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步兵連參加1983“嚴打(zt)

1983年嚴打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見公布。目前僅見的公開數字，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的記載。該書提到，1984年10月31日，《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第一戰役總結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記載，在第一戰役中，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24000人，“這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紙電報召回部隊，匆匆趕回駐地時已是晚上9點。連隊通信員張付申在火車站口接我，他告訴我無須再回營區，連隊就在市內某中學集結，要幹什麼不知道。那時我是步兵連長，駐扎在豫晉交界處的某市郊外。

連隊官兵荷槍實彈集中在學校的大禮堂里，此外還有數十名腰挎手槍的警察和大都是婦女的居委會主任們。指導員萬海峰把我拉到一邊，翻開記事本對我說：連隊要參加今夜統一時間開始的“嚴打”行動，在市區西北部3個街道辦事處的地域內執行抓捕任務，何時行動要等統一的號令。指導員還告訴我，連隊是在晚飯後用遮了篷布的卡車運送到這里來的，除了火箭排留守營區，3個步兵排都來了。

八十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沒有明晰的套路，在老百姓看來，改革開放就是聯產承包、恢復高考和知青回城，還有倒爺、交誼舞和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這些事兒讓文革結束後的中國顯得有點亂，而流氓尋釁、盜竊搶劫等事端漸多，則讓百姓頗有怨言。事情到了這個份上，國家自然會有些舉措，不允許小蟊賊紛擾共和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於是就有了隨後的嚴打。按當時的說法：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而且要“從重從快”。

行動之前，全部人員被編成30多個小組，每組由兩名軍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會幹部編成。公安機關已經事先擬好了抓捕名單。

因為抓捕行動呈網狀，各小組按預定方案分頭行動，所以連排長們都被分在了小組。我和三班長李彪、片警老張、居委會余主任（女）編成一個組，負責抓捕一條小街里的3個“壞人”。這些壞人現在看來大都是些打罵鄰居、偷雞摸狗或幹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但是在30多年前黑白分明的中國，這些人和事是不能被容忍的。

午夜零點，學校大門像閘門一樣打開，數十個軍警民聯合抓捕組魚貫而出，無聲地消散在豫西北這座城市昏暗的街燈下。街上行人極少，對軍警的秘密集結和出動，市民們渾然未覺，抓捕的消息被鐵桶一般密閉着，軍警從天而降，所有的“壞人”都是一臉迷茫，沒有提前獲知消息而逃離的。

我們小組抓捕的第一個人是住在四合院裡的中年男人。居委會余主任上前敲門，男人披着衣服罵罵咧咧走到院門口拉開門閂，看到荷槍實彈的軍警，驚訝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說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學習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個家長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時也都熟識。中年男人顯然是見過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靜下來，說回屋裡拿件衣服就跟你們走。我很擔心這傢伙翻牆跑了，余主任卻說沒事兒，張警察也倚在門框上悠閒抽煙。我問張警察這人犯的是啥罪，張警察說是投機倒把罪，“從南方倒騰了上百台收錄機，吃了豹子膽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來，一個女人跟在後面嚶嚶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長從挎包里取出麻繩把上前把男人的兩臂從身後捆住，這下男人知道事情鬧大了，跳着腳嚷嚷，女人也哭得更響。警察呵斥一聲，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長都是在越南打過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裡十分別扭，這哭哭啼啼的活兒計哪裡是當兵打仗的人幹的嘛？可那時候武警部隊剛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動人手也不夠，於是這鴨子上樹的活兒只好由野戰軍來幹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個結婚不久的年輕人，和人打架時傷了對方，派出所已經做過處理，但是趕上了嚴打，還要再抓。居委會主任上前叫開了門，沒開燈的屋門裡面站着個年輕女人，等張大眼睛看清了門外的軍警，女人就喊叫起來，同時火速關門。還是張警察有經驗，在門要關上的瞬間搶上一步，用腳卡住門邊，兩手使勁往裡推，女人從裡面死死抵住。就這麼短短幾秒鍾的工夫，屋裡的男人跳後窗跑了。

