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功利主義民族

被壓迫時支持民主

前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是劉少奇與王光美唯一的兒子，在文革前與父母住在中南海，過着紅色王子的生活。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王光美進監獄。劉源只有15歲，立刻被趕出中南海，無家可歸。後來也進過監獄，再後去山西接受勞動改造。1975年政策變化，他回城做了一名普通工人。1978年，劉少奇已去世、並且還是全國人民批判的叛徒和工賊，王光美還在監獄裡，但劉的老部下鄧小平已掌權。在鄧親自介入下，劉源進入北京師範學院。同年晚些時候，王光美被秘密釋放。1980年上半年，劉少奇被平反。之後中國政治出現短暫的民主曙光，北京市允許公民自主參選地方人大代表，於是劉源報了名。他在競選大會上充滿感情地談到自家的歷史、中國的未來、以及自己對民主的錚錚信念。他說：

“……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中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自己，起碼可以說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少。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顧自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慄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裡，不時地漂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一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裡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樣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裡塞點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裡的滋味。我咬着牙，一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着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一小時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地咬着牙，不使自己發瘋。為什麼？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一天。……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決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再經歷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剷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路有多長，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中國要民主，一定要實現民主！我願意打衝鋒，向封建殘餘勢力和一切惡弊宣戰，與特權決裂！”【3】

劉源的話引來在場所有人熱烈鼓掌，不少女同學落下感動的眼淚。

掌權時維護獨裁

劉家地位快速回升。劉源大學畢業，雖拿師範文憑，卻沒做過一天教師，直接去河南從政。然後王光美精心布局，安排劉源去拜訪中國最有權勢的鄧小平和陳雲等。劉源官職迅速爬升，很快做到副省長，成為紅二代里的領跑者。他下個目標是進入國家領導人序列，於是經常去北京，找父親曾經的手下、現在官復原職的各部委首長們，要工程與資金。他為河南爭取來一長串別人拿不到的基建投資項目，政績碾壓競爭對手，一度被看作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首選。

同期，劉家主動與毛家修好，因為王光美很懂，如果真否定毛澤東，也就否定了劉少奇，那麼劉源的前途也就沒了。劉家開始維護毛。劉源曾說，“反毛小丑們打着我父母的旗號反毛，其用心是險惡的！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千萬別上當！再說我父母從來沒反毛，對毛是很尊敬的”。當時毛家後代勢弱，劉家主動伸出援手，拉毛家人一起吃飯聊天等。國人都知道劉少奇被毛澤東迫害至死。為了劉源的政治前途，他們母子倆不計殺父殺夫之仇。

2013年，習近平就任中央軍委主席，標誌一人通掌黨政軍最高權力，中國進入新一輪獨裁。劉源作為重要的軍隊領導人，第一時間站出來擁護，連稱“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如果有人把此時的劉源與1980年的他相對比，很難不感慨他變成了他年輕時堅決反對的樣子。

劉源的例子生動地展示了一個值得國人警醒的現象。一個聰明能幹、受過良好教育、完全了解獨裁制度曾給我們國家與民族造成的惡劣後果、也熟悉民主競選事務、而且與獨裁制度有殺父之仇、信誓旦旦要獻身於民主的人，一旦掌權了，也會馬上跪拜獨裁。我們不得不深思，到底我們能信得過誰真的支持民主？為什麼中國民主化這麼難？問題出在哪兒？出路又在何方？

什麼是功利主義

粗看起來，劉源變了。但如果看得深一點就會發現，他其實沒變，只是處境變了，所以他心裡的盤算隨之改變。大學時他覺得民主對自己更有利，所以支持民主。進入仕途後他發現獨裁對自己更有利，於是支持獨裁。他的言行和政治觀點一直立足於自己的得失。

劉源曾回憶，大學期間他領到歷史教材，扉頁上還印着“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老師在課堂上批判林彪和“四人幫”時，也會批一下劉少奇。那時他是制度的敵人，被無情、無理地壓迫，低人一等。他當然痛恨這個制度，覺得如果民主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被尊重，他就會活得更好，於是他支持民主。

但是父母被平反後，劉源發現自己就是特權階層。制度越不平等，自己就越領先於競爭對手。如果民主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被尊重，自己的優勢就會縮小，於是他就不支持民主了。其實就這麼簡單，雖然當事人諱莫如深。有人講，在1989年六四運動中，劉源是體制內少有的懷柔派。這點值得肯定。但是他懷柔也是為了維護體制，不是為了幫助民主戰勝獨裁。他知道民主浪潮強大，不想體制被衝垮。

可見，劉源支持獨裁或民主，都只是“標”。追求自己功利最大化，才是他的“本”。我稱這種人生態度為“功利主義”。中文“功利”的本意是“功名利祿”，廣義為“物質好處”。本文中的“功利主義”取這個本意，指人把功名利祿、或廣義的物質好處，當作最高原則。有人把西方哲學中的Utilitarianism翻譯成“功利主義”。其實Utilit(y)意為“用途”、“效益”等，並非功名利祿。Utilitarianism本應譯為“效益主義”。本文中的“功利主義”與Utilitarianism無關，特此申明。

功利主義者看待民主如葉公好龍

劉源的處世原則並不特別。先看太子黨。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1960年代初被毛澤東指責為“用寫小說來反黨”，遭迫害，神經失常。他在1980年代復出，不久又與鄧小平產生矛盾，被長期軟禁在深圳，習近平與兄弟姐妹們都受到影響。習仲勛在晚年看透了制度，心灰意冷，要求子女們有機會都要“遠走高飛”，意指移民去西方國家，因為留在國內“說不定某天會受政治迫害，更不用說報效祖國”。所以習家子女紛紛移民海外。

