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周恩來下令禁飛。在256號專機飛出國境後，周恩來下令全國禁飛，空中再有飛機就是敵機。周的安排可以理解為對林立衡報告林立果”派飛機轟炸中南海”的防範措施，但也可以理解為中央對林彪回頭的大門已經關上，他就算想回來，也沒有可能了。

9月12日當晚，在毛澤東沒有直接出面的情況下，周恩來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在前台貫徹毛的意圖，代表中央處理了事件的全過程。據汪東興回憶：(9月12日)晚上21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過一會兒張宏又來電話報告說：林立衡還報告，她聽接林立果的汽車司機講，林立果是乘專機從北京來的，這架專機現在就停在山海關機場。由於林立衡的報告，周恩來得知了林立果是乘專機去北戴河，山海關停有專機的重要情況，馬上緊張起來。他安排其他人繼續開會，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一間小房子裡處理北戴河方面的問題。（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3､20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這說明，周恩來在256號專機起飛前三個小時就掌握了林彪可能”動一動”的情況。那麼周是怎麼反應的呢？汪東興回憶：“周總理這時又打電話給我，讓我立即轉告北戴河的張宏，讓他查一查，山海關是不是有一架專機，如果有什麼新情況，馬上向他報告。張宏很快答覆說，他已問過山海關機場，確實有一架專機，專機的機組人員正在休息，這個機場歸海軍管理。”

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9月12日晚上22時左右，部隊已經熄燈，鄔吉成也睡了，汪東興來電話，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你負責布置釣魚臺的戰備工作。戰備到什麼程度?汪東興說，一等，把部隊拉出來，布崗，設置路障，挖工事。鄔吉成一頭霧水，怎麼回事，演習還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馬上增派崗哨，門口布上機槍，挖好了工事，設置釘板之類的路障，阻斷了各樓之間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緊急狀態持續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舒雲《再探“571工程”之謎 林彪身邊有毛澤東耳目?》）

22時起中南海進入一級戰備，說明中央是根據林立衡報告做了相應防備的。但北戴河方面，在周恩來確認山海關有飛機後的一個多小時內，卻是詭異的一片死寂。直到近23點，周恩來才分別打電話給吳法憲和李作鵬問山海關機場是否有飛機。在周恩來已經掌握了山海關有專機的情況下同時向吳李查問，已經頗有考驗二人的意味了。果然，不明所以的吳法憲回覆說山海關“絕對沒有”飛機，周恩來則堅定地說：“還是要查一查”。（《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吳法憲和時年堂、胡萍查證，發現山海關機場果然有專機，但胡萍謊稱飛機有故障，飛不回來。這樣低級的謊話當然騙不過老謀深算的周恩來，他當即決定：1. 派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查明情況，後來又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協助”吳法憲；2. 打電話給李作鵬，指示專機必須四人同意才能放飛；3. 派李德生到空軍負責指揮；4. 派紀登奎到北京軍區坐鎮.。完成這一系列安排後，周恩來親自和葉群通話，查問飛機的事。電話中葉群支支吾吾、閃爍其詞，周恩來三言兩語就聽出來葉群在撒謊，而且很可能當晚就有行動。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奇怪的是，周恩來仍然沒有指示8341部隊阻攔或是控制機組人員，只是打電話讓李作鵬控制飛機。

周恩來指示李作鵬控制飛機的電話很不尋常。9月12日晚上23點多，周恩來打電話給李作鵬：”專機的行動，要聽我、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的指示才能放飛，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鵬當時理解為四人其中一人指示就可以，並據此通知了山海關機場。李作鵬被隔離審查前，曾經將當時的電話記錄整理後報給周恩來，周恩來原封不動退回，李作鵬當時以為周是認可自己這種理解的。但周恩來在1971年10月9日(當時李作鵬已經被隔離審查半個月），對電話記錄批示：“我說要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周注。”（馬克昌主編：《特別辨護》，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頁183）周的批示成為了李作鵬”篡改總理指示”罪狀的關鍵證據。

周恩來如果真想控制飛機，完全可以直接通知山海關機場扣住飛機不准起飛，當時離256號專機強行起飛還有一個小時，完全來得及。但是周恩來卻捨近求遠，通過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下達了一個沒法落實的指示。試想一下，如果專機強行起飛，這邊四個人一個個打電話請示，等電話打完，飛機早就飛跑了。何況根據掌握的情況，除了李作鵬，周恩來並沒有通知黃永勝、吳法憲這個“四人指示”，可見他並非真心要落實這條指示。有觀點因此認為這個“四人指示”其實是個圈套，目的就是要把黃、吳、李等人繞進來承擔“放跑林彪”的責任，為日後清洗軍隊林系勢力做準備。

