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胡適——同一背景下的不同面貌

徐爾新

1954年，藉由光明日報刊登的一篇《評〈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在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組織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批判胡適的運動。第二年，作為這場運動的成果，是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冊的《胡適思想批判》，全書洋洋灑灑300多萬言。

這八大冊書，遠在美國的胡適是一篇篇都看過的。學者唐德剛曾問胡適說：這幾十萬字的文章，有學問嗎？胡適的回答是：“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這話說到根子上了。當時大陸的知識分子，是在高層的號召下展開“批判胡適運動”的，許多人並非發自內心。有人根據相關資料做過分析，發現參與運動的知識分子大體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緊跟形勢，積極批判的，像郭沫若、艾思奇、李達、王若水、胡繩等左翼知識分子。這些人原本在思想上就與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運動一來，無須動員，他們就積極投身運動，主動寫文章批判胡適了。其中表現最為活躍的是郭沫若與王若水，“批胡運動”一開始，兩人就分別寫了不少批判胡適的文字。

對於自己的主動，郭沫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着很大的潛勢力。我們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

對此，胡適回應稱郭沫若為“文化奴才”。郭的表現，在胡適並不感到意外。根據胡適的觀察，郭沫若早就是擅長寫阿諛奉承文章的能手了。1950年曾琦看見郭沫若寫的《斯大林萬歲》詩，深感厭惡，對胡適說：郭沫若是個無行文人。郭從前想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曾琦推薦了他，但李石岑等人不贊成。後來曾琦介紹郭沫若與宗白華通信，郭在一封信上說，曾琦“望之如天上人”。可見郭沫若是慣於做阿諛文字的。他在歌頌斯大林70壽辰的詩中這樣歌唱到：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春。而且空間不能限制你的偉大，而且時間不能限制你的長壽……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熱將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將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你的智慧將使江河改流，山嶽奔走。”

結果斯大林幾年後就死了，證明郭的每一句話都是謊言。

對郭沫若等人的批判，胡適是不屑一顧的，他很擔心的倒是那些留在大陸的好朋友會因此受到牽連。比如王若水在《人民日報》撰文說：“胡適……的學術思想，他的實驗主義哲學卻還影響着學術界。他的幽靈還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這樣的文字就很讓胡適毛骨悚然，天知道這幾個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

第二類是被迫參加批判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多數是胡適的好友與學生，這類知識分子以顧頡剛、楊振聲、賀麟、金岳霖、馮沅君、陸侃如夫婦、周一良、羅爾綱等為代表。此時的他們，在所有人都皈依國家管理的情形下，已經失去了自由謀生的權利，他們的批判文章更多的是劃清界限，解脫自己，一方面反思自己受胡適思想毒害，一方面批判自己沒有認清胡適的反動面目。賀麟的《兩點批判，一點反省》、顧頡剛的《從我自己看胡適》、周一良的《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羅爾綱的《兩個人生》、吳景超的《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等都是典型代表。

這些人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章，但私下也流露不同看法。比如賀麟說：“俞平伯受胡適影響小，受周作人影響大，講究趣味、閒情，不喜歡讀政治書籍，弄不清為什麼要從俞平伯這兒批判胡適思想。”還說胡適與曾國藩在政治上都反動，但“他們的文章、道德不壞”。又說：“胡適無論如何，你總得承認他在幾年內寫了幾百萬字，這種精神總值得我們學習吧。”

對於這一類知識分子，胡適非常理解並且同情。晚年胡適在接受台灣記者曾虛白采訪時說：大陸上有些文人、有些學者發表文字罵我，清算我的思想，這都是因為他們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百分之百同情這些可憐的人，這些可憐的朋友，我一點也不怪他們。我不但不怪他們，我還要感謝他們。感謝他們什麼呢？我感謝他們在那樣的環境裡，替我宣傳了我的思想。

第三類是保持沉默的知識分子，以錢鍾書、周作人、吳晗、千家駒、陳衡哲夫婦、曹誠英等為代表。面對新時代的轉換，他們仍堅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錢鍾書私下用英文跟楊絳交流說：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如果我們沒有了說話的自由，至少我們還有沉默的自由。”錢鍾書這麼說了，也這麼做了。在大陸如火如荼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沒有看到錢鍾書的任何文字。