再如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文革中被認定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遭受迫害。薄熙來的母親胡明在被批鬥期間服安眠藥自殺。直至1978年，薄家才在胡耀邦主持下被平反。王岐山屬於太子黨的旁系、女婿黨的一員。他的丈人姚依林是建國初期的高幹，在文革中也曾被迫害。王岐山本人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荒廢了青春與學業。他在1980年代曾熱情支持自由民主，擔任過自由主義叢書《走向未來》的編委。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圖1. 太子黨父母輩們也曾在獨裁專制下受苦受難，但是為了權力與利益，他們不想改變。

太子黨目前當權，其主要成員的人生經歷都與劉源大同小異，就是在早年家庭受體制迫害，他們嚮往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制度，於1980年代初期嚮往或支持民主。但是後來他們的父輩獲得平反、官復原職，他們成為體制里的貴族，依靠特權升官發財，於是在政治上轉向，擁抱專制獨裁。事實證明他們都是功利主義者，為了追求權與利，忘記自家與民族受過的苦難，背棄曾經的民主理想。

功利主義者支持民主，就像葉公好龍。在沒權時他們要民主，因為民主讓無權者得利。但當他們掌權時就發現，民主將制約自己、抬高對手的地位，於是他們就變成反民主。他們的最高原則是功利，不是民主。年輕時他們信誓旦旦掌權後將推行民主，只是因為他們還沒掌權。

不只這代掌權者如此，以前的也一樣。在1940年代，共產黨困獸猶鬥，也強烈支持民主。新華社發表過很多熱情洋溢的文章，大讚美國制度【2】。我們的老學長江澤民，在建國前是地下黨，嚮往民主、嚮往美國。1986年他重訪交大時還用英文大段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包括那句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許你覺得他們出爾反爾、說一套做另一套，是撒謊，但他們當初很可能自覺真誠。在沒有看到真龍時，葉公也真誠地覺得自己喜歡龍。

功利主義盛行中國

官場心態充斥中國精英層，功利主義是絕對主流，並非只限於太子黨。只因太子黨們從年輕時起就備受矚目，所以公開資料較多，便於我們回顧和討論。平均講，平民出身的精英，理想主義成分更少，更渴求官位與利益，比太子黨更功利。即使反體制的民主派也不例外。只要較真就會發現，他們也充滿功利主義。

當今活躍的民主派主流是1989年六四運動中的趙紫陽派，包括他當時的幕僚、支持者、以及這些人在大學生中的聯繫人。先看趙紫陽本人。他在民國時期加入共產黨，幫助推翻還有一些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建立完全沒有自由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後在歷次殘暴的政治運動中快速升遷。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並沒有表現出什麼自由民主精神。在六四運動之前，他與他的謀士們正在積極推動“新權威主義”，目的是把他塑造成新獨裁者，擺脫鄧小平與其他元老們的掣肘。只在他失勢之後，他才明確支持民主。支持民主總比支持獨裁好，值得肯定。但趙在自己被壓迫時支持民主、在掌權時追求獨裁，沒表現出與太子黨有本質區別。

民主派里的頭面人物，包括六四運動時活躍的學者與學生領袖們等，當年與趙紫陽同進退。在運動中他們高喊民主，目的是引領學生們支持趙。趙失勢後，很多這類人倒戈，著名的例子有畫家范曾、大學生肖建華、孔令東等。有幸逃到海外的，絕大多數人遠離民主運動，有的成了中共的線民。剩下為數不多的人繼續支持民主，應該被尊重，但他們互相爭權奪位，手段與程度都類似中共黨內鬥爭，讓人覺得權與利才是他們參加民運的真正目的。

在六四期間，我有幸參加上海學運，有切身體會。交大“學自聯”早期有位領頭人是研究生，到各個宿舍里動員大家參加遊行。他的說辭里沒有任何對自由民主的理解，只有“我們要遊行”的口號，但包含他為什麼冒險站出來加入學運。他說在入學時學校選拔學生會幹部，卻沒有選擇他。他覺得不公平，很氣憤，所以要參加學運，表現自己的能力，讓老師們知道當初沒選他當幹部是個錯誤。這是他唯一實在的理由。

這位研究生的心態不但非特例，而且很有普遍性。運動期間我去北京，北大和清華的學生也反映，他們學校的學運頭目們情況類似，當不成學生幹部，想借學運上位。在上海，很多交大低年級同學從閔行分部來市區參加活動。其中的積極分子們在私下交流時表示，學校沒選他們當幹部，所以他們要趁學運鍛煉與展示能力，與那位研究生不謀而合。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導報》社等的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則希望通過民主運動進入政界，在體制內向上爬。縱觀整個六四學運，普通學生羨慕西方，知道三權分立、普選、言論自由等民主表徵。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和較成熟的學生們傳播和討論北京高層宮鬥，控訴中國社會裡的種種不公，把這些現象歸咎於獨裁制度。他們參加民主運動，展現勇氣與正義感，言行可敬，但鮮有人表現出對民主有深刻理解。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國民主化面對的困難。

多年後，我有機會再次遇到一些六四運動積極分子，其中絕大多數人不願多談當年，不想再與民主運動有任何瓜葛，只想多賺錢。另一些人讚揚習主席英明、是毛主席再世，明確敵視海外民主派，仇恨美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當年與現在都沒有透徹理解自由民主代表什麼，更談不上信仰自由民主。但他們都很聰明，為個人前途計算深遠。當年以為民主是大趨勢，參加運動可以讓自己成為時代弄潮人，實現彎道超車，取捷徑獲得個人成功。他們本質上都是功利主義者。

