬招待所，雖無人看管，但出機場大門要經保衛部門批准。沒多久康庭梓被打發到沙河機場的磚廠勞動，比他先“出獄”的魏秀玲也在這里。正值盛夏，康庭梓頭戴草帽，身穿背心褲頭，搬運一塊塊沉重的磚坯。磚廠位於機場跑道邊上，每次聽到飛機聲，他總要站立好久，心中不由自主地體會着飛行動作，幻想重上藍天。

34、南苑機場的空34師“讀書班”

1973年冬，磚廠停工，康庭梓轉到南苑機場，參加空34師專案組的讀書班。機組5人中另三人也“出獄”了，他們的結論卻多了一個“嚴重的”形容詞。

空34師專案組設在空軍學院家屬區，被收審的都是與“九一三”兩架飛機有關的師、團、大隊的主管領導，如曹慶章、龍振泉、安治梁、李克修等。因為“犯人”太多關不下，南苑讀書班有20多名“輕犯”，如陳錦忠、陳殿傑（沙河機場調度室主任）、周廉珊（102團團長）、韓海蘭（100團伊爾18飛行大隊政委）、楊志高（空34師醫務主任）、李湘伯（空34師軍務科長）、蔡長松、陳延彩（空勤服務隊隊長）、王玉清（西郊場站站長）、童德仁（空34師氣象台長）、何汝權、團機務處主任、副站長等。

中央57號文件傳達後，陳延彩被勒令在招待所寫交代材料。10月7日她和西郊機場一些人被押到南苑機場招待所，一人一間，不允許與人接觸。半年後，她和韓海蘭、梁玉成、陳殿傑、張淑琪（陳士印妻子、空勤服務隊副隊長）等人轉移到沙河機場勞動。幾個月後陳延彩被安排到南苑機場服務社，結論是“犯有錯誤”。肖健中（陳延彩丈夫、空34師調度室參謀）沒有被收審，但被說成“胡萍紅人”，停職檢查。空勤服務隊一個隊員被說成“妃子”（即為林立果物色的對象），而她自己並不知道此事，驟然得知，於是瘋了。

李湘伯對“九一三”事件毫不知情，李延良（“九一三”後空34師副師長兼參謀長）對他說：事情出來了，讓你去學習班，說說清楚就行了。進了南苑學習班就不一樣了，“兩個”看“一個”。李湘伯在學習班半年多沒讓回家，最後什麼問題也沒有。周廉珊被審查1年，王玉清等40多人被審查3年，統統處理轉業。邵紅年（空34師作戰科長）被認為態度不好，1976年4月處理轉業。

魏秀玲在機組5人中最先結束“讀書”生活，被安排在西郊機場衛生隊，不久復員到北京某報社印刷廠，當了8年工人。到1975年，只剩下包括機組4人在內的團以下飛行幹部。國家培養一名飛行員，折合黃金與飛行員體重差不多，選到專機師的飛行員更是尖子中的尖子。當初進學習班容易，問題查清了，卻沒有人敢下令復飛。康庭梓弟弟本來已被蘭空列為預提幹部，空34師出具的外調材料說：“經審查，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康庭梓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有聯系。”“尚未發現”不等於“沒有”，這樣康庭梓弟弟只好復員。

1976年3月，機組4人被安排轉業。本來飛行員可以就地安置，但他們只能回原籍。陳聯柄回到安徽，陳松鶴安排在浙江的縣衛生院。李成昌被安排在上海自行車廠供銷科成品庫當工人，1980年改為工會主席。康庭梓因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北京，他選擇了距離北京最近的懷來縣農機修配廠。懷來上空有一條空中航線，每天他看着飛機在頭頂飛來飛去，就不停地上訴，希望撤銷結論，到民航當飛行員，但直到退休仍是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