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國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賈誼:《過秦論》

內容介紹

美國政府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國崛起的秘密戰略，以及我們是受到什麼誘惑後幫助中國取代美國而稱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來，美國在幫助中國不斷壯大經濟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強其科技與軍事實力，相信中國之崛起會帶來合作、良好的外交關係和自由貿易，並在國際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國夢”是要像我們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國地位一樣對美國進行取而代之，那又會發生什麼呢？根據與若干中國變節者的談話以及之前不曾公開、新近解密的國家安全檔案，《百年馬拉松》一書揭示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秘密戰略，此舉將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2049年。本書作者白邦瑞自從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時代就開始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高級職務，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他利用其數十年與中國軍方和情報機構里“鷹派”人物的聯系，翻譯了這些人的文件、言論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華的治國方略如何為現實行動打下堅實基礎。他為我們提供了中國人看待美國及其領導人真實想法的內部資料——美國人不過就是終將自掘墳墓的野蠻人。

此外，白邦瑞講述了美國政府時而沒有意識到、時而不情願地幫助圓所謂“中國夢”的具體行動；由於中國並未發展為美國所希望的模式，卻變成了真實的威脅，他呼籲對華採取競爭性更強的全新戰略。我們正面臨着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安全挑戰，《百年馬拉松》一書就如同美國人民的警世鍾。

作者簡介

目前白邦瑞為哈德森協會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服務過從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奧巴馬的歷屆政府；他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曾任蘭德公司分析員、哈佛大學研究員，在國防部擔任過高級職務，歷任四屆參議院委員會工作人員；他還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及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成員，現居住於華盛頓特區。

第八章 資本主義迷霧 ——陽奉陰違的經濟戰略

順手牽羊——《孫子兵法》（“順手牽羊”是《三十六計》裡的第十二計，不是《孫子兵法》）

世界銀行與鄧小平的合作

2001 年十月，五角大樓准許我兼職；我加入新成立的美中國會委員會（U.S．- China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擔任它的第一任“資深研究顧問”。委員會成立的宗旨是，要在聯邦參議院爭取更多議員，支持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法案。我們的使命已經在成立此委員會的法案中確定：我們要設法獲知中國的經濟政策對美國國家安全有何影響。民主黨議員特別懷疑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用意，以及主張自由市場人士經常說的“貿易必然會促使中國民主化”的說法。

委員會主席和我都聽取中央情報局的簡報，簡報強調兩點，不幸事後證明都大錯特錯：第一，中國正朝自由市場經濟前進，將會出售所有的大型國有企業；第二，中國沒有機會在經濟上超越美國，即使真的超越——就說在 2100 年超越好了——屆時中國也將是自由市場、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至少按照《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鼓吹、當時頗流行 的“防止衝突的黃金弧形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確實會這樣。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凌志汽車和橄欖樹》（The Lexusand the Olive Tree）提出這個理論，聲稱“國內都有麥當勞的兩個國家，相互不會打仗，因為它們都有麥當勞。” 接下來我們要飛到北京，訪問中國官員。

我們搭乘的波音 747 民航機幾乎是空的，空姐神色也很緊張——這是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美國人擔心害怕是對的，但是他們擔心的對象卻錯了。他們應該更擔心我們正要飛去參訪的國家。

中國在 1950 年代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它當時的人均 GDP 還不如歐洲和美國在一八二○年代的水平，當時歐、美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即使到了 1975 年，中國的人均所得還排在全世界最貧窮之列。然而，短短幾十年之內，中國的經濟狀況巨幅改善。中國的增長很快就迅速增長為美國的五倍。

2001 年，各方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兩位數的增長率無法持續下去。我們收到的中央情報局機密簡報，反映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做的評估。美國對中國經濟的評估幾乎全都悲觀。大家都說，中國的勞動力既貧窮、教育程度又低。相對於它的人口規模，中國的本土天然資源不多。它依然深陷於過時、破產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當中。數十年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沒有幾個企業家。政治官僚根本不懂現代商業行為或有效的經濟管理知 識。

一般認為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不可能持續數十年之久。西方沒有任何大國有過如此高的增長率，即使處於工業化巔峰的美國也不曾有過。一般認為更遲緩的年增長率無可避免。中央情報局某位經濟學者後來向我道歉：“我們的模型錯了。”

今天，對於中國崛起的假設已經完全反轉。沒有一家嚴肅的金融機構會相信中國將長期小於美國的規模。根據許多著作的流行說法，中國的增長是經由“摸着石頭過河” 實現的；這是鄧小平經常對外國訪客講的一句中國諺語。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並沒有一套全面的戰略計劃，只是邊做邊試驗，幸運找到可行的方法。中國領導人經常用這句諺語解釋中國近乎神跡的經濟崛起。然而，這種見招拆招、隨機應變的理論只是部分真相。事實上，它巧妙地化解掉批評，保護中國發展策略真正起源和目標的秘密。