六四運動對整個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比如推動了蘇聯與東歐的民主化變革。任何人自願為民主做馬前卒，都值得被尊重。但是那些趙紫陽身邊的精英知識分子們、以及全國各地的學生領袖們，在運動中被社會大眾看作領路人。如果深入考察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外人可能會驚訝，所謂“精英知識分子”是多麼缺乏對民主的信仰、那些學生領袖對自由民主是多麼無知。而這些當年的積極分子們哀嘆民運失敗，卻沒意識到自己頭腦里那套功利思想就是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如果全國上下，從民主派到當權派，從領袖到普通市民，都像劉源那樣把自己的功利得失當作最高原則，那麼顯而易見，民主不可能成功。

功利主義盛行中國，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感受到。這並非偶然，而是歷代統治者利用傳統馭民術故意營造出來的。比如《韓非子 五蠹》認為凡有自己想法的人，包括儒士、愛議論的人、商人等，都擾亂君王法治，國家應該抑制。《商君書》要政府“利出一孔”、並在民間“去無用”。就是國家要控制一切官位、獎賞、和利益的分配權，讓老百姓專注於追求這些東西、不顧其他，以使君王最有效地控制社會。這種馭民術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在現代又與馬克思主義結合，造成國人只知追求物質利益，不知更重要、更美好的思想信仰。於是社會裡的功利主義者濃度超高。

為什麼功利主義者之間無互信

我在上篇文章《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1】中提道，在沒有強大外部力量介入的情況下，互相競爭的功利主義者之間無法達成互信，只能無底線鬥爭，直至其中一方變成“主子”，其他所有人要麼臣服、要麼被消滅，才可能罷休。這節將更詳細地分析背後緣由。

假設你成為爭奪中國最高權位的人之一。你有一個班底，你決定大方向，班底足夠優秀、全面輔助你，所以你的整個團隊理性高效。以下的“你”代表你的團隊。在中國這個功利主義者濃度特別高的地方，你只能假設你的對手是個功利主義者，也理性高效，把掌權當作最高目標，不擇手段。

a.  狀況A

假如你也是功利主義者，追求權力最大化。每當有機會，你必將最大限度地奪走競爭對手所有權力與資源，絕不手軟。因為對他手軟就是危害自己，增加他戰勝你的幾率。如果他打敗你，他對你很可能將像毛澤東對待劉少奇那樣，殺了你並殘酷加害你的家人，沒有底線。為了減少這種可能性，你拒絕留給他任何權力，也就是拒絕分權，也就是拒絕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的本質就是政治對手之間和平分權。現在當權的太子黨就不想與任何勢力分權，所以拒絕民主化。

你的對手也不傻，因為知道你不手軟，所以他也不可能手軟。於是形成正反饋，雙方誰都不信任誰、一個比一個心狠手辣，直到一方絕對壓倒另一方，大家才可能住手，社會才可能和平。這個結果就是獨裁或極權制。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沒有外部力量主持公道，雙方又都是功利主義者，民主不可能長久穩定地存在。就像北洋政府的共和體制，沒幾年就在內戰中消亡。

b.  狀況B

但是，即使壞人，有時也會冒出善念。基督教認為，每個人的內心都有神性閃爍，只看人是否選擇跟隨神的召喚。假如你想起曾經的理想，感念老百姓的苦難與無助，於是想停止殘酷鬥爭，與對手和平共處，一起建設民主社會，情況又會怎樣呢？

1.  如果你的對手還是功利主義者，他會利用你的任何軟弱打擊你，打敗你後還會殺你、傷害你的家人。你怎麼辦？如果你理性，即使你心裡嚮往民主，你也不敢對他手軟。於是在他眼裡，你的行為還與從前一樣，你的民主願望一錢不值。最後的結果回歸狀況A。

2.  如果你的對手出於自願、或被你感化，也希望實現民主。但你的班底、下屬、政治同盟等將不滿，因為他們還是功利主義者。他們支持你，是因為認定你會贏，然後為他們帶來功利好處。現在你與對手分權，即使你贏，戰利品也減少，他們覺得不那麼有利可圖，就會離你而去，支持其他人。你將因此墜落出權力場，你的政壇位置被其他功利主義者填補，於是最高權力場還是被功利主義者占據，情況還是回歸狀況A。
如果你理性，預測到上述後果，決定繼續留在高層，就必須像功利主義者那樣殘忍鬥爭，無論你心裡怎麼想。於是情況又回到狀況A。
國民黨元老黃興，地位曾與孫中山比肩。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在黨內實行一人獨裁，謀求用武力推翻共和政府。孫破壞民主共和原則，黃興不認同，拒不加入。於是他原來的支持者拋棄他，轉而投入孫中山陣營，黃興從此跌出高層政治。官方歷史強調這是孫黃路線之爭，實質就是黃興黨羽覺得跟着他無利可圖。

3.  假如你的對手、你的支持者都洗心革面、變成民主主義者，但中國大眾還信奉功利主義，看到你的團隊鬥爭中不夠狠毒，就覺得你行婦人之仁，也許感情上為你惋惜，但在政治上瞧不起你，覺得你不是當領袖的料，停止支持你，轉而支持其他功利主義者做領袖。於是中國還是回到狀況A。
項羽堅持守住起碼的道德底線，在可以殺對手時沒殺，在可以削弱對手時也沒及時跟進。他的關鍵團隊成員范增因此怪罪他，他的對手也嘲笑他。兩千年過去了，國人還貶損項羽沽名釣譽，比如人人皆知的毛澤東著名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雖然說書人褒揚項羽有信譽，但他因此跌出最高權力圈，失去對政治的影響力。中國從此由劉邦那樣的卑鄙功利之徒主宰，直到今天。

總之，在功利主義浸淫的國度里，在沒有強大外力介入的情況下，圍繞最高權力的鬥爭只能你死我活。因為競爭者之間無法達成互信，只有一方徹底打垮所有其他對手，鬥爭才可能停止，社會才可能安寧。其結果就是獨裁或極權制度，不可能有長久穩定的民主。

