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39、周恩來被圍攻和李德生被批判

1971年9月2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擬同意汪東興的報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設一林、陳專案工作小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類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審閱，這個工作小組以紀登奎為主，汪東興為副，領導進行工作。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但毛澤東還是要讓周恩來負責林彪專案，9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1972年5月，積勞成疾的周恩來被查出膀胱癌，但他仍在超負荷工作。

1973年11月17日，有人向毛澤東報告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時講錯了話。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談話，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周恩來被江青、姚文元斥責為“喪權辱國”、“投降主義”，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錯誤路線的代表”。12月9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與周恩來談話，這次會開得好，就是講錯了兩句話，一個“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初批林批孔“批周公”，過度操勞和不斷的精神折磨，加重了周恩來的病情。從3月上旬起，周恩來每天便血達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住進305醫院，確診癌症有新的發展。大手術後，他每天靠輸血和其他治療維持體力，但仍然堅持工作。

毛澤東放過病入膏肓的周恩來，轉而修理4個月前當上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1973年12月12日19點，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20點半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陳錫聯當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到瀋陽軍區去；楊得志跟曾思玉對調；許世友跟丁盛對調；韓先楚跟皮定均對調。新疆、成都、昆明，他們剛去，不要動。毛澤東轉向李德生說：你是唱李鐵梅的，你一家出了個李鐵梅，你是陪綁的。你也做些好事吧，將來上帝也請你喝燒酒。毛澤東說了一句順口溜：李德生活到九十九，將來上帝也請你喝燒酒。“司令常來又常往”，如果到那邊不順手，我們也可以商量一下。12月12日至15日，毛澤東連續四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反覆講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多次指揮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強調事不宜遲，他要讓各大軍區背對背揭發問題。12月23日中央確定，各司令員1974年1月1日上任。

1974年8月23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在北京召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會議，一道談一談。毛澤東說：“除若干同志們，有少數同志或多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各地大字報揭露的都是老賬。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王洪文說：對於批林批孔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說的“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事後看，毛澤東之所以讓李德生到瀋陽軍區，是因為毛遠新（瀋陽軍區政委）在那裡。從8月26日起，王洪文、毛遠新向李德生提出十幾個問題，逐個追查、批判、無限上綱，逼他“交代”。瀋陽軍區小組由毛遠新唱主角，不僅想把李德生與林彪、黃吳李邱聯系起來，還想把他與林立果聯到一起。毛遠新認定李德生是林彪司令部的人，“從批陳整風到批林整風，3年半了，總政不僅沒有抓好這個中心，而且吹捧林彪，為林彪幹了很多事情。主席那麼信任你，派你到軍委辦事組、北京軍區摻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嗎？你起了黃泥巴作用，糊得更嚴了！主席叫你和他們劃開，你卻請黃永勝作報告，幫他們銷毀罪證材料。你完全辜負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在會上連連發難，大會小會開了兩個星期。李德生看出他們想羅織罪名，進而攻擊周恩來、葉劍英。他從大局考慮，9月10日在大會違心作了“檢查”，才結束了會議。

李德生的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1974年3月，經王洪文批准，李南征（李德生二兒子、二炮某基地副連長）從外地秘密押解北京，關在一間小屋裡，冬天冷得打顫，夏天蚊蟲叮咬，逼他交代李德生的問題。曹雲蓮（李德生妻子、總政直政組織處副處長）也遭到大會小會批鬥。

40、毛澤東要李德生辭去中央職務

1973年春籌備十大時，議定了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的提名後，毛澤東提出是否還增加一個，副主席候選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還沒有中年的。周恩來建議加李德生，毛澤東同意，與會者無異議。李德生當即表示自己不適宜做黨的副主席，提議李先念。李先念輕聲說：主席已經表過態了，你不要再說了。8月2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李德生當選黨的副主席。

李德生回憶：“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來越感到形勢的復雜，調離北京後，實際上已不參加中央活動，我認為有必要主動辭去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的職務。我覺得這樣比虛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談後，只同意我辭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職務。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提出上述請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紀登奎是另一種說法。1974年底，紀登奎、李先念奉命和李德生談話，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前從未有過辭職先例，李德生很詫異，還在對“四人幫”整他的事生氣。紀登奎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們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李德生便不再說什麼了。1975年1月，李德生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

紀登奎和李德生同為“九大”政治局候補委員，搭檔北京軍區，執行毛澤東“挖牆角”的命令。中央專案組清查“九一三”的日常工作是汪東興和紀登奎，主要是紀登奎管到最後。李鑫（康生秘書）說：林彪專案不是小問題，非常大非常大的問題，比劉少奇案還要大。紀登奎深知林彪專案很難，所以非常謹慎。中央專案組《審查報告》辦完，1973年他就不管林彪專案了。紀登奎對兒子紀坡民說：毛老頭就那麼放心？他懷疑我們專案搞什麼鬼，塞什麼私貨。不光這一件事，黨內事很多。（批林批孔）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和我很被動，批了一個月，毛剎車告一段落。

紀登奎還對紀坡民說：掌握軍權和當個文官，情況不一樣。不再被信任，戰爭年代可以上戰場拼殺以示忠誠，而和平時期只有辭職。1975年底，毛澤東指示“幫助”鄧小平，指派紀登奎在內的八人專門開會批鄧。鄧小平感到毛澤東不信任他了，主動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比他被撤銷黨和政府的職務要早三四個月。紀登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挨了批。會後不久，他去找鄧小平要求辭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鄧小平表示挽留，最終因紀登奎的堅決要求，還是同意了。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宋任窮（中央組織部部長）、王鶴壽（中紀委副書記）受中央委託，要紀登奎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紀登奎立即表示服從中央安排，主動辭職。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紀登奎、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提出的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