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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折戟沉沙铁未销 八.真相的探索8.4
送交者: ABSS 2022年05月23日05:24:0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4) 周恩来下令禁飞。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令全国禁飞,空中再有飞机就是敌机。周的安排可以理解为对林立衡报告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中南海”的防范措施,但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林彪回头的大门已经关上,他就算想回来,也没有可能了。

9月12日当晚,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前台贯彻毛的意图,代表中央处理了事件的全过程。据汪东兴回忆:(9月12日)晚上21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3、2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这说明,周恩来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掌握了林彪可能”动一动”的情况。那么周是怎么反应的呢?汪东兴回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9月12日晚上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舒云《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22时起中南海进入一级战备,说明中央是根据林立衡报告做了相应防备的。但北戴河方面,在周恩来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却是诡异的一片死寂。直到近23点,周恩来才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问山海关机场是否有飞机。在周恩来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有专机的情况下同时向吴李查问,已经颇有考验二人的意味了。果然,不明所以的吴法宪回复说山海关“绝对没有”飞机,周恩来则坚定地说:“还是要查一查”。(《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和时年堂、胡萍查证,发现山海关机场果然有专机,但胡萍谎称飞机有故障,飞不回来。这样低级的谎话当然骗不过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他当即决定:1. 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查明情况,后来又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协助”吴法宪;2. 打电话给李作鹏,指示专机必须四人同意才能放飞;3. 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4. 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坐镇.。完成这一系列安排后,周恩来亲自和叶群通话,查问飞机的事。电话中叶群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周恩来三言两语就听出来叶群在撒谎,而且很可能当晚就有行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奇怪的是,周恩来仍然没有指示8341部队阻拦或是控制机组人员,只是打电话让李作鹏控制飞机。

周恩来指示李作鹏控制飞机的电话很不寻常。9月12日晚上23点多,周恩来打电话给李作鹏:”专机的行动,要听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指示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鹏当时理解为四人其中一人指示就可以,并据此通知了山海关机场。李作鹏被隔离审查前,曾经将当时的电话记录整理后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原封不动退回,李作鹏当时以为周是认可自己这种理解的。但周恩来在1971年10月9日(当时李作鹏已经被隔离审查半个月),对电话记录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马克昌主编:《特别辨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页183)周的批示成为了李作鹏”篡改总理指示”罪状的关键证据。

周恩来如果真想控制飞机,完全可以直接通知山海关机场扣住飞机不准起飞,当时离256号专机强行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完全来得及。但是周恩来却舍近求远,通过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达了一个没法落实的指示。试想一下,如果专机强行起飞,这边四个人一个个打电话请示,等电话打完,飞机早就飞跑了。何况根据掌握的情况,除了李作鹏,周恩来并没有通知黄永胜、吴法宪这个“四人指示”,可见他并非真心要落实这条指示。有观点因此认为这个“四人指示”其实是个圈套,目的就是要把黄、吴、李等人绕进来承担“放跑林彪”的责任,为日后清洗军队林系势力做准备。

事后,李作鹏一直认为周恩来”四人放飞”的指示有问题。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0)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当时专机强行起飞,不要说”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李作鹏还发出了对林彪是拦是放的终极疑问:”当然,他(注:指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真拦’还是‘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792)

周恩来得知256号专机强行起飞的反应也很反常。根据李作鹏回忆: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7) 周恩来的反应让人感觉他丝毫没有觉得奇怪,仿佛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完全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反应和当时其他当事人都不同,很不寻常。

我们再来看吴法宪的回忆:(9月12日深夜)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吴法宪的回忆说明,周不但在256号专机起飞前三个小时就知道林彪可能当晚出走,即使在林彪座驾已经出发前往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李文普跳车后仍然有充分的时间控制飞机。吴法宪都能直接打电话找到潘景寅,周恩来更可以当机立断、命令潘景寅不准起飞,或者可以指示山海关机场紧急关闭、锁住飞机、放空燃油或者控制机组人员。遗憾的是,这些措施他一个也没有做,而只是通过李作鹏下达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四人放飞”指示。

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说法,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行政级别比他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林彪要“动一动”,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一点是实情,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汇报呢?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离中南海近在咫尺。面对林立果一伙人可能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的惊天阴谋,一向做事滴水不漏、周密细致的周恩来这次怎么突然胆大包天,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决定不阻拦了呢?这完全不像是周恩来文革中事无巨细、谨小慎微的工作作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收到林立衡汇报和确认山海关有飞机后,周恩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详细的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好了一切应对措施,这就解释了9月12日晚22至23点周恩来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

按照”阴谋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并未真心阻拦林彪出逃,而是欲擒故纵,通过制造恐慌、假拦真放,有意刺激对手采取行动,以便让林彪等人”充分暴露”,而后”自取灭亡”,那么林彪出逃就完全是意料之中,当晚发生的诸多奇怪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南巡讲话”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毛泽东要拿下林彪的决心,但林彪作为”副统帅、接班人”是写进了党章的,如果没有明显的错误就废除他于理不合,人心也不会服。毛泽东一系列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做法遇到林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本来束手无策,但咋咋呼呼、胸无城府的林立果、叶群等人沉不住气”动”了,毛自然巴不得这些人充分表演、自寻死路呢。

按照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的说法,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周恩来审时度势,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再加上周恩来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愚忠、想保持”晚节”的心态,导致周恩来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于是,周恩来站在前台,替幕后决策的毛泽东坐镇指挥、临机处置,成功实现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在关键时刻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

事后,毛泽东对于事件结局十分满意,以至于要为林彪之死举杯庆祝。邱会作回忆:9月15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说:“主席说了,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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