上述分析表明，在功利主義者濃度高的社會裡，只有功利主義者才可能成功，造成具有進取心、想往上爬的人只能採用功利主義處世哲學。在中國，這種情況不局限於政界，也適用於其他領域。因為中國的各個領域都嚴重官場化、風氣都是官本位，無論商界、學術界、文藝界、體育界、宗教界、甚至街頭流氓團伙和黑社會。又因為社會結構呈現嚴格金字塔型，中下層的競爭規則高度複製頂層。縣委常委的產生過程，與中央常委的產生過程本質相像，所以這套邏輯自上而下蔓延。最底層無需競爭，但因為精英們奉行功利主義，底層無力發展出新哲學，也上行下效。中國社會的功利主義化是個正反饋。功利主義者濃度越高，就越有力量滋生新功利主義者，直至幾乎所有人都奉行功利主義。在沒有強大外力介入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幾乎無法改變。

中國人沉浸於其中的功利主義，就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二 清教徒創立現代民主

功名利祿、或廣義的物質好處，本身不是壞事。中國人喜歡，外國人也喜歡。為什麼中國人因為信奉功利主義，就無法實現長久穩定的民主，而美國可以呢？簡單講，當年創立美國民主制度的人們，雖然也喜歡物質利益，但依靠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他們成功抵制了權欲與物慾的誘惑，不把追求物質利益當作最高原則，所以可以保持互相信任。他們即使意見尖銳分歧，也不侵害對方的基本權利，並信任對方也有類似底線、不會追殺自己與家人。因此他們創立並維持了現代民主制度。

目前全球共有一百多個民主國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勝利者，依靠武力和政經實力，強勢領導、並多層次協助下建立的。只有美法英三國算得上靠自己走上民主之路。但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後，經歷血腥恐怖時代，共和與王朝幾次交替，民主並不穩定。法國現在的民主，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擊敗後，依靠美國扶持才建立起來的。英國與美國文化相通，通過借鑑美國經驗，經歷多個世紀的漫長過程，才建成民主體制。英國情況特殊，中國無法複製。只有美國自主建立了長久穩定的民主，所以我們以下重點討論它的經驗。

美國在1776年獨立，《美國憲法》在1789年開始實施，從此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但美國的民主早於美國。美國建國只是華盛頓領導的大陸軍在獨立戰爭中勝利，使得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而已。它是一場反殖民革命，卻不是社會革命。建國後的美國只是繼承與發展了早已存在的地方民主，尤其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民主經驗。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40)一書中有深入淺出的描寫。在17世紀初葉，一批英國清教徒在今天的馬賽諸塞州海邊登陸並定居，創立了一個自治政體，其中所有自由男性成年人都有平等投票權。這是美國民主的開端，也是世界現代民主的開端，比美國建國早大約150年。初創民主最難。後人繼承民主、或在其他民主國家幫助下建立民主，則相對容易。所以這節追根溯源，討論清教徒開創民主的過程。

英國清教徒是西歐宗教改革的產物。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意志地區一個小鎮教堂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標誌基督教改革開始。教會從此分裂成傳統派的天主教會，繼續聽命於教皇，以及基督教新教會。新教主張每個信徒可以直接與神交流，無須通過教皇，所以否定了教皇高人一等的地位。英國官方的英格蘭教會於1534年整體脫離教皇，加入新教陣營。這個官方行為，外加印刷術進步，造成之後百年英格蘭民間信仰大覺醒。隨着新教思想在民間蔓延，越來越多的人覺得官方英格蘭教會改革太慢，於是觸發清教徒運動。

清教徒是一批英格蘭新教徒的統稱，英文是Puritan，意思是“純淨者”，指他們要用《聖經》淨化教會和人。中文譯名含“清貧”之意，因為清教徒大多非常虔誠，嚴格用《聖經》自律，工作勤奮，生活清苦。清教徒特別強調《聖經》，認為所有權威都來自《聖經》，所有人在神面前都平等，包括教皇與國王。清教徒非常重視教育，識字率出奇地高。他們受教育，就是為了閱讀與理解《聖經》。很多普通清教徒可以背誦整本《聖經》，並有自己的理解。清教徒學校的課程完全圍繞《聖經》。他們只接受與《聖經》直接相關的文學藝術，認為其他都是墮落。到了17世紀初期，英國清教徒眾多，遍布社會各個階層。他們都是自發的，沒有統一領導，只在一村一鎮一社區等小範圍內聚會交流。法國神學家加爾文在他們中間影響巨大，被認為是清教徒的精神領袖。

加爾文的民主思想

圖2. 加爾文和他的巨著《基督教要義》。他的思想對後世影響巨大，範圍遠超神學。可惜一般國人對他了解甚少，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

加爾文是學術天才，出身律師，後來專注神學。《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536) 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所有神學家都以《聖經》為基礎，加爾文也一樣。他的出眾之處在於邏輯嚴謹，讓千百萬普通教徒讀後折服。加爾文解釋《聖經》、探討教會事務。世俗政治並非他最關心的議題，但他也有涉及。他的很多具體主張直接影響了清教徒在美洲的民主實驗，其中包括：

1.  政府與教會分離。他認為教會與世俗政府應該互不干擾。與現代人不同，他更擔心政治污染信仰，所以要求教會與政府保持距離。

2.  教會與政府都應該普選。教會管理應該本地化，所有職位人選應由內部信徒投票決定。在早期清教徒移民社會裡，政府比教會小，管理方式參照教會。

3.  政府與老百姓之間本質是契約關係（covenant），雙方互有義務與權利。自由選舉產生最高統治者比世襲制度好。

4.  權力需要相互制衡。他主張受老百姓歡迎的貴族、或選舉產生的高官們，監督制衡君王，避免殘暴極權。

關於普選問題，基督教認為所有人都是神的兒女，所以人人靈魂平等，都應該有基本政治權利。根據《聖經舊約》彌迦書第5章，亞述人入侵以色列時，猶太老百姓自己選了“七個牧者，八個領袖”。加爾文解讀時認為，這代表普選是最符合《聖經》精神的領袖產生方式，任何人用武力奪得權位都屬暴政，世襲君權也不符合神意，剝奪了《聖經》裡神給人的自由。

