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燕子那一代与中国式民粹

邢燕子是一个时代的一群人的一种精神的样板。  董加耕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知青。 还有一位国家级的知青姓周，事迹在山西，名字已经不记得了。这是50年代的一批。当时，万里，赵树理等官员也把子女送下乡。

六十年代我们市内有一位知青方玉，原名黄方玉，父亲是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学习邢燕子，弃考务农，父亲反对，他就改名方玉，坚决下乡务农。

当时我所在的中学也有一位选择方玉道路的学生，姓潘，比我们高一届。他表示学习不是为了考大学，决定毕业后弃考务农，复习期间坚持上课，升学考试那一天一个人在校园散步，为高考同学打气。记得他那一年，全市高中有72个学生弃考务农，地方报纸头版报导他们的合影相片，标题为“72颗火热的心”。

高中每年有两周下乡务农，最后一年到郊区我校有毕业生的乡村，和他们日夜相处。了解他们生活艰苦，食物都不足，表示要靠精神食粮。

那年还有一批毕业生去新疆，唱着“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花，远方年青人，塔里木来安家”而去，在校门口目送他们上卡车的印象还在。现在大陆的名作家易中天应该是同期去新疆的知青。

文革中我们这一届大部分都当了知青，是潮流所迫，没有多少老知青理想主义。  下乡路过方玉插队的县城，大家还纷纷打听他的情况。

文革期间老知青都比较左，很多人是造反派头子，比如董加耕。我在政府工作时，长官原是董那一地区的领导，接见过他。以后一直关心董，听说他50多岁还是单身，工作也不好，老长官还过问了一下。

邢燕子还好，一直是劳动模范待遇，文革后当了县长。

知青是前30年涉及几千万人的现象。随着一代人老去，将淡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