與錢鍾書同樣保持沉默的還有周作人。對胡適，周作人並非沒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一言不發，因為他羞於跟風投機。他在晚年寫給鮑耀明的信中，表示了自己對胡適的看法：“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殺的，所云學者成分多，亦是實話。”“胡君的確有他的可愛處，像其喜談政治，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唯如為了投機而罵之，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曾熱烈的捧他，隨後也不曾逐隊的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者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是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錢鍾書、周作人之外，吳晗與千家駒在批判胡適的時候，也保持了沉默。千家駒後來回憶說：“解放以後，全國掀起批胡運動，我如果把這些發表出來，則我自己亦難免挨批判。如果把胡臭罵一通，又難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緘其口，因此在數百萬字的批胡論文中，你們找不到我的片言隻字。”

據謝泳《誰沒有批判過胡適》一文考證，胡適的得意門生吳晗也沒有寫過批判胡適的文章。

到了“文革”時期，當胡適留存在大陸的資料被翻出來之後，尤其是吳晗跟胡適的通信被紅衛兵查抄出來之後，吳晗也就大難臨頭了。

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有兩位女性的沉默尤其令人可敬，她們是陳衡哲與曹誠英。1949年，陳衡哲與任鴻雋夫婦留在了大陸。他們都是胡適非常好的朋友。面對大陸如火如荼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兩人都保持了沉默。在數百萬字的“批胡”文字中，沒有看到他們兩人的只言片語。

不僅如此，就在舉國批判胡適的時候，陳衡哲還通過留在美國的女兒，與胡適保持着秘密聯系。

不僅陳衡哲如此，胡適的戀人曹誠英也是如此。曹誠英曾經與胡適海誓山盟，胡適也曾答應娶她，但當胡適跟妻子江冬秀提出離婚時，江冬秀大吵大鬧，以死相逼，最終胡適退縮，背棄了曹誠英。但曹誠英並沒有因為胡適的辜負而因愛生恨，更沒有借批判胡適而發泄私憤。她始終以沉默維護着胡適的尊嚴，也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最後一類是堅決反對批判胡適的知識分子，以陳寅恪和容庚為代表。廈門大學教授謝泳通過研究史料發現，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個別人，如中山大學的教授容庚，在討論會上公開發言為胡適的學術成績辯護，並要求中大校刊發表他的發言稿。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甚至反對批胡，斥責某些人做了應聲蟲，不辨真相，隨聲附和，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形。

在思想層面上，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與陳寅恪、容庚等人並不相同，但當舉國上下都批判胡適的時候，陳寅恪與容庚卻堅守住自己的道德信念，絕不盲從。

民國時期，容庚對胡適、俞平伯等人的《紅樓夢》研究，寫過非常犀利的批評文章。到了1950年代，當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相應號召，紛紛批判胡適以表示進步的時候，容庚卻公開表示反對。體現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脊梁，學術是學術，政治是政治，絕不混淆，更不為了爬高而充當御用喉舌，違背本心而刻意奉承。

跟容庚一樣，陳寅恪也一直堅持着“吾道一以貫之”的原則，對那些趨炎附勢生性善變的知識分子，深惡痛絕。正是基於這樣的精神底色，當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批判胡適的時候，陳寅恪等人不僅堅決不批，還要為胡適辯護。

抗戰時期，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逝世，需要重新選舉。已經一眼盲殘的陳寅格，特地從昆明趕到重慶，公開聲明：“千里而來只為投胡先生一票。”當時蔣介石下了一張條子，暗示人選已經屬意顧孟余。這下惹惱了陳寅恪、傅斯年等學界巨匠，陳寅恪大聲疾呼：“我們總不能選幾個蔣先生的秘書當院長吧。”並在蔣介石的招待宴會上，強調中研院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很高聲望，胡適在國外學術界的影響，中國文化界無人能及，顧孟余等更是望塵莫及。最終在陳寅恪、傅斯年的支持下，胡適票入三甲，被蔣介石圈定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十多年後，世易時移，白雲蒼狗，天地變色，胡適成了舉國批判的罪人。數不清的知識分子，紛紛與其劃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惟陳寅恪等人毫不退卻，堅守前議不變。數十年後回顧，那八大冊《胡適思想批判》，洋洋300多萬言，毫無學問可言，反而打腫了自己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