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题记：

启功先生的大名更是随着中华收藏热，越来越引入观众。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讲他舅子出手了一幅启功的书法与画，谈得眉飞色舞之际，不料另外一个朋友回答：我家箱子里面也压了一幅启功先生的题字，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参加会议，都在请启功先生的笔墨，就顺便也获得一幅。嘿嘿。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反右之后马上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其实，这期间相隔八、九年。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几年我过得太平淡。右派摘帽后，我仍然不能作主讲，只能和以前一样上点作品选课，再配合别人编点这方面的教材。倒是因为时间相对宽裕，加上又没剥夺著作权，我发表和准备发表了几本专著。

　　1966年6月突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国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农民无一不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推动下，各单位铺天盖地的都贴满了大字报，形势已非常紧张，再亲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谈了，正所谓“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报时偶遇到陈校长，他只以充满疑虑与迷茫的神情低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这究竟是怎么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这样久经沙场的被改造对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准备，看这架势，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

　　很快我的家就被抄了，工资也被扣了。但万幸的是我的遭遇还不是最惨的。还没像老老实实、从来不多说一句的大学者刘盼遂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塞到水缸里。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问我：“有什么‘封资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说：“那好，就给你封了吧!”于是把我的东西贴上封条。再来的红卫兵看到已有红卫兵查封过了，也就不再追究。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待遇就是万幸了，可能平时学生对我并没什么恶感，此时也就高抬贵手了。

　　再加上后来我老伴的精心保存，我那些诗稿、文稿，还有一些零星的收藏才得以保留下来。当时我的工资停发了，每月只发给15元的生活费，还算通情达理，考虑到我还有一个没工作的老伴，法外开恩再加15元，但那也不够花呀。幸好我在辅仁美术系的一个学生，他的丈夫是化学系的，也上过我的大学国文，后来又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熊尧先生，他是PHD(留学的“哲学博士”)，又没受到运动的冲击，便每月资助我40—60元，帮我度过难关。后来政策逐步松动，发还工资，我才把钱还给他。

　　不久大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但牛鬼蛇神又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牛鬼蛇神，像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陆宗达先生、俞敏先生、李长之先生等人，几乎全伙在此，他们被安排在教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活动，学习、开会，当然少不了“坐喷气式”，蹶着挨批斗。有人认为“蹶着”是当时的新发明，其实不然，这里面还有典故：明朝有人写了一本关于太监的书叫《酌中志》，就提到当时的太监常要蹶着鞠躬，时间长了，以至晕倒，这和文革时看到的情况不是很相似吗?

　　另一种是必定挨整，但又没多大油水的人，为“准牛鬼蛇神”。像我这样“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人自然属于这一种。我没有任何现行言论，仅有的一点问题早已作了定论，再搞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但不划出来，就没办法区分左、中、右了。准牛鬼蛇神中还有穆木天先生、王汝弼先生、杨敏如先生等人。我们的待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tiao)下来随时拿来示众。

　　我们整天被集中在主楼六层的一个房间内学习、开会，交代问题。召集人是沈藻祥先生，他每天要向领导汇报情况。当时的领导也说不清都是谁，一会儿是“革委会”，一会儿是“筹委会”，一会儿是“红卫兵”司令部，一会儿是军宣队。当然还要无休止地写检查材料、交代材料。当时如果实事求是地交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革命群众必定继续批判你“不老实”，“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不能触及灵魂”，“企图蒙混过关”，只有昧着心、狠下心把自己狗血喷头地臭骂一顿才能最终过关。

我当然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当年的那些检查，前几年居然出现在北京著名的旧货市场郎家园上，经过一番周折才被朋友赎了回来。现在还能从中看到当时的“文革”语言，那也就算得上是一件文物了吧。说到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正经可学的，为了体现革命热情，就需要尽量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即使讨论讨论大字报也好。那时为了忙里偷闲，我们时不时地都争着下楼给大家打开水，顺便遛遛，看看大字报，回来后好找些话题讨论讨论。我们这些人在革命群众眼里已经沦落为牛鬼蛇神了，可有些人还想在牛鬼蛇神中充当左派，执牛耳。

　　有一位教授永远要当左派的痴心不改，这次他逮(dei)不着李长之了，便来逮我。他能逮我什么呢?无非是成心找茬呗。比如有一回我下楼给大家打开水，回来后大家照例问有什么新鲜的大字报?我说有一张大字报批评说现在“某某报”完全执行过去某某报的路线。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当时一些乱上纲的大批判，并没牵涉到当时路线斗争最核心的问题。我说完以为就完了，不料这位教授又对我进行分析推理，硬说从我的介绍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赞成过去反动路线的。这我哪受得了?我再觉悟低，究竟还不至于连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分不清，而他硬要把别人的观点反过来，还一口咬定这是你说的，然后扣上一个大帽子。事后我找到沈藻祥，让他务必向领导反映清楚，否则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可真是被这些人整怕了。

　　我们“准牛鬼蛇神组”的成员，也有随时“晋升”的机会，往往有头一天还在这个组里尽量表现自己，滔滔不绝地批判别人，第二天就不见了的情景，一打听，原来发现有新罪行，从而归入到正式“牛鬼蛇神组”扫马路去了。反正那时的罪名和帽子满天飞，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有点海外关系的叫里通外国，随便按(an)一个就行。后来我曾刻过一方闲章，题为“草屋”，出处是陶渊明“草屋八九间”，而“八九间”即前八种罪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第九种罪名“臭老九”之间。但后来，拨乱反正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我也就不再用这枚章了。

　　不久发起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串联活动，目的是进一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向全国各地。我们这些人当然没资格去搞大串联，但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绝对不能闲待着，待着本身就是罪。那时萧璋是被挂起来的系主任，但他不是党员，而他一直积极要求入党，时时争取表现的机会，在他的争取下，我们几个半老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也得到了一个参加革命运动的机会——到北京郊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无异是恩赐和荣誉。于是我和陆宗达、叶苍岑、葛新益、萧璋等人自告奋勇，每人花30元(不要忘了那时我每月只有30元)，各买了一大桶红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标语，因为那时时兴到处刷标语。我们白天写标语，晚上就住在农民家里，睡在土炕上。越写到后来，天越冷，冻得手都肿得打不了弯儿，真体会到什么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了，但心里还觉得挺带劲的。

　　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回来时已到年根儿，整整奋战了三个月，一大桶红油漆用得罄光，要不是为了过年，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正当我们怀着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回来时，没想到刚一下进城的长途车，当头就挨了一棒，只见车站附近、大街两旁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红海洋’是大阴谋!”原来在我们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革命形势又有了飞速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理论，据说还很有来头，是哪位首长亲自说的：到处刷标语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阴谋，为的是把墙上的地方都用革命口号占满，好让革命群众没地方贴大字报。

　　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深刻，吓得人不敢再刷了。但仔细一想也实在荒唐：把所有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刷上标语，那得刷多少?总之，我们去的时候是抱着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的，回来的时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回来的，革命形势发展的真快啊，无论我们想怎么紧跟都跟不上，好不容易革了一回命还革错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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