門被推開，軍警進了屋，不大的房間里散發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後牆上的窗戶開着，床上被褥紛亂，床頭還貼着個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麼辦好，眼下這屋裡屬我官兒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戰軍只擅長處理敵我矛盾，對跳窗戶爬牆頭的事兒完全外行，於是我就問張警察這樣的情況你們公安會咋辦？張警察說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帶回去，否則不好交代，再說這女人幫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麼。

其實看到剛才的情景我還是些惻隱之心的，人家剛結婚，棒子不打鴛鴦嘛，我甚至都想裝聾作啞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亂應付幾句也就糊弄過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門邊，沒有一點驚慌膽怯的樣子，大義凜然地猶如革命志士，我們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國民黨特務，於是心生厭惡沒再說話，張警察就把女人帶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個30來歲的慣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專吃窩邊草，招惹得左鄰右舍不待見，屬於不抓不足平民憤的貨色。在軍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兩手讓戴手銬。這讓我們有些尷尬，因為出發前公安分局就說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銬根本不夠使，只備了些麻繩發給各組，有粗有細，酌情使用。三班長上前用細麻繩系住小偷的兩個手腕，張警察大聲說“劉三兒！進去蹲幾天就出來啦，路上別他媽的想歪點兒逃跑，跑了事兒就大啦！”小偷連說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門時，牆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傳出一個老女人的哭聲，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說你們不讓他偷俺娘兒倆不得餓死麼？你們政府好歹給他找個事做他還會去偷嗎？張警察這些場面見得多，面無表情地把流淚的小偷推走。走到門外，我對三班長說把發的兩袋麵包留下一袋，三班長說給了她我們吃啥？我說跟着連長還愁沒吃的？兩袋都留下！三班長就照辦了。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點鍾了，滿院子的壞人都被從身後捆着雙手，盤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時發出“俺要拉尿”的怪叫。不遠處的一棵樹下，姿勢古怪地立着一個人影，仔細看竟是張警察先前帶回來的“革命志士”。只見那女人兩臂抱着碗口粗的樹干，兩手在前邊合攏戴着手銬，臉貼着樹干，不哭不叫，就那麼抱着樹站着。我問張警察為什麼把人這樣銬着？張警察說其他都是爺兒們，就這一個女的，不知道該把她擱到哪兒好，又說男的都是用麻繩捆住，給她找個手銬帶上算是照顧了。

天快亮了，各路人馬按約定時間把抓捕的壞人陸續押到全市最寬敞的主幹道上，然後排隊向南郊走。市民還沒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糞工、環衛工呆立在路邊，怔怔地看着被捆綁着的人流緩慢走過。這支隊伍有多長，直到天亮後我才領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滿了驚詫的市民，汽車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報關於嚴打的社論。馬路正中，壞人們統一被從身後縛住兩臂，前後間隔一米，用麻繩串成一路縱隊緩緩行走，兩邊是持槍押送的軍警。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後望去，竟然望不到隊伍的首尾，你想想這個隊伍會有多長？而這只是個不到50萬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陽高高升起，壞人們被押送出城，野戰軍收兵回營，後面的事情交給公檢法們來做。大街上有人開始放鞭炮，那是市民們回歸平安的心理釋放。大混混們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們縮在窗簾後面倒吸着冷氣：今後要規矩一些了。

嚴打之後的幾年裡，常聽人說抓捕行動的那天夜裡警笛轟鳴槍聲大作云云，我想那多是以訛傳訛。我所在城市的抓捕之夜，自始至終沒有聽到一聲槍響、一聲警笛，從傍晚軍警集結直到天亮事畢，市民安睡，月落日升，一切都在夜暗和靜謐中悄然完成了。

問題在於，那麼多的壞人都被弄到哪裡去了？流傳的說法是“內地監獄裝不下，弄到大西北勞改去了。”作為軍人我不知道壞人們去了哪裡，但個別“罪大惡極者”的去向我卻明明白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時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燈號了，營部卻打電話叫我去過去開會，團、營領導和作訓、軍務股長都在場，他們是來布置明天的警衛任務的。過去年代由野戰部隊擔任駐地警衛任務也是常事，我們連隊是軍委命名的“英雄連”，深得上級信任，曾為中央領導來駐地視察擔任警衛任務，而且是內層警衛，我想這一次同樣如此吧。