關於權力的相互制衡原則，《聖經》中耶穌說，“要愛你的敵人”。基督徒都知道這段話適用於民主制度下的敵對黨派之間。《聖經新約》帖撒羅尼迦後書第3章講到，保羅告誡基督徒，當他們中有人行為不當時，要記下他，“但不要把他當仇人，要勸他如勸弟兄”。加爾文基於此認為，應該在教會與政府中貫徹“兄弟般相互修正” (fraternal correction)原則。在主持日內瓦教會工作時，他把這個原則寫入教會章程里，實質就是後來的“權力相互制衡”。

五月花號

1620年11月，正值中國明朝晚期，一條名叫“五月花”的舊商船，載着102名饑寒交迫的乘客，停靠在今天的美國馬賽諸塞州普利茅斯海灣。他們都是來自英格蘭的清教徒，自稱“朝聖者”(Pilgrims)，因為他們不遠萬里，只為追隨神。船上的食物等供給已經消耗殆盡，他們只好就地定居，地點後來叫作“普利茅斯殖民地” Plymouth Colony。但是英國政府只允許他們在今天的紐約市附近定居。異地定居屬叛亂罪，也使定居點不受英國法律管轄。於是船上全體41名成年男性朝聖者起草並簽署了一份簡短的合約，史稱《五月花公約》，作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基本法。

圖3. 《五月花公約》。左為《公約》簽名者之一、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二代領導人，William Bradford的手抄稿。 右為現代英文版和中文翻譯。

《五月花公約》雖簡短，卻開創了人類歷史的先河。它建立了第一個這樣的政府，其所有權力都基於被統治者同意。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在1920年，美國紀念五月花號登陸300年時，總統柯立芝總結道，《五月花公約》“承認人在法律與秩序下的自由，並給予每個人參與政府的權力，同時參與的人也保證遵守法律” 。【4】

普利茅斯殖民地設立全民大會（general court），由全體男性自由民組成，行使立法與司法權。隨着殖民地不斷擴大，後來出現了幾個偏遠聚居地。繼續要求全民出席每次會議變得不現實，於是改為派代表參加。由此，普利茅斯殖民地逐漸由全民直接民主，轉變為代議制間接民主。

朝聖者們是極端基督徒

《五月花公約》的簽署與有效實施，標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朝聖者們成功地克服了中國人從戰國時代到今天，幾千年來一直無法克服的問題，就是圍繞最高政治權力，競爭者們都追求自己的功利，互相懷疑，鬥爭到你死我活，因而國家只能在極權與戰亂之間交替，無法實現長久的民主共和。

朝聖者們都有槍。他們經常狩獵，也不時與印第安人交戰。他們都是稱職的戰士。但是他們的槍口一致對外，沒有為爭奪領導權在內部互相開槍、或用暴力相威脅，不像從古至今的中國。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中國有長期帝王獨裁歷史。但到那時為止，朝聖者們的母國也沒有過民主，之前千年也都是君主獨裁。辛亥革命後中國有個共和憲法《臨時約法》，但國人從上到下不尊重它，沒多久後共和體制就崩潰了。但普利茅斯朝聖者們卻堅守了《五月花公約》。我們驚奇於他們的民主成就，其實西方人也一樣感到驚奇。比如總統柯立芝評價說，“真正奇妙的是，從簽署這份公約至今，這些朝聖者們與他們的後代確有足夠的人格品質遵守它，並按它生活”。【4】

圖4. 五月花號剛靠岸，男人們下船，身上掛着刀槍，向陸地深處走去，尋找補給。四周一片荒涼，冰天雪地，渺無人煙。當地的印第安人在冬天都去南方避寒。清教徒移民們從一開始就全副武裝。

a.  層層的自我選擇

朝聖者們能恪守民主制的《五月花號公約》，就是因為他們虔誠地信仰耶穌。很多人知道他們是基督徒，但很少人意識到他們多麼極端。登陸普利茅斯的這群人，在之前的十幾年裡經過多次自我選擇，信念不堅定的人早被淘汰，留下的都超乎常人地虔誠。那個時代的英國法律規定，每個人都屬於一個官方地方教會，所有官方教會都聽命於英格蘭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大主教原來服從羅馬教皇，脫離教皇之後，改為服從英王，所以英國變得更加政教不分。當時宗教生活非常重要，反對官方教堂就是反對體制，懲罰可以很嚴厲。清教徒必須足夠虔誠與堅定，否則他們不可能堅持與官方教會對立。

絕大多數清教徒選擇留在官方教會裡，從內部推動改革。只有極少數人，因為對信仰非常較真，冒更大風險脫離官方教會，成為清教徒分離主義者。依據《新約 馬太福音》中耶穌的一段話，“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大意是，只要真心崇拜耶穌，哪兒都是教會）。他們組織秘密教會，不但與官方正面矛盾，連其他清教徒都疏遠他們。分離主義者是極端中的極端。

