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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以前的腐败是体制内的合法腐败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04月29日02:03:0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奎松:以前的腐是体制内的合法腐

 

今日的腐恰是力的延伸演化,和对过去的充。

:今天,关于富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有人更是把问题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史研究》上表了一篇文,详细地考察了1949年前後中共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平均的供向差距大的职务制的经过。我想要了解,您做一考察的目是什么,您又想要明些什么呢?

奎松:话长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因,其是与我早年生活在北京‚大院‛里的经历有关的。在机关、军队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烈地感受到等制所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候就知道的爸爸是多少,多少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多少以上的干部配什么级别轿车,多少以上的干部可以到‚特供‛商店去购买普通干部不到的‚特殊供商品‛,如此等等。因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到学生之的交流也会问题,父辈级别相差太大就会出投机半句多‛的情况,果孩子也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圈子。‚文革‛开始後,然没有人会公开的声讨这种等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目睹的多所群众反‚官僚主‛的‚革命行‛,其所指就包含有对这种等制的不

:您所的情况我感到有些意外,我相信今天了解种情况并且能像您这样的人恐怕十分有限。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宣都是:我是社会主国家,我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去等,也往往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制度系起来。

是因比我轻许多,而且当年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大体平均,但并不等于不存在主要体在少数人身上的等和特制度。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旗下‛的那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的本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得‚文革‛期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就是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的著作文章。像什么《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从空想到科学的展》、《国家与革命》等等,都不知了多少遍。影响到我大学毕业後,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接受社会主,并且最终选择了社会主制度。

发现,其实对社会主理想着迷的,不是共党人,也不止是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的人,可以旧中国大多数知分子都社会主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到中山,甚至到蒋介石,其都不那么本主。蒋介石1943表他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一,也是把本主批得一塌糊涂。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排斥本主?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本主义严殊的形象,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希望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救中国。也就是什么,然明知共党在大刀斧用暴力均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造成分配重不公的国民党。

:能否这样认为,从入城市,从革命党政党,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中逐官本位化和等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文中可以了解到,中共建国後几乎很快就改去平均主的分配法,改行了差很大的职务制度。

:改行工制有一些客原因。比如供制的法每位都要搞一套生後勤运机构,人力、物力的浪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村,只靠几贴应付不了城市中的各种开的需要。再者,中共城干部靠供制,留用人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制,两种制度并行也问题。最後,城後各干部大在握,各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经营谋利,与私商自然生大量权钱交易的情况,贪污腐化的情况免到滋生。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止供制的法,改行工制。很难认为这种改本身有什么。有问题的是,种改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尽可能小等的分配差距,反而是通拉大分配与待遇的法,来全面化了本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您能否要介一下方面的情况?

:中共城後,在19504月就出台了一个《中央行政人资标准(草案)》,定党政人最高一的工收入可以是最低一28.33倍。个草案在广泛征求了当级领导人意之後,除了将原定27级别25个之外,没有什么修改便施了。 19558月,新政府最取消了供准,职务制。新一步提高了高干部的工待遇,而且将工级进一步增加到30级别,最高一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16%後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差距大到了31.11倍之多。而此次工改革,13以上干部,除行政1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以下干部平均增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工作人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

由此次工改革出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院又再度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次工资调整注意了提高一般工作人的工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中最低一18元提高至20元,113干部最小增幅0,最大增幅12.9%,平均增幅6.9%;而1430干部最小增幅7.1%,最大增幅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准工最高最低之差也略有小,减少28倍。但整又在每一行政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旧达到了36.4倍。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了便于者了解种倍数的问题所在,我在文章中特了国民政府期的薪俸准情况。1946年国民政府布的准,除总统和五院院任官外,其文官共分37级别,最高一的收入仅为最低一收入的14.5倍。在方面,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只是30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准,但最高一和最低一收入之差,却达到36.4倍,超出前者一倍以上。即使除去相当于国民政府总统和五院院长级别的主席、理、委员长级,最高与最低之差也超26倍之数,至少形式上仍高出前者多。由此不了解,中共建国後推行的工收入的等差,确国民政府期要高。

