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昌海：24年之久的成见

会理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24年（1935—1959年）之久的成见

从“四渡赤水”之後到一、四方面军会师，这中间有两个多月的重要过渡期，就是从贵阳东向黔西开始到会理城之战，包括土城战斗、二渡赤水後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几乎可以讲错误都是毛泽东犯的，而彭德怀、林彪等军事指挥员的意见是正确的。刚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掉“负总责”的博古，在毛泽东指挥土城战斗失利後，还说过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如果把这一段漏掉不讲，会理会议上的事情就解释不清了。怎么一下子会要求更换中央军事指挥呢？原因就在这一段漏掉的历史。加上这一段历史，把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这一段当作一个整体看。就可以看到，不存在用兵如神，也没有谁用兵如神。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後，毛泽东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指战员极端疲惫，产生了埋怨情绪。红一军团长林彪对在川、黔、滇频繁穿插奔走的战术不满意，说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等。林彪先是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後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

彭德怀回绝了林彪：“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接着，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遵义会议後到渡过金沙江的一段时间里，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出现了对毛泽东指挥不满的情绪，这其中的高潮就是林彪那封要求撤换毛泽东战场指挥的信。

据彭德怀回忆，信的内容大致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毛泽东的“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的决战企图无法实现，同时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而来。形势所迫，1935年4月28日晚，中央开会放弃了原来“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发展新局面”的战略企图，接受了林彪“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但是，由于耽误了时间，红军特别是林彪的一军团，不得不多走了一些冤枉的“弓背路”。红军如果在24日进入云南後直奔金沙江，敌人根本无法阻止红军过江。当时，金沙江北岸无川军布防，南岸滇军空虚，中央军离的更远，是过江的最好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北渡金沙江的计划，还想着“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犹豫了3天，使红军不得不饶了个大圈子。毛泽东指挥红军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滇军来援。随後突然向云南疾进，打到昆明附近後又掉头日夜兼程北上，于5月3-9日渡过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追堵拦截。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外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林彪说：“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又严厉批评彭德怀：“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

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当时正发高烧，是用担架抬着去出席会议的，可见气氛之紧张。毛泽东还根据由刘少奇起草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指责彭德怀不在这封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刘、杨给中央的这封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对于这些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团结为重，当时在红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怀疑、埋怨情绪。彭德怀遂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彭德怀还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面对毛泽东的怀疑和批评，彭德怀、张闻天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以大敌当前，内部宜安定为考虑，未予以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和解释。

彭德怀回忆说：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以其坚强的意志力，使自己在核心层中处于不可批评的地位。博古等“教条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个事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也没有一个因此去指责毛泽东，相反，他们全都支持毛泽东。这样，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就可以顺利地弹压了红军指挥员的不满，维持住了他自己的指挥权威。

毛泽东在会理会议前夕及会议上的行动，将刚刚获得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置于一个尴尬境地，使其成为某种不具实际权威的象征人物。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的妥协、退让下实现的。

会理会义给日後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造成复杂影响，埋下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张闻天怀疑、猜忌的种子。毛泽东与彭德怀共事很久，两人个性殊异，双方虽在1931年後关系疏远，但是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泽东认定彭德怀城府很深，从此对彭深藏防忌之心。

毛泽东听信猜忌、固执己见，认定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夕唆使彭德怀、林彪反对自己，1941年後多次在核心层会议上就此事指责张闻天。被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一直忍辱负重，不予辩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时，张闻天才在呈毛阅读的《整风笔记》中作了自我辩解：“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王稼祥？）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这场风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罗瑞卿回忆：1959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当着林彪的面提起他写信引起的风波，林彪立即笑嘻嘻地说：“当时走得太疲劳了，就冲动，就骂娘。”毛泽东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

据彭德怀回忆，从1935年1959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後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以说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和他有七分不合作。这时林彪当场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德怀并不知道。历史真相方得到澄清。毛泽东虽无话可说，可也毫无愧疚。林彪这样说既反映了历史真实，也意味着在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时，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同彭搅到一起。由于林彪讲的是真话，彭德怀很感激。他在自述中写道：“„„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