談到實現全球經濟霸權，鄧小平借古代道家哲學的“無為”精神，也就是“借力使力”。

鄧小平務實地體會到，在 1944 年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所訂定的二戰之後全球經濟秩序中，光靠馬列主義教條是不夠的。要趕上美國及其他高度發達的國家，中國需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從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取得貸款。中國的這些企圖，西方各國政治、政府和企業領袖無不全力配合。

中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願意接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嗎？美國政府許多人不無疑慮。因此，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足足花了十五年的工夫，而且它簽訂的新會員入會協定規范最為詳盡——比如，與前幾年印度的入會協定相比形成強烈對比，後者沒那麼多嚴格要求。中國知道，“入世” 可以帶來極大好處。但是美國人會讓它加入嗎？

中國在 2001 年“入世”時，同意接受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會員國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影響其國有企業。可是，中國並沒有遵守承諾。中國所有的國企都為國家目標效力，而非反映市場需求；而且共產黨也肆無忌憚指示國企做投資。假如某家中國礦業公司奉命在阿富汗或安哥拉開礦，以擴張中國的政治足跡，它即使虧本賠錢也必須全力以赴。我稱之為李小姐的中國變節者，從她接觸的秘密會議搜集到一些詳細的實例，告訴我們從 1995 年至 2000 年，中國是如何造假以說服美國國會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為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路。李小姐揭露，中國領導人的策略是不怕一萬隻怕萬一，盡全力協助支持中方的人士，並掩蓋泄露他們有重商主義經濟策略的信息。他們推斷，如果美國國會發覺在可預見的將來——即使不是永久——休想有自由市場，就不會獲得表決支持。他們發動一項宣傳和間諜戰，其精細程度沒引起美國情報圈任何人懷疑。她詳細說明中國如何研究美國的政治斷層線，充分利用美國外交政策圈內的派系分歧，利用毛澤東在 1930 年一篇分析政治歧異的舊文章做為參考指南。中國當時發出來的關鍵信息是，逐步淘汰國有企業、陸續推出自由市場政策、不會操縱人民幣匯率、不會累積巨大的貿易順差，美國的創新和知識財產當然會受到尊重。以上全是世界貿易組織要求會員國必須遵守的規定。此外，在辯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中國倡議（China Initiative）”未能說服克林頓總統在交涉中附加條件，以影響兩、三千名中國政治犯的命運。

最終，美國眾議院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以 237 票贊成，197 票反對，表決通過美中貿易正常化。參議院在 9 月 19 日跟進，以 83票對 15 票通過。中國施展無為與借力使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向西方獲取技術開發股票和債券資本市場、共同基金產業、年金、 主權基金、貨幣市場、引進外資、國際主義的中央銀行、房屋貸款和信用卡，以及處於萌芽的汽車工業，這些全都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民營公司的積極參與指導。同時，共產黨若沒有故意視若無睹，也會公然批准和鼓勵目無法紀的秘密活動去竊取技術和西方的知識產權。仿冒成為占中國 GDP8%的重要經濟活動。林毅夫是中國資深經濟顧問，2008 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通過他的作品和演講（有許多是英文），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經濟戰略的出發點。他的可信度無懈可擊。

我 1971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學習兩年時就聽過他的大名，當時他當選學生代聯會主席。十年後，他叛逃到中國大陸，進入北京大學取得政治經濟學碩士，再到芝加哥大學深造並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林博士回中國後，是中國如何改造其蘇聯式國有企業的重要顧問。

林毅夫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描述十分驚人：鄧小平說市場經濟是中國競爭力計劃的核心，這個說法長久以來過度簡化中國繁複龐雜的戰略。林毅夫就中國經濟戰略寫了三本相當坦誠的專書，聲稱這些戰略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中國古代歷史，一是世界銀行。這些論點至少得到其他一位叛逃者的證實。這位人士對世界銀行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細節，也說明美國的自由市場派人士如何詭異地提供借鑒，而中國利用它們來鞏固其重商主義作法。林毅夫的觀點，即中國是有大戰略，與中國最權威的美國問題專家王緝思的觀點南轅北轍。王緝思是牛津大學博士、某家位於北京著名的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他和鄧小平一樣，經常主張中國沒有大戰略，過去三十年就這樣跌跌撞撞地走過來。王緝思於 2011年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專欄文章（中國追尋大戰略）（China's Searchfora Grand Strategy），主張任何人堅稱中國有戰略就大錯特錯了，有可能是他們別有用心的反華動機的產物。同樣地，鄧小平直到 1997 年逝世之前對還對訪客說，中國沒有通盤的經濟戰略。1983年，世界銀行行長奧爾登•W•克勞森（A.W.Clausen）訪問中國、拜會鄧小平。他們兩人秘密協商好，世界銀行將派一組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展望未來二十年，建議中國如何追上美國經濟的方案。在這段期間里，世界銀行對外發布少數報告，含糊地提到中國需要走上自由市場經濟。私底下，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卻提出不同的建議方案，它們說明中國如何能夠超越美國。很顯然，世界銀行並沒有建議隱瞞意圖並假裝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它是中國自己決定的誘敵戰略。