们还可以比一下那个年代西方本主国家政府工作人的工收入情况。在本主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一般如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差,均在810倍上下,美国、日本差距大,也只有20倍左右。而且,它差距之大,多半都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会高出下一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本主国家政府官高低之的收入差距,多半都小于中共建国後所推行的工资标准所定的收入差距。

:看您的文章,里面的问题还不止在于工收入的等差,我的等差更多的不是表在工资标准上。

恰恰是最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得‚文革‛前夕,听到批判修的文章,一直深中国没有像苏联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种印象然在‚文革‛中逐,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很少特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梅在街上行走被刺身亡的消息是感到相当吃惊。因,正是从当道和随後相关的考察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本主‛政府。他的‚政府的大前不。首都斯德哥摩的市政,楼下的湖花园椅,是市民的游憩之地。他会开会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大臣皆没有。他上班是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自行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出行,也没有前呼後开道那一套,他没有任何特殊之。‛

2003年,瑞典再度生女外交部在商场买东西被的惨,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的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民作传统实际上,欧洲多国家的政府官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都只能限于公,一旦参加非公或离任,都不得使用这类

相比而言,我在建立职务制度之初,不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格官差序准,通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准,极为细致复以上可以配厨,几以上可以配勤,几以上可以配警,几以上可以配秘,几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养,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例,上海市1956年工改革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准,明文定:特甲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以下只能分得‚板房屋‛,如此等等。而行政10以上的高干部,可以继续享受供制残留下来的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即‚特供‛)。

而且,应该注意的是,所有针对干部的特殊待遇,不没有格限制其使用范,而且一旦取得,便生享受,到死止。种种待遇相于每月只有几十元工收入的普通干部来,自然是天上地下了。

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人很多人一直怀去的年代,理由差不多就是:虽穷,但都在一个起点上,尤其官也和老百姓一在忍受贫穷应该说,哪个年代官的清廉形象确被抽象化了,特是那些追、描述哪个年代的党政高干部是如何与民同甘苦共患的回忆录像概念一印嵌在一些人的子中了。

中国最初的腐起源于二十世的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法,很普遍,也得到广泛的同,它的理论辩解是腐败产生于在高度集中的经济条件下,行改革、入市场经济释权法掩盖了真相,掩盖了腐源于专权的政治制度逻辑。腐败现象从最初的蔽,到肆意横行、四,直至存在耗尽政党和政府全部信誉的危,并非能割裂开来看;从点散至面,是个体制逐果。

一下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随着按‚革命等‛划分的供制的取消和以干部级别为的薪金制的建立,革命官享有‚合法化腐‛的特的最初形式从此生。工薪级别二十四,十二以上干部,十三至十六级谓干部,十七以下者普通干部。高干部的特包括取医、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等一切‚消‛,均由国家供,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只作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中部的待遇由国家部分供,有配额规定,工和部分消需求相挂;而只有普通干部的待遇普通百姓才相差无几,工不再是象征,完全和消需求相挂。特级别对应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特

种制度的前期段,国家被打造成一个全能型的‚家庭‛,‚国家‛是家,全体公民是子女,在扣除子女的基本生活需要,直接行自我分配;一些有限的消品和服按着种和数量只分配有限的服务对象,并按幼(级别)来逐一足。其中有个专门对应叫‚特供‛。以副食供应为例:八(部)以上干部,粮、、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足全家的需求;而八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皮‚供应证到可以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烟酒,西在那物极其乏的票年代,于一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粮、、肉、蛋平不到的。