即使在極端的分離主義者里，大多數人也還是留在英格蘭，只有極少數強烈希望按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人選擇移民國外。“五月花”號上朝聖者的主流來自英格蘭中部相鄰的兩個小村鎮。他們本來都擁有土地或技能，屬中產階級，並非沒飯吃才移民。他們於1608年離開故土，先來到隔海相望的荷蘭萊頓（Leiden），因為那裡容忍宗教自由。他們靠白天在紡織廠做苦力度過了12年，後來覺得雖然萊頓人不干涉他們的信仰，但周圍都市環境不允許他們完全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於是在1620年夏天，他們啟程去美洲。中間又路過英格蘭，一些不堅定的人因為各種理由離開團體。可見，這些朝聖者經過十幾年間的各種考驗、以及層層的自主選擇，最後才踏上征途。

圖5. 五月花號(Mayflower)的航線圖。1620年夏天，朝聖者們先從荷蘭萊頓航行到英格蘭南部，在故國停留大約一個月後啟錨。在大西洋上航行兩個多月後，在1620年冬天到達普里默斯灣 (Plymouth Rock)，放棄原來的目的地(Virginia Colony)。最開始時，朝聖者們還有另一條船Speedwell，但中途故障，只好放棄，人員轉到五月花號上。

b.  虔誠到超越功利主義

再換個角度理解朝聖者們的心態。他們的母國英國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國力蒸蒸日上，成為世界海上霸主，經濟發展迅速。長期居留地荷蘭萊頓是個欣欣向榮的城市，生活方便，思想自由。他們卻一次又一次放棄，執意去當時的蠻荒之地北美。英國與美洲的差別、或荷蘭與美洲的差別，都遠大於文革時上海與北大荒的差別。並且他們都知道，在去美洲的旅途中、和在北美大地上，都有匪徒和疾病，生命隨時面臨危險，死亡率非常高。但他們一往直前、無怨無悔。 大部分朝聖者知書達理，人格成熟，並且拖家帶口。他們不是頭腦一時發熱的類型。他們聲稱，所做的一切只為追求神。看看他們自願接受的苦難與犧牲，就能體會他們的話是可信的。對神的虔誠，讓他們超越常人，真的做到了不顧及物質利益。

對比《臨時約法》的命運

中國第一部民主共和公約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在1912年通過。與《五月花號公約》一樣，《臨時約法》也體現所適用人民的偉大理想，承載他們對未來的希望。看懂《五月花號公約》為什麼成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臨時約法》為什麼失敗。

民國早期有兩大集團競爭最高權位，一方以孫中山為首、後由蔣介石繼任，另一方以袁世凱為首、後由多名北洋軍閥繼任。最開始他們與全國人民一樣，都希望民國成功，都把自己的權力欲望克制在《臨時約法》範圍內，並期待對方也守法。但他們都擔心對方無底線。為了預防或報復對方害自己，他們都加大力度攻擊對方。於是雙方互相攻擊的方式進入螺旋式上升狀態。從最開始在《臨時約法》範圍內打擦邊球，很快就發展到視法律如無物。最後《臨時約法》失效，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事業被斷送。

a.  極簡史

孫中山首先發難。出任臨時大總統前，他力主總統制、讓總統手握實權，反對內閣制。擔任總統後，他知道袁世凱馬上繼任，於是轉而強調內閣，削弱總統權力。1912年初他當政，制定《臨時約法》，在袁世凱上任日生效，意在削弱袁的權力。《臨時約法》不顧民主共和事業的長遠未來，賦予內閣對總統法令的“副署權”，實際上就是否決權。

袁世凱升級對抗。他掌權後馬上發現，他無法有效施政，於是依靠北洋軍，採用暗室政治手腕治國，經常不理會《臨時約法》的條文。

孫中山拋棄《臨時約法》。行憲僅一年，孫中山以宋教仁遇刺和反對向外國借款為藉口，於1913年發動二次革命，欲用暴力實現政治目的，破壞《臨時約法》，也違背民主共和精神。袁世凱也有錯，但他是法定總統。維護自己的權力，袁比孫更有法可依。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於1914年建立“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對他一人效忠，又在1915年夏籌組“中華革命軍”，欲武裝革命，推翻共和政府，再度背離民主共和精神。

圖6. “中華革命黨”效忠孫中山一人。這是蔣介石入黨時的誓約，包括“服從命令”、“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黃興拒絕參加。

袁世凱也拋棄《臨時約法》，冒天下之大不韙，於1915年秋復辟帝制。雲南軍閥立刻組建“護國軍”討伐袁，袁只好恢復共和，不久後於1916年身亡。這段歷史眾所周知。其中護國軍將士們、尤其領導人如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人，是民國歷史上少有的、願意為共和理想賭上生命、卻不計個人得失的人，令人欽佩。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頭們輪番執政，共和體制奄奄一息，但還勉強維持。孫中山越來越言行相悖，但他想當大總統的願望卻始終如一。1917年夏，府院之爭加劇，《臨時約法》存廢問題爆發。孫中山趁機發動“護法戰爭”，試圖奪權。但實力派軍閥們對孫陽奉陰違，主要因為看透了他的野心。《臨時約法》存廢應遵循民主程序。孫中山發動戰爭，於法於情都不得人心。

1922年，護法戰爭失敗，孫中山與依仗的實力軍閥陳炯明分裂，陣營內部混戰。為不跌出權力圈，孫倒向蘇聯，並於1923年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依靠蘇聯建校建軍。聯俄容共，背叛民主共和理想；邀請蘇聯介入中國事務，違背他自己高舉的民族主義大旗。孫有他的難處，但他的難處都是一人一黨的難處，不應該因此背叛整個民族的民主共和事業。他在1925年去世。蔣在1928年取得北伐勝利，然後徹底廢除《臨時約法》，中國的民主共和制度從此消亡。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最終殺死中國民主共和的是孫中山派系。

b.  教訓

《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1】中講到，中國的政治鬥爭歷來都逃不出秦末楚漢相爭的模式，就是每一方都懷疑對方要滅掉自己，而唯一有效的自衛方式就是首先滅掉對方。這造成正反饋，懷疑生出更多懷疑，鬥爭生出更多鬥爭。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就如此。即使有了民主共和制憲法，他們也不能跳出這個死循環。到頭來民主共和被拋棄，中國重回獨裁。

