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祖：皖南事变的罪责

“一贯的阳奉阴违，右倾机会主义，不服从中央”的错误。这是1941年1月15日，在“皖南事变”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的决定加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罪名。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人，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经中共中央的同意移师北上。6日，部队行至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遭8师之众的国民党军袭击，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副官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新四军遭受如此重大损失，项英作为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有责任。首先，对形势的分析不准确。如：毛泽东1940年11月12日来电中称：“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後12月14日的中央来电认为：“蒋介石为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其次，要求一变再变。开始叫快点走，後来又叫项英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12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中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同时也提醒项英，要注意防范遭受袭击和损失。

项英为了规避陷入危险境地，选择了先南下茂林，然後绕一个大圈子去苏北的路线，是因为走苏南转苏北的路线被国民党当局否定了；另外，如果直接由云岭北上通过日军长江封锁线而进入皖北桂系地盘，在军事上风险极大。因而不得不下决心先南下，绕过横阻在其东进苏南路上的两个国民党正规师，再渡江至苏北。结果，正好误闯进了正在南面集结起来，刚刚部署到位，准备限期一到就压向云岭，逼迫新四军军部渡江的顾祝同第三绥靖区部队的封锁线。

事变结束的第二天，在许多情况不明，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的状态下，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严厉批评项英自抗战以来就与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後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中共中央因而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和袁国平身上：“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落网”。後来，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竖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认为:“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项英对待党和军队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讲项英怕去敌後和反对北移都是没有根据的。项英在皖南事变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整个说来，项英还是顾大局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讲，中央对放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对国民党的阴谋也估计不足，还低估了在江北曹甸打韩德勤部对皖南的影响，以及不能无视确实存在的客观困难，等等。《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第四项为：以後要“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结果却一拖就是80年，直到如今。（和西路军还没完全失败就定性张国焘逃跑主义如出一辙。张当时并不在西路军中。）

项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24日）是1922年参加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之一，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1年1月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在红军长征以後，项英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和新四军的主要创建者。这些业绩在“皖南事变“後的数十年中，均极少提及。（项英最大的错误是反对毛江结合，属干涉他人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