事後，李作鵬一直認為周恩來”四人放飛”的指示有問題。李作鵬在回憶錄中說：周總理知道林彪要坐飛機”外逃”，為什麼提出”四人一起”的辦法？這完全不是他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這個問題，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只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足夠了，根本無須什麼四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頁790）按照李作鵬的說法，當時專機強行起飛，不要說”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擋不住。李作鵬還發出了對林彪是攔是放的終極疑問：”當然，他（註：指周恩來）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真攔’還是‘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頁792）

周恩來得知256號專機強行起飛的反應也很反常。根據李作鵬回憶：大約0點30分左右，我正準備給機場打電話，機場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當時接到的電話報告只有一句話：”飛機強行起飛了！”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十分鎮靜地”哼”了一聲，重複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回答：”西北。”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凌晨0時55分。（《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頁697）　周恩來的反應讓人感覺他絲毫沒有覺得奇怪，仿佛256號專機強行起飛完全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個反應和當時其他當事人都不同，很不尋常。

我們再來看吳法憲的回憶：（9月12日深夜）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在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里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里，潘景寅滿口答應。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點鐘。（《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吳法憲的回憶說明，周不但在256號專機起飛前三個小時就知道林彪可能當晚出走，即使在林彪座駕已經出發前往山海關機場、8341部隊大隊部門口李文普跳車後仍然有充分的時間控制飛機。吳法憲都能直接打電話找到潘景寅，周恩來更可以當機立斷、命令潘景寅不准起飛，或者可以指示山海關機場緊急關閉、鎖住飛機、放空燃油或者控制機組人員。遺憾的是，這些措施他一個也沒有做，而只是通過李作鵬下達了一個模稜兩可的“四人放飛”指示。

按照周恩來後來的說法，林彪當時是“副統帥”，行政級別比他高，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林彪要“動一動”，他是沒有辦法阻攔的。這一點是實情，但是他為什麼不去向毛澤東匯報呢？周恩來當時在人民大會堂，離中南海近在咫尺。面對林立果一伙人可能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殺毛主席的驚天陰謀，一向做事滴水不漏、周密細緻的周恩來這次怎麼突然膽大包天，不請示毛澤東就擅自決定不阻攔了呢？這完全不像是周恩來文革中事無巨細、謹小慎微的工作作風。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收到林立衡匯報和確認山海關有飛機後，周恩來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進行詳細的匯報，並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安排好了一切應對措施，這就解釋了9月12日晚22至23點周恩來沒有任何行動的原因。

按照”陰謀說”，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授意，並未真心阻攔林彪出逃，而是欲擒故縱，通過製造恐慌、假攔真放，有意刺激對手採取行動，以便讓林彪等人”充分暴露”，而後”自取滅亡”，那麼林彪出逃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當晚發生的諸多奇怪現象也就可以解釋了。”南巡講話”已經明確無誤地表明了毛澤東要拿下林彪的決心，但林彪作為”副統帥、接班人”是寫進了黨章的，如果沒有明顯的錯誤就廢除他於理不合，人心也不會服。毛澤東一系列敲山震虎、打草驚蛇的做法遇到林彪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本來束手無策，但咋咋呼呼、胸無城府的林立果、葉群等人沉不住氣”動”了，毛自然巴不得這些人充分表演、自尋死路呢。

按照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的說法，自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結束後，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極力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則放棄了這種努力，不再企圖左右逢源，而是明顯倒向毛澤東一邊了。周恩來審時度勢，非常清楚雙方的實力懸殊，林彪顯然不是對手。再加上周恩來內心深處對毛澤東愚忠、想保持”晚節”的心態，導致周恩來自覺地站到了毛澤東這一邊。於是，周恩來站在前台，替幕後決策的毛澤東坐鎮指揮、臨機處置，成功實現毛澤東的戰略目的，在關鍵時刻助了毛澤東一臂之力。

事後，毛澤東對於事件結局十分滿意，以至於要為林彪之死舉杯慶祝。邱會作回憶：9月15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汪東興說：“主席說了，要感謝林彪，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這件事情的開始和結束，都由他自己解決了，把問題全部處理好了。為林彪的死乾杯！”（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