在過去百年裡，孫中山被樹立成民族偉人，袁世凱則背負重重罵名。這隻因為前者的徒子徒孫們一直當政，掌握了話語權而已。其實兩個人很相像。在進取心、政治大局觀、手腕等方面，他們同樣出眾。在根本價值觀方面，他們也類似，並且與一般大眾沒有大區別。就是在面對重大權力與利益鬥爭時，他們都把個人進退放在第一位，高於真理、正義、信譽、理想、主義、民族未來、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等。他們都是功利主義者，他們手下的幹將們也都是功利主義者，所以中國的民主共和制度在這批人手中得而復失。

《臨時約法》失敗了，《五月花號公約》卻成功了。原因不在種族或文化。英國人政治鬥爭也同樣可以你死我活，清教徒也同樣可以為權力殺人。就在普里默斯殖民地民主制度生根發芽的同時期，在英國本土，清教徒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領導的議會軍在內戰中勝利，殺了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 －1649），試圖建立共和體制，卻不成功。克倫威爾死後不久，英王查理二世復辟，下令掘出克倫威爾遺體，以英式車裂之刑戮屍。所以人種、膚色、甚至外在的宗教，都不是民主成功與否的根本原因。

《五月花號公約》成功是因為朝聖者們非常虔誠。他們的信仰遠比常人堅定，他們對耶穌精神的理解也更深刻。當他們之間出現矛盾時，雙方也會激烈爭吵，但因為都堅信耶穌的教義，他們把互愛與守信看得高過個人權力，自己不為奪權加害對方，也可以放心相信對方不為奪權加害自己，所以避免了類似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或克倫威爾與英國王室之間的那種沒有底線的鬥爭，於是民主制度才成功。

新英格蘭地區的其他清教徒殖民地

a.  山巔之城

五月花號上共有102名乘客，其中45位死於在美洲度過的第一個年頭。之後經過艱苦奮鬥，普利茅斯殖民地生存下來，並逐漸壯大。消息傳回英國，引來更多清教徒移民。1630年，五月花號登陸10年後，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帶領大約1000名清教徒來到今天的波士頓附近，建立馬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但這些新來的人不是分離主義者，還隸屬英格蘭教會，所以與五月花號朝聖者們道不同，經常不相為謀。

這些波士頓清教徒的目的是改革英格蘭教會。在啟程來美洲之前、也有人說是在路上，溫斯羅普對從眾做過一次著名的布道演說，名曰《基督之愛的典範》（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其中一句引用《聖經》裡耶穌的隱喻，“我們要認識到我們將成為一座‘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意思是，我們要建設一個模範社會，讓所有人看到，然後像我們一樣信仰神，從而推動在家鄉的英格蘭教會改革。這段話名垂青史，經常被後世政治家們引用，包括肯尼迪總統和里根總統，用以宣誓美國要作為民主制度的典範，引領全世界進步。這是“美國例外論”的核心含義，已成為美國精神的一部分。

圖7. 里根總統在他整個政治生涯里不斷講到早期清教徒移民的精神、尤其溫斯羅普“山巔之城”的理想，作為美國精神的代表。最著名的包括他在1979年宣布參加總統選舉的演說、以及1989年他的總統告別演說。照片裡這段名言來自1979年演說。里根經常鼓勵美國做民主燈塔、全世界人民眼裡“那座閃亮的山巔之城”。

與普利茅斯殖民地類似，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也設立全民大會，施行民主。但當時的清教徒堅信真理只有一個，缺乏對不同思想的寬容。真理確實只有一個，但每個人看真理的角度不同，理解也可以不同。清教徒還不懂這點，所以不久後內部出現關於宗教思想大爭論，造成幾次分裂。被驅離的領導人包括羅傑·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03－1683）與托馬斯·胡克爾(Thomas Hooker, 1586–1647)。他們各自帶領從眾建立了羅德島與康涅狄克殖民地，後來都對美洲民主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b.  政教分離與信仰自由

羅傑·威廉姆斯本是牧師、劍橋大學教授，在1636年被驅離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之後建立羅德島殖民地。羅德島明文規定採用政教分離原則，尊重各種宗教人士，比如接納其他基督教流派和猶太人，對印第安人更友善等。這是政教分離與信仰自由二原則在美洲的開端。

c.  第一個民主憲法

托馬斯·胡克爾原是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著名傳道人，反對投票權僅限於清教徒的規定。在1636年被驅逐後，他帶領約100人建立康涅狄克殖民地。康涅狄格的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允許所有成年男性投票，不再依據教會歸屬或土地所有權排除投票者。這部法律較完整地設定政府的目的、權力、與結構，比《五月花號公約》更進一步，被認為是第一部符合嚴格西方法律傳統的成文憲法。今天的康涅狄格州因此被稱為“憲法州”。

圖8. 托馬斯·胡克爾在1636年被驅離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他帶領從眾走在去康涅狄格的路上，四周是未開發的荒野叢林。

堅定信仰耶穌讓民主變得可行

在美洲建立多個殖民地的清教徒，來自英格蘭不同地域，沒有統一領導，之間存在隔膜，有時甚至針鋒相對。但是他們不約而同，都採用史無前例的現代民主政體。他們選擇民主、並成功維持民主的根本原因是強烈的基督教信仰。他們中幾乎每個人都用畢生精力研讀《聖經》，並以旁人不可思議的嚴格方式按《聖經》生活。加爾文的著作在清教徒中影響很大，是他們研讀《聖經》時的“課外參考書”。