1985年，世界銀行團隊秘密地指出，中國可在2050年以前趕上發達國家。要達成此目標，中國需要維持每年至少5.5%的高增長率。過去只有日本曾經像中國一樣經濟落後、卻奮起直追趕上美國及其他開發國家的先例。世界銀行建議，中國若實行某種策略，或許可以追上。沒有其他國家嘗試過，但有些國家試行過一部分辦法。世界銀行指出，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中國若能做到生產力提升——特別是透過研發科技——再加上抑制人口增長，這個大膽的目標可以實現。世界銀行私底下提出六點建議，但它沒有向外界公布，這是因為銀行做了政治上相當敏感的決定，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方法，而非誠心支持真正的市場經濟。第一個建議是，在1985 年之後20年，中國需要改變其出口組成，逐漸增加工業產品的比例，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第二，世界銀行警告中國領導人不要過度向外舉債。第三，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警告說，中國應該鼓勵外人直接投資僅限於高科技和現代管理技術領域。第四，將外資和合資企業從經濟特區推廣到更多地方。第五，分期淘汰外貿公司，讓每一家國企自設外貿部門。第六，應該定期制訂全國經濟的長期架構。到了 1990 年，世界銀行派駐在外最大的參謀團隊就在北京。中國沒有對外透露世界銀行的幕後角色，但是對這個國際機構的建議幾乎是書聽計從、照單全收。彼得•哈洛德（PeterHarrold）是世界銀行駐北京首席經濟學家，對 1984 年研究甚深的華而誠是他的助手。多年後有位中國副部長告訴我，華而誠是中國經濟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中國經濟學圈子外名氣不大。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聽過華而誠這號人物。*蘇聯崩潰之後，中國經濟學家辯論是否該仿效俄羅斯和東歐的例子，把國有企業快速私有化、解除物價管制。雖然美國官員當時不知道，有些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國官員想遵循俄羅斯的私有化模式。中國再度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已錯失辯論，坐視中共兩位領導人因改革派主張遭到罷黜。然後，美國決定不支持流亡巴黎的中國異議人士。克林頓總統顯然根本不知道有這個辯論的存在—中國究竟該走向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還是成立許多政府控制的公司，讓它們從事偷竊技術、仿冒和搜集情報，以便勝過美國？

如果我們早知道，明智的話就該支持那些要走真正自由化道路的人士，但是比較強硬路線的聲音，如日後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這一派勝出。周小川早早就與世界銀行結盟，對中國的馬拉松戰略貢獻很大。我們後來才知道，1991年蘇聯崩潰後，有些有影響力的中國政治人物想走俄羅斯的改革模式。我們當時可以支持這一派人士，而反對周小川這一派。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有此一秘密辯論。

周小川不打算進行私有化和政治改革。

他和他在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中的盟友建議維持黨對增進國企獲利策略的控制。周小川替世界銀行寫了一份機密文件，詳述他摒棄西式市場導向經濟及俄國、東歐改革正面經驗教訓的計劃。周小川和世界銀行中國部門負責人哈洛德連手設計一套新策略，以改革中國低效率、組織混亂、經營散漫的國有企業。

它們負債累累，得靠政府控制的銀行體系直接融資而存活。他們的整個思想就是保住這些國有企業，把它們改造為“國家領軍企業”，這是前人從來沒試過的事情。

經過仔細研究後，中方和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決定不搞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們共同決定，最穩定的經濟成長道路是維持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及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的壟斷。他們摒棄私有化有一部分理由是，他們估計中國工業國企總值為人民幣兩兆元，而全國人民總儲蓄估計僅有一兆元，因此中國人民根本不可能投資、成為國企所有權人。中國因此不採取蘇聯式國企私有化的道路。農村也不會有私有財產。即使到了 2014年，中國6億農民也未擁有自己的土地。

茅於軾 2013年獲得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頒發的 2012年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 ty）時，揭露這段辯論的部分內情。

如果美國官員早知道溫和的自由市場派和鷹派之間有這番衝突，或許華府會有不同的政策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