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37、毛泽东不满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

1973年春，毛泽东提出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决定提前召开十大。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中共十大做准备。十大本应在1974年举行，因急需修改九大党章中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急需调整，所以提前召开。筹备十大有三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以及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说：不应再搞那些烦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

8月20日，毛泽东阅十大政治报告稿後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同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同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3]34号）下发。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一向对中央文件要批“同意”或“照发”，却未见对《审查报告》有何批示。第二，处理高岗问题有七届四中全会，处理刘少奇问题有八届十二中全会，而处理林彪问题的九届三中全会空喊多年，却始终没有召开。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十大会议，自始至终没有提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说：十大解决了林彪的问题，他准备搞政变。显然毛泽东坚信林彪是要搞政变的，但他并不满意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再看王良恩、李震的自杀，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遭受的围攻，李德生、纪登奎的调离和辞职，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38、林彪专案经办人王良恩、李震相继自杀

1973年1月3日至8日，中央办公厅召开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主要围绕王良恩与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联系、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揭发。随着中央办公厅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提出王良恩与林彪集团扯不清的一些疑点，对他的“批评帮助”也逐步升级。毛泽东说：中央办公厅有坏人。

王良恩吓坏了。江青断言：“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王良恩四次检讨仍过不了关。1月26日，王良恩在家中卫生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否认与林彪集团有串通。王良恩原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该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太多，只有死，没有办法。

无独有偶。1973年10月21日午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向西30多米处，颈上有明显勒痕。连云山（北空某部干部，曾任总政驻《人民日报》军事记者）抗战时期就认识李震，他认为李震是个大冤案，他不会自杀，怎么可能在自杀的当天上午还与林豆豆谈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分析案情，认为李震没有理由自杀，中央在政治上没有不信任他，家庭也和睦，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纪登奎、吴德协助。1974年1月，公安部结论李震是自杀而死。1977年3月，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赵苍壁（公安部长）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在林彪问题败露後，畏罪自杀。中央批准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

李震亲自审问过包括黄吴李邱在内的所有“九一三”关键“案犯”。中央警卫团的卡车追着林彪专车冲进山海关机场，战士们端着上刺刀的枪急切要求把飞机堵住，说小林贼把父亲劫跑了。追到山海关机场的刘吉纯也说林立果绑架林彪。机组被丢下的5人对纪登奎、李震说，他们在山海关机场塔台听到中央警卫团领导用电话向北京报告“首长（林彪）让老虎（林立果）和叶群搞走了”。当时纪登奎义愤填膺地说道：“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李震则没有说话。

李震曾专门讯问刘继祥：“九一三”这么大的事，李作鹏怎么去游颐和园？刘继祥说：那个星期天很平静，按惯例军委办事组不办公，李作鹏孩子提出去颐和园。本不想兴师动众，警卫员小刘说颐和园不开放，只能给颐和园派出所打电话联系。除了李作鹏，在西山的董其采、李小征（李作鹏二女儿）、李幼征（李作鹏小女儿）、李炎天，还有司机、警卫员都去了。他们在颐和园游了一上午，中午回来吃午饭。这哪里像搞政变的样子？知情人也揭发不出黄永胜等人在“两谋”上有什么活动。至于吴法宪揭发1971年8月8日叶群说政变，却得不到另一个知情人邱会作的认可。纪登奎明确说：“九一三”谋害毛是有的，谁告诉林了？黄吴李邱也不能证明知道。林彪秘书张云生推测，李震的死肯定与他介入林彪专案有关。林彪一案事关重大，疑点颇多，李震也许是由于天真，加上他办事过于认真，使他的言谈和判断都与“最高”的意图产生了不和谐音，他可能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政治死胡同，在绝望之下，以死解脱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