的区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经济上,很多方面也有完善的定。医院有高干病房,住房有高干楼,眷属的入、就、提干方面的先;子女保送到一流大中小学读书等;即便死後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与老百姓可万千。其中有些西不是待遇,也是地位的象征,比如五六十年代,轿车(三至八级级)以上用,(九至十二级级间)是伏加或上海轿;至于火车软卧和机,最低级别限制到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间)才可以乘用。除此之外,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存在等的区红头文件达到哪一,《内参》哪一可看都有准,譬如‚四人帮‛的粉碎在各干部都达到後,才向社会公开。

关于官的特,大概从一些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去生活、工作的具体细节上,从不意修细节窥视到一些非常耐人味的端倪。比如,一个老干部在回六十年代周恩来的著作中,描述了邓颖超从家里的冰箱中取出西瓜招待客人的细节;在一部记录生平的中,作者了夸如何已律己,透露了五十年代初,蔡的侄子跟她要一摩托,被成是一贯洁身自好的蔡了。等等。冰箱在八十年代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物,六十年代一般老百姓根本所未;在五十年代,不要摩托,自行车对于普通百姓也是稀罕物,但高干子女竟可以有个奢望。些背後表明了什么?

我身边还有个例子。上大学有个同学,其父文革前就是正市干部。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大家生活已普遍好一些了,当同学聚集在一起谈论过去的生活困境,她的茫然。为东北人的她却不知我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拮据,甚至不知道国家六十年代过饥荒,还饿死那么多人,养尊处优的她些差不多是天方夜是无中生有。从她的嘴里我得知,六十年代饿脬遍野,他家也照享受‚特供‛,着衣食无的生活。

文革没有起到的作用,高干享受特的事例却被大量披露出来,普通干部和民众看到了,在国家和困的年代,多高干部依然享受着豪腐朽生活,有些很触目惊心。文革前,老百姓此是不知情的,即使了解一点真情况,也不会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可能还觉得那是天不能不与当不在的政治高和政治教育有关。当干部特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予以保密封。不但是政治事件,即使是某个地方生重大社会事故,都可以种种理由列秘密,不准声、禁止外1958年,一些知分子提出过这问题,但立即被指责为‚攻党的领导‛,‚挑党群关系‛,因而被打成‚右派‛,送去‚改‛。

如果文革的一部分初衷是了反特,不如毛是巧妙地利用了老百姓揭露出来的官僚特的不,打倒了他的政,然後又迅速恢复了种特著名作家周国平的《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一中就披露这样的一些细节。一是周到郭家看望郭世英(郭沫若的子),郭沫若在一旁不声不响地周削了个椰子吃;二是周离开北京之到郭家道,郭沫若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行,餐桌上有周吃的大对虾。哪个年代无老百姓生活怎窘迫,并不耽高干们过着高奢侈雅的生活,即使在口称消的文革代,那些未倒下的高干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小平此就严厉评过,今天来,也有令人震惊之。他(在1980818日中央政治局会1958年以後,到处给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台後,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

就在文革高潮後的七十年代初,一个与腐相匹配与和利相系的特殊名‚走後运而生。从青年参到知青回城、上大学、分配工作,到购买的日用品甚至开断,几乎每件事都可以‚走後系起来。‚走後关系是再分配型力网物。由于物品和服广泛的短缺,有短缺物品控制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後得的好是互惠性的‚关系‛(《中国改革期腐败类型的转变》申明民)。‚走後明了,物和机会的短缺掌握着源分配大的官利用公权为私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

力的後如果是握有柄的人洞开,那么‚治者无有怎正当的理由,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如果他的命令和行不以保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目的,那就是腐(《政府》洛克)‛。

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在力市化和本化的程中,力腐,已不再像去那扭扭捏捏,基本形成了一个了一个依靠力致富、生活奢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占大部份人口的民、城市居民的中低阶层则日益艰难,社会重分化已成不争的事。不要以为这是在新的社会利才兑变果,今日的腐恰是力的延伸演化,和对过去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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