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團題記：

啟功先生的大名更是隨着中華收藏熱，越來越引入觀眾。記得有一個朋友跟我們講他舅子出手了一幅啟功的書法與畫，談得眉飛色舞之際，不料另外一個朋友回答：我家箱子裡面也壓了一幅啟功先生的題字，那個時候大家一起參加會議，都在請啟功先生的筆墨，就順便也獲得一幅。嘿嘿。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反右之後馬上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其實，這期間相隔八、九年。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這幾年我過得太平淡。右派摘帽後，我仍然不能作主講，只能和以前一樣上點作品選課，再配合別人編點這方面的教材。倒是因為時間相對寬裕，加上又沒剝奪著作權，我發表和準備發表了幾本專著。

　　1966年6月突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國人，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農民無一不被捲入到政治鬥爭中。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推動下，各單位鋪天蓋地的都貼滿了大字報，形勢已非常緊張，再親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談了，正所謂“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報時偶遇到陳校長，他只以充滿疑慮與迷茫的神情低聲地對我說了一句：“這究竟是怎麼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樣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這樣久經沙場的被改造對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準備，看這架勢，更要“夾着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

　　很快我的家就被抄了，工資也被扣了。但萬幸的是我的遭遇還不是最慘的。還沒像老老實實、從來不多說一句的大學者劉盼遂那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然後塞到水缸里。北師大中文系的紅衛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問我：“有什麼‘封資修’?”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資’，也沒有‘修’，只有‘封’。”紅衛兵說：“那好，就給你封了吧!”於是把我的東西貼上封條。再來的紅衛兵看到已有紅衛兵查封過了，也就不再追究。在那個時代能有這樣的待遇就是萬幸了，可能平時學生對我並沒什麼惡感，此時也就高抬貴手了。

　　再加上後來我老伴的精心保存，我那些詩稿、文稿，還有一些零星的收藏才得以保留下來。當時我的工資停發了，每月只發給15元的生活費，還算通情達理，考慮到我還有一個沒工作的老伴，法外開恩再加15元，但那也不夠花呀。幸好我在輔仁美術系的一個學生，他的丈夫是化學系的，也上過我的大學國文，後來又成為我的一個好朋友熊堯先生，他是PHD(留學的“哲學博士”)，又沒受到運動的衝擊，便每月資助我40—60元，幫我度過難關。後來政策逐步鬆動，發還工資，我才把錢還給他。

　　不久大部分教師，特別是老教師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但牛鬼蛇神又分兩種，一種是正式的牛鬼蛇神，像黃藥眠先生、鍾敬文先生、陸宗達先生、俞敏先生、李長之先生等人，幾乎全伙在此，他們被安排在教二樓的一間教室里活動，學習、開會，當然少不了“坐噴氣式”，蹶着挨批鬥。有人認為“蹶着”是當時的新發明，其實不然，這裡面還有典故：明朝有人寫了一本關於太監的書叫《酌中志》，就提到當時的太監常要蹶着鞠躬，時間長了，以至暈倒，這和文革時看到的情況不是很相似嗎?

　　另一種是必定挨整，但又沒多大油水的人，為“准牛鬼蛇神”。像我這樣“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人自然屬於這一種。我沒有任何現行言論，僅有的一點問題早已作了定論，再搞也就是這點東西了，但不劃出來，就沒辦法區分左、中、右了。准牛鬼蛇神中還有穆木天先生、王汝弼先生、楊敏如先生等人。我們的待遇與境況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們是“掛起來”。“掛起來”很符合“准”的定義，即先“掛”在那兒，一旦需要就可以挑(tiao)下來隨時拿來示眾。

　　我們整天被集中在主樓六層的一個房間內學習、開會，交代問題。召集人是沈藻祥先生，他每天要向領導匯報情況。當時的領導也說不清都是誰，一會兒是“革委會”，一會兒是“籌委會”，一會兒是“紅衛兵”司令部，一會兒是軍宣隊。當然還要無休止地寫檢查材料、交代材料。當時如果實事求是地交代是絕對過不了關的，革命群眾必定繼續批判你“不老實”，“輕描淡寫”，“避重就輕”，“不能觸及靈魂”，“企圖矇混過關”，只有昧着心、狠下心把自己狗血噴頭地臭罵一頓才能最終過關。

