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选举

党内提名

到1932年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已经连续12年在野，党的办事机构处于瘫痪状态。民主党领袖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与杜邦，通用汽车及其他数十名富豪合作，控制了整个政党。罗斯福曾在1924和1928年大选中积极支持史密斯，但从1929年之后开始自立门户，准备参加下一届竞选。从1928年竞选纽约州长起，特别是在1931-1932年任第二次州长任内，罗斯福关于政策的言行日益类似于他当总统后的新政，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

依靠大企业的史密斯与罗斯福关系破裂，与党内另一领袖拉斯科布结成同盟。对于罗斯福言论，史密斯批评道：“这不是一个煽动家的时代。”从1931年下半年起，史密斯开始和党内另一山头牛顿.D.贝克接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并打算在必要时由他代替自己去争取候选人提名，以遏制罗斯福。贝克是威尔逊时期的陆军部长，也是威尔逊当年计划的继承人。

但由于罗斯福的家世（他是老罗斯福的远房堂弟），政治技巧，使他在党内提名中处于明显优势。1932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中，他得到了多数支持，但没有达到提名所需的2/3多数，于是他和史密斯又都开始争取威廉.C.麦卡杜的支持。麦卡杜是威尔逊的女婿，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他开始时支持史密斯，因为罗斯福来自纽约，而纽约的民主党因为前文所述的坦慕尼协会丑闻，在全国形象很差。但麦卡杜支持史密斯是希望由他来充当备份候选人——他知道史密斯不可能获取党内提名，但史密斯提出由贝克来充当备份的时候，麦卡杜和他出现了裂痕。

罗斯福趁此机会获取了麦卡杜的支持，关于麦卡杜态度的转变，正统的说法是他觉察到只有罗斯福当选总统，才有可能继续进步主义，使经济从萧条中复兴。但一般认为罗斯福和史密斯竞选纲领的区别他早就知道，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内幕交易。不论怎样，麦卡杜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在第四轮党内投票中获得了超过2/3的提名条件。

大选

共和党方面依旧是在任总统胡佛获取提名，胡佛继续坚持个人自由主义，联邦不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策略。他重申不应该由于当前特别惊人的困难就怀疑美国的信念与制度的有效性，不能为了抑制苦难，就转向一种国家控制或国家指导的社会经济体系：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真正的文明是趋向自由，而不是规范…

罗斯福在获得党内提名后，为了显示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打破惯例，不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正式通知，就坐飞机到芝加哥去发表提名演说。当时飞机还不是流行的交通工具，罗斯福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乘坐飞机的政治人物。他在演说中说那样做是没有先例且不寻常的，但在这没有先例且不寻常的年代，我通过打破传统来开始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后来的多次演讲中，他又强调新情况对政府及其领导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呼吁人们不要害怕变革——祖宗不足法。

“祖宗不足法”是笔者自己加进去的，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罗斯福新政和提出“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任职于极度的繁荣之后的快速萧条时期，都有非常接近的施政策略：国家干预，抑制兼并，为民争利，富国强军；也都遭到过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但二者取得了不同的结局，罗斯福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基础，也使他自己成为受人敬仰的人物；而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他自己被历史记录者——士大夫——骂了差不多一千年，直到中国近代的梁启超为其正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其背后的靠山以及执行机构，罗斯福来自于民选，其背后有美国人民的支持，而支持王安石的只有一个有远见的皇帝；王安石的新法由一个极度腐败的官僚机构来执行，而罗斯福的政府相对来说有比较强的执行力。

在竞选过程中，罗斯福强调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职能，他强调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全体公民的自由和私有财产，决不能偏袒个别小集团。金融界和工业界必须同心协力达到一个共同目标，而不能自行其是。人们需要在某些地方牺牲一点个人利益，通过自我克制来谋求利益的普遍和长远。如果有一个集团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损害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出面进行制止。政府有义务帮助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应该给他们提供条件，使之通过劳动来获取财富和生存资料。政府应设法更公平合理的分配财富和产品，使经济结构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收音机在罗斯福的竞选宣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和以往媒体都经过专业人员编辑相比，收音机可以把罗斯福的声音直接传给选民。大选期间无数选民晚上一家人围在收音机旁，聆听罗斯福介绍自己的执政纲领，从而为他赢得了最佳播音员的称号。他往往以一句平民化的“我的朋友”开始，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

最终在大选中罗斯福不出意料的在普选票和选举人票方面都大幅领先胡佛，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