但本次任務卻出乎意料：我連明天只是在本團靶場執行外圍警戒。

一個荒郊野外雜草叢生的輕武器射擊場，平時打了靶就走，連個看場地的都不留，為什麼卻要我們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圍？剛張嘴問了一句，副團長就沉着臉說“別多嘴！回去把彈藥發下去，三點半開飯，吃完就出發！”

發完彈藥後打了個盹兒就開飯，然後連隊官兵全副武裝，默默向6公里外山腳下的靶場走去，副團長和作訓股長已經在那裡等候了。直到這時他們才告訴我：要在靶場槍斃罪犯，一次槍斃十多人！

這就讓人驚詫了。過去槍斃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個河灘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與部隊無干。這次為什麼偏偏要用部隊靶場來干這檔子事？而且一次就槍斃十多個罪犯？弄得陰魂不散，以後打靶還能打得准嗎？

副團長說這是上級決定的事情，不該問的不要問。又說可能是出於安全保衛的考慮吧，你想這麼多犯人一起槍斃，會不會有歹人結伙劫法場？哪還有比部隊靶場更隱秘更合適的啊？

離天亮還有個把小時，黑森森的靶場陰風吹襲，發出狼嚎般的嘶鳴。我把班排長們攏在一起交代任務：先把靶場拉網搜尋一遍，爾後每隔20米放一個哨位，士兵子彈上膛，背向靶場，持槍朝外站立，9挺機槍架在靶場四圍的制高點上。天亮後又來了兩卡車的警察，手持微型沖鋒槍，在警戒圈內又圍了個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來就是只兔子也很難竄進去靶場里了。

上午九點時分，遠遠看到幾台吉普車和幾台大卡車沿着不寬的土路逶迤駛來。煙塵滾滾，警笛不鳴，像條無聲的土龍在游動，直到行至靶場里邊，車隊停下，才猛然間全部鳴起警笛，頓時山呼海嘯般的轟響。數十名戴着墨鏡、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從卡車後廂跳下來，接着又推下十多個五花大綁、後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隨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陣爆響。定睛再看時，武警已匆匆收槍跑步上車，呼嘯着警笛絕塵而去。

這一切都是風馳電掣般地完成，直讓我們這支對越作戰的英雄連隊遠遠看得發怔。原以為會像電影里的情節一樣，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場，擺布成一排，驗明正身，舉槍發令，還會有人臨終前呼喊些什麼，或是發生些意外„„可是什麼都沒有，絲毫不具戲劇性，眨眼之間一切都結束了。熱兵器時代的特殊時期，生命的終結變得如此簡單而明快。

靶台上，平時放置標靶的地面上橫七豎八撂倒着十多具屍體，這次倒下的不是人體形狀的標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縮着的，有的還在抽動，有的還在鼓着胸腹奮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綁的繩索掙開。近距離俯視一息尚存的人體，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8克重、只是把塑膠標靶戳一個小洞眼的子彈頭竟能製造如此慘烈的情景。

一個同樣戴着墨鏡、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驗屍。法警左手持一根細長金屬棒，在屍體上撥撥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槍，對尚有氣息的軀體“砰砰”補槍，神態從容熟絡，就像菜農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蘿卜。

刑場上的屍體和戰場上完全不同。戰場中槍而亡者，因射距較遠，至少還保持着人的模樣，面部還完整。而刑場上的屍體全是槍口抵近後腦射擊，彈頭巨大的侵徹力把人的頭顱擊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腦漿像是拋灑的豆腐濺落在靶台上，東一塊西一塊，雪白而血紅。空氣中瀰漫着濃郁而純粹的血腥氣，讓人不願在此多呆一秒鍾。

我和通信員張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幾眼就匆匆走開，沒打過仗的通信員大口大口地嘔吐。迎面有兩個排長走來，也想上前看看，我堅決地攔住了他們。他們都是上過戰場的，我知道他們並不害怕，我擔心的是他們以後帶兵來打靶，成績會下降。

遠遠回望靶台，幾個殯儀館的師傅在用寬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裝屍體。隨着殯葬車緩緩開出靶場，軍警撤銷警戒，一切都結束了，一場為後人褒貶不一、充滿爭議的“嚴打第一戰役”就此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