我當然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不知怎麼回事，我當年的那些檢查，前幾年居然出現在北京著名的舊貨市場郎家園上，經過一番周折才被朋友贖了回來。現在還能從中看到當時的“文革”語言，那也就算得上是一件文物了吧。說到學習，其實很多時候並沒有什么正經可學的，為了體現革命熱情，就需要儘量把活動安排得滿滿的，即使討論討論大字報也好。那時為了忙裡偷閒，我們時不時地都爭着下樓給大家打開水，順便遛遛，看看大字報，回來後好找些話題討論討論。我們這些人在革命群眾眼裡已經淪落為牛鬼蛇神了，可有些人還想在牛鬼蛇神中充當左派，執牛耳。

　　有一位教授永遠要當左派的痴心不改，這次他逮(dei)不着李長之了，便來逮我。他能逮我什麼呢?無非是成心找茬唄。比如有一回我下樓給大家打開水，回來後大家照例問有什麼新鮮的大字報?我說有一張大字報批評說現在“某某報”完全執行過去某某報的路線。具體內容我已記不清了，反正都是當時一些亂上綱的大批判，並沒牽涉到當時路線鬥爭最核心的問題。我說完以為就完了，不料這位教授又對我進行分析推理，硬說從我的介紹中可以看得出來我是贊成過去反動路線的。這我哪受得了?我再覺悟低，究竟還不至於連自己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都分不清，而他硬要把別人的觀點反過來，還一口咬定這是你說的，然後扣上一個大帽子。事後我找到沈藻祥，讓他務必向領導反映清楚，否則真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我可真是被這些人整怕了。

　　我們“准牛鬼蛇神組”的成員，也有隨時“晉升”的機會，往往有頭一天還在這個組裡儘量表現自己，滔滔不絕地批判別人，第二天就不見了的情景，一打聽，原來發現有新罪行，從而歸入到正式“牛鬼蛇神組”掃馬路去了。反正那時的罪名和帽子滿天飛，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有點海外關係的叫裡通外國，隨便按(an)一個就行。後來我曾刻過一方閒章，題為“草屋”，出處是陶淵明“草屋八九間”，而“八九間”即前八種罪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第九種罪名“臭老九”之間。但後來，撥亂反正了，知識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我也就不再用這枚章了。

　　不久發起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大串聯活動，目的是進一步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發動群眾把文化大革命更廣泛、更深入地推向全國各地。我們這些人當然沒資格去搞大串聯，但在那風起雲湧的時代絕對不能閒待着，待着本身就是罪。那時蕭璋是被掛起來的系主任，但他不是黨員，而他一直積極要求入黨，時時爭取表現的機會，在他的爭取下，我們幾個半老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也得到了一個參加革命運動的機會——到北京郊區去宣傳毛澤東思想。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無異是恩賜和榮譽。於是我和陸宗達、葉蒼岑、葛新益、蕭璋等人自告奮勇，每人花30元(不要忘了那時我每月只有30元)，各買了一大桶紅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標語，因為那時時興到處刷標語。我們白天寫標語，晚上就住在農民家裡，睡在土炕上。越寫到後來，天越冷，凍得手都腫得打不了彎兒，真體會到什麼叫“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了，但心裡還覺得挺帶勁的。

　　我們去的時候是秋天，回來時已到年根兒，整整奮戰了三個月，一大桶紅油漆用得罄光，要不是為了過年，還要繼續戰鬥下去。正當我們懷着一種空前的成就感回來時，沒想到剛一下進城的長途車，當頭就挨了一棒，只見車站附近、大街兩旁到處貼滿了大字報——“‘紅海洋’是大陰謀!”原來在我們離開的這一段時間，革命形勢又有了飛速的發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革命理論，據說還很有來頭，是哪位首長親自說的：到處刷標語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陰謀，為的是把牆上的地方都用革命口號占滿，好讓革命群眾沒地方貼大字報。

　　這種觀點不可謂不深刻，嚇得人不敢再刷了。但仔細一想也實在荒唐：把所有能貼大字報的地方都刷上標語，那得刷多少?總之，我們去的時候是抱着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的，回來的時候是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回來的，革命形勢發展的真快啊，無論我們想怎麼緊跟都跟不上，好不容易革了一回命還革錯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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