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傅斯年：历史学家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清顺治时的第一位状元，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傅斯年自幼聪颖，熟读儒家经典，以“傅圣人”而闻名乡里。后在其父弟子《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资助下，赴天津读中学，并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就读。三年后转入北大国学门继续攻读。在同居一室的好友顾颉刚的引荐下，认识刚入美国回国执教的胡适，乃终身追随胡适，俩人成为亦师亦友。

在校学习期间，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陈独秀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同罗家伦（注1），杨振声（注2）等同学创办《新潮》杂志，追随《新青年》，与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等办的《学衡》大唱反调，猛烈鼓吹与传统文化思想不同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开始在中国文化界暂露头角。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更是以北大学生领袖身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而扬名天下。

1919年夏，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留学欧洲。先到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为追随陈寅恪，俞大维（注3）两人，于1923年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从此，三人结为莫逆之交。

1926年9月，傅斯年从德国回国，即获主持中山大学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任教于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系两系主任，从此同朱家骅在工作和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在傅氏主持文学院期间，罗织了罗常培（注4），顾颉刚，杨振声，汪敬熙，何思源（注5）等著名学者，更是邀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Shirokogorov) 等国际学界名流来校任教，使中山大学声名鹊起，威望日隆。同时开始与顾颉刚一起筹备中山大学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次年蔡元培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经过傅斯年的游说，最后蔡氏决定增设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在广州成立（简称史語所，注6），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第一任史語所所长。随后傅延聘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注7），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1934年5月又增设人类学组，由吴定良任主任。

1931年起，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此时史語所已迁至北平，注 8）。抗战期间因所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由傅氏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不顾个人安危，留守南京，组织指挥中央研究总办事处以及各研究所内迁至武汉，长沙和重庆，后又陆续再迁至桂林和昆明等地（注9）。

1940年9月，应代院长朱家骅之邀请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因身体健康原因，于1941年12月辞去此职。

史語所在大陆期间的主要成绩是：

一是从1928年至1937年，连续主持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商代殷墟考古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出土，开创了中国考古事业历史性的先河，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四川，云南等地，发掘了云南仓山耳海新石器时代古迹遗址和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同时也培养出了吴金鼎（注10），夏鼐（注11），曾昭燏（注12）等三位中国第二代杰出考古专家（此三人均师承伦敦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叶兹教授）。

二是通过前清遗留下来的大量内阁档案（注13）的研究整理，对明清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三是收集整理民间方言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将各省各地的方言制作成录音资料保存。

四是在人类学组成立后，在吴定良，凌纯声和芮逸夫等学者的组织下，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广泛的调查，并动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地考察拍摄，最后录制成影像资料加以保存。

五是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术研究专家，如后来在台湾当选为院士的劳幹，凌纯声，陈槃，周法高，高去寻，严耕望，屈万里，石璋如，芮逸夫和王叔岷，逯钦立（注14），和王铃（注15）等。

六是在1949年初，将整个史語所全部文物，历史档案资料和设备搬迁至台北。研究人员中除梁思永，吴定良，夏鼐，郭宝钧，丁声树（丁本已决定赴台，后遭夫人反对而未成行），曾昭燏，王振铎和逯钦立八位外，其余人员均一并迁台。从而保持了中央研究院人文历史研究的元气。（从这一点，也可见傅斯年治所有方，驭人有力，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

至1948年，史語所已是中央研究院内举首缺一指的第一大研究所，全体人员达84人。真可谓大师云集，新星纷呈。更是涌现出了傅斯年，陈演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赵元任，李方桂，吴定良共八位第一届院士。后来又有劳幹，凌纯声，陈槃，周法高，高去寻，严耕望，屈万里，石璋如，芮逸夫等九位研究员分批当选为院士（注16）。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