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案件看大陆资本扩张的魔爪

习近平最近呼吁研究新时代的资本论，因为引进资本主义改革40年，总量增长的同时，新资本家如科技公司进入垄断阶段，开始向社会全面扩张，危及政治制度的稳定。  

知网知名度极高，以通俗全面吸引大众，但实际上一扩张为知识资本大鳄，北大和科学院等国家级学府都被剥削，无法负担。

近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展开立案调查。

2015年到2022年，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先后宣告，因知网价格连续大幅增长，涨幅和价格已经达到学校图书经费“无法承受的地步”，只能暂停知网数据库的使用。

2019年2月，江苏大学生刘某将知网告上法庭，因知网充值条款规定个人用户最低充值限额为50元，而其所需下载的单篇论文仅为7元。法院审理后，认定中国知网设置的最低充值规定以及退款需收手续费的规定无效。

2021年12月，中南财经大学的一教授向知网提起诉讼，称知网未经其授权擅自收录了他的100多篇文章，且从未向其支付过稿费，最终知网被判定赔偿赵德馨教授70多万元并为此公开道歉。

2022年3月，浙江理工大学某副教授以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已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2022年5月，中南财经大学有教授也选择维权，法院判决知网单篇文章赔偿周秀鸾2100元到2400元不等。

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国内学术数据库中规模最大的营利性数据库，其收录了95%以上的正式出版的中文学术资源，其中独家授权的期刊资源占总量的43%并多为核心期刊。

知网所收录的学术文献资源远超过维普、万方等其他数据库运营商。这种显著的产权优势，由此使其获得了极高的市场份额。

同时，囿于高校的科研学术需求与知网所提供的论文查重服务，各高校不得不每年斥资购买知网服务并被迫接受其无限度的连年涨价，这使得知网具有极高的用户依赖程度与对销售市场绝对的控制能力。

而知网作为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知网控制着学术知识的传播进程，已成为学术评价工作的组成部分。

在下游市场中除了高校等科研机构之外，还有另一重要群体——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作为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两个端点，知网发挥着连接两个端点的桥梁纽带作用。

经营者的行为明显限制了作者、读者甚至学术期刊的选择权，具有市场独断支配地位。

凭借着其不可动摇的市场支配地位，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知网长期对高校等科研机构实行远超其他学术数据库的过高定价，众多高校都曾因无力承担知网CNKI数据库“近千万”的服务费用而被迫停用。在原本就过高的定价之外，知网数据库的服务费用还连年疯涨；同时知网更是将其所收录的核心期刊独立于全体期刊进行单独销售，以牟得更高收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网支付给期刊和作者的不合理报酬，高额的售价与低廉的收录支出，使得知网迅速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仅2020年一年知网数据库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就高达近54%。

知网在定价存在着差别对待的情形，定价依据与定价规则十分不透明，在向不同地区的不同高校销售相同服务时，缺乏合理依据的差异化定价，典型的差别待遇行为。

知网还在销售过程中实施了搭售行为，知网在对外销售学术资源时普遍采取二八策略——在向高校等科研机构提供其所需要的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的同时，向其搭售高校可能并不需要的80%的其他数字期刊资源。面对“学术刚需”的迫切需求，高校等科研机构不得不接受知网的不合理搭售，被迫为不需要的期刊资源支付高昂使用费用。

知网在提供学术资源服务时设置了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知网限制单个用户在一定时段内的下载次数，并存在单个用户访问数字图书资源时排除其他用户同时访问的现象。同时知网还对消费者实行信息剥削，拒绝向高校等科研机构提供用户使用报告（包含使用数据、访问情况等），使得高校无法根据其过去的使用情况采取差异化订阅选择。

除此之外，知网要求上游学术期刊与下游高校与其实行独家交易。知网利用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与大量核心期刊达成“独家授权”协议，限制其不得与其他学术数据库合作，不得使其文章被其竞争对手收录。同时知网也存在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实施独家交易的情况，要求部分高校不得购买维普、万方等第三方学术数据库平台的相关服务。

最后，实践中知网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拒绝交易行为，例如在查重服务方面，知网仅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开展查重合作，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向个人用户开放学术不端检测服务。

数据库市场垄断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近年来，爱思唯尔（Elsevier）、Wiley、Springer等国际学术出版五巨头垄断了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的出版业务，控制了从期刊到学术数据库的全产业链，形成了大规模专业出版公司和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其垄断行为引发了国际学术界众怒。

以爱思唯尔为例，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商，旗下拥有2500余种期刊、包括《细胞》和《柳叶刀》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每年出版论文35万逾篇，同时还提供了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

2018年，爱思唯尔市值超500亿美元，营收近75亿英镑，归母净利润超14亿英镑，毛利率近40%。这种强大的市场势力给予了爱思唯尔在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个人议价时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大学平均每年要向其支付50至200万美元，个人下载一篇论文平均收费超过30美元。

极度不公平的高价和连年涨价行为引发了学术界的抵制浪潮，2012年英国数学家高尔斯（Gowers）发起“知识的代价”抵制运动并得到全球1.7万余名研究者的签名响应、2016年代表德国6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共同权益的DEAL联盟与其争取降价的谈判破裂并停止订阅、2019年加州大学宣布停止合作并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其研究论文

由此可见，中外普遍面临着学术数据库市场的反垄断重压。对爱思唯尔等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的反垄断工作实质上已然停滞，究其原因，在于围绕这些巨头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而一旦触碰到核心利益集团，则体制因素就会使反垄断所承载的政治、政策使命囿于繁琐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正义”中，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消费者诉求与社会公共利益关切。

因而，国外学术界不再寄希望于监管规制、不得不开展“自救”，比如在国际科学界“开放存取运动”（Open Access）中由黑客个人发起的、广受全球学者支持却屡遭学术出版巨头围剿的世界最大学术论文免费下载网站“sci-hub”。

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明确提出“这些（学术出版）基础设施的治理应该掌握在科学界及其机构手里，而不是在私营公司手中……国家监管机构和法律机构在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活动上的效力往往有限，但国际科学界具有集体潜力，可以对即使是最大的出版商的出版活动施加显著压力”

相比之下，知网垄断问题已经国家反垄断局加强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从知网的商业模式来说，不同于爱思唯尔等国际巨头彻底控制了上游生产环节、垄断了全产业链，知网不与论文作者直接接触、其内容主要来源于对传统纸质期刊的数字化转换并将完整的期刊分拆成一篇篇独立的论文，因此纸质期刊出版单位实际是相对独立的供应商、负责直接与论文作者接触；而这些纸质期刊出版单位大多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分散的事业单位，同时论文作者也大多处于公立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他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赚取稿酬而是获得科研体制认可，因此国家平衡各方利益、调动上游配合反垄断工作也易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