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選舉

黨內提名

到1932年大選的時候，民主黨已經連續12年在野，黨的辦事機構處於癱瘓狀態。民主黨領袖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與杜邦，通用汽車及其他數十名富豪合作，控制了整個政黨。羅斯福曾在1924和1928年大選中積極支持史密斯，但從1929年之後開始自立門戶，準備參加下一屆競選。從1928年競選紐約州長起，特別是在1931-1932年任第二次州長任內，羅斯福關於政策的言行日益類似於他當總統後的新政，強調國家干預經濟，幫助“經濟金字塔底層被遺忘的人”。

依靠大企業的史密斯與羅斯福關係破裂，與黨內另一領袖拉斯科布結成同盟。對於羅斯福言論，史密斯批評道：“這不是一個煽動家的時代。”從1931年下半年起，史密斯開始和黨內另一山頭牛頓.D.貝克接觸，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並打算在必要時由他代替自己去爭取候選人提名，以遏制羅斯福。貝克是威爾遜時期的陸軍部長，也是威爾遜當年計劃的繼承人。

但由於羅斯福的家世（他是老羅斯福的遠房堂弟），政治技巧，使他在黨內提名中處於明顯優勢。1932年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大會中，他得到了多數支持，但沒有達到提名所需的2/3多數，於是他和史密斯又都開始爭取威廉.C.麥卡杜的支持。麥卡杜是威爾遜的女婿，在黨內有很高的威望。他開始時支持史密斯，因為羅斯福來自紐約，而紐約的民主黨因為前文所述的坦慕尼協會醜聞，在全國形象很差。但麥卡杜支持史密斯是希望由他來充當備份候選人——他知道史密斯不可能獲取黨內提名，但史密斯提出由貝克來充當備份的時候，麥卡杜和他出現了裂痕。

羅斯福趁此機會獲取了麥卡杜的支持，關於麥卡杜態度的轉變，正統的說法是他覺察到只有羅斯福當選總統，才有可能繼續進步主義，使經濟從蕭條中復興。但一般認為羅斯福和史密斯競選綱領的區別他早就知道，這種說法顯然難以令人信服，其中一定有不為人知的內幕交易。不論怎樣，麥卡杜的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羅斯福在第四輪黨內投票中獲得了超過2/3的提名條件。

大選

共和黨方面依舊是在任總統胡佛獲取提名，胡佛繼續堅持個人自由主義，聯邦不對經濟行為進行干預的策略。他重申不應該由於當前特別驚人的困難就懷疑美國的信念與制度的有效性，不能為了抑制苦難，就轉向一種國家控制或國家指導的社會經濟體系：那不是自由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真正的文明是趨向自由，而不是規範…

羅斯福在獲得黨內提名後，為了顯示雷厲風行的作風，他打破慣例，不等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正式通知，就坐飛機到芝加哥去發表提名演說。當時飛機還不是流行的交通工具，羅斯福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乘坐飛機的政治人物。他在演說中說那樣做是沒有先例且不尋常的，但在這沒有先例且不尋常的年代，我通過打破傳統來開始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在後來的多次演講中，他又強調新情況對政府及其領導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呼籲人們不要害怕變革——祖宗不足法。

“祖宗不足法”是筆者自己加進去的，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羅斯福新政和提出“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他們都任職於極度的繁榮之後的快速蕭條時期，都有非常接近的施政策略：國家干預，抑制兼併，為民爭利，富國強軍；也都遭到過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但二者取得了不同的結局，羅斯福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美國超級大國的基礎，也使他自己成為受人敬仰的人物；而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他自己被歷史記錄者——士大夫——罵了差不多一千年，直到中國近代的梁啓超為其正名。不同結局的原因是其背後的靠山以及執行機構，羅斯福來自於民選，其背後有美國人民的支持，而支持王安石的只有一個有遠見的皇帝；王安石的新法由一個極度腐敗的官僚機構來執行，而羅斯福的政府相對來說有比較強的執行力。

在競選過程中，羅斯福強調政府干預和調節經濟的職能，他強調政府的職責在於保護全體公民的自由和私有財產，決不能偏袒個別小集團。金融界和工業界必須同心協力達到一個共同目標，而不能自行其是。人們需要在某些地方犧牲一點個人利益，通過自我克制來謀求利益的普遍和長遠。如果有一個集團運用自己的力量去損害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出面進行制止。政府有義務幫助經濟金字塔底層被遺忘的人，應該給他們提供條件，使之通過勞動來獲取財富和生存資料。政府應設法更公平合理的分配財富和產品，使經濟結構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

收音機在羅斯福的競選宣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和以往媒體都經過專業人員編輯相比，收音機可以把羅斯福的聲音直接傳給選民。大選期間無數選民晚上一家人圍在收音機旁，聆聽羅斯福介紹自己的執政綱領，從而為他贏得了最佳播音員的稱號。他往往以一句平民化的“我的朋友”開始，從老式的洪鐘大呂式的風格，加上在前收音機時代學到的那種雄辯有力的停頓，到更低沉的音調，以及更柔軟、更放鬆、更迷人的談吐，這些更適合那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聽眾。

最終在大選中羅斯福不出意料的在普選票和選舉人票方面都大幅領先胡佛，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