圖9. 標準的清教徒家庭觀念是，“每個家庭都是一個迷你教堂”。每個人，在每件事上，都要在心中尋求神的指引。歷史一遍遍證明，只有這樣虔誠的人才會在自由被侵害時敢於背井離鄉，但在與政敵激烈對抗時懂得尊重對方、拒絕用槍，所以他們配得上現代民主制度。而功利主義者們如果覺得自己比對方強大，就什麼都敢做，包括壓迫與殺害政敵；如果覺得自己比對方弱，就什麼都忍，包括自由被剝奪時也好死不如賴活着。所以他們只適合獨裁或極權制度。

在清教徒之前的千年歷史中，東西方都無法解決政治鬥爭中雙方如何建立基本互信的問題，所以都陷入獨裁君主制。清教徒真正做到把耶穌放在最高位、壓過權力欲，因此他們對神發的誓，在別人眼裡變得可信。比如早期新英格蘭民主制度都很粗略、監督也鬆散，但各個殖民地的一代代最高行政領導人都自覺遵守民主公約、按自己的誓言到期下野，不像劉源那樣，掌權之後發現權力好，就為了功利違背自己曾對眾人許下的誓言。社會裡存在大量嚴守誓約的人，是民主制度的基礎，但中國一直沒有這樣的條件。

即使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清教徒也可以保持足夠的相互信任，避免你死我活式的鬥爭。比如羅傑·威廉姆斯和托馬斯·胡克爾與馬賽諸塞灣領導層嚴重矛盾，被驅逐。但馬賽諸塞灣領導層沒有對二人趕盡殺絕，這兩人也沒有謀劃暴力復仇，不像劉邦與項羽、或毛澤東與劉少奇、或習近平與薄熙來。 中國古人宣揚“和而不同”，歷代中國人都沒做到，但遙遠的清教徒做到了，才讓民主制度得以出現並穩定生存。其他文化，包括東亞儒家、伊斯蘭、佛教社會、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國家、甚至很多基督教社會，都宣稱不追求功利，但在現實中他們的掌權者都做不到。所以現代民主制度只誕生於極端虔誠的基督徒社會，也在這樣的社會裡運行得最好。

圖10. 美國國會大廈里的名畫，“朝聖者登船”(The Embarkation of the Pilgrims)，表現1620年“五月花號”在英國啟航時，朝聖者們集體祈禱的場面。世界上其他王朝和帝國都由神話人物、大英雄、大哲人、血統高貴的人等建立，但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民主卻由這些饑寒、卑微的農民、工匠、工廠苦力等首創。他們別無所長，只有非常虔誠的信仰。這種信仰改造了他們，讓他們有別於劉源那樣的功利主義者。所以他們掌權後，不追求自己功利最大化，而是維護大家共同簽署的公約。現代民主因此生根發芽。

三 不懂基督教，就不懂民主

無論在辛亥革命前後、還是在1980年代思想活躍時期，每當討論現代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中國知識分子總追朔到洛克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89) 、盧梭的《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 1762)等西方政治學著作。鮮有人知曉神學理論，如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對民主思想的貢獻。更少人懂得基督教信仰對於現代民主的基礎作用。

社會契約論

在政治學裡，《政府論》、《民約論》、還有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 1651)同屬社會契約理論，其中《利維坦》最早。霍布斯是英國學者，在英國內戰期間(1642–1651)屬於保皇黨，所以《利維坦》支持絕對君權，反民主。洛克也是英國人，支持民主。其《政府論》中很多觀點被後來的《美國憲法》採用。盧梭是法國人，他的《民約論》影響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從時間順序上看，清教徒的民主實踐遠早於這三本書的出版，所以現代民主制度的誕生不可能基於社會契約論。實際上，因果關係倒過來。清教徒在美洲的事跡傳回英國，促就了洛克的思想。而盧梭就更晚了。

社會契約理論認為，國家的本質是一種契約關係。在簽署契約之前，人處在“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為了生活更美好，人與政府理性談判，自願進入雙方都接受的契約。老百姓放棄一部分自由與權力，換取政府保護與服務。霍布斯、洛克、與盧梭分別定義了三種不同的自然狀態，因而推論出三種不同的政府。霍布斯認為最佳政府是絕對君主制，而後二者認為是民主制。

圖11. 對比社會契約理論三大巨匠，霍布斯、洛克、與盧梭定義的自然狀態與推論出的政府。

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學者們急需為建立與維護民主共和找到一套學說，於是熱議社會契約論。國人較容易理解其中的“社會理性談判，達成共同接受的憲法，然後自願放棄舊的皇權社會，進入新的民主制度”，但他們不理解、或不能接受西方學者設定的初始“自然狀態”。霍布斯版自然狀態---人極端自私、殘忍，如果沒有政府，他們會互相殺戮---其實對中國很貼切，但中國學者不能接受，因為霍布斯認為這樣的社會應該實行君主獨裁。他們喜歡洛克和盧梭的民主理論，但這二位描述的自然狀”明顯不適合中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們無所適從。

嚴復

圖12. 嚴復（1854－1921），福建人。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曾為復旦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校長，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曾留學英國，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嚴復第一個站出來表達不解。他在1906年的《政治學講義》中批評從柏拉圖到盧梭等西方政治思想家們“言治皆本心學”、思想“無根”。後來他又在《民約平議》等文章與書信中指出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狀態在歷史與現實中都不存在，批判這些理論屬“虛造”、“其本源謬也”、都是“烏托邦之政論”，將毒害天下。嚴復主要針對盧梭，但他的批評同樣適用於霍布斯與洛克。

嚴復主張用科學原則糾正社會契約論。他了解並相信西方的科學原則，曾寫道，“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為之本基。其間抽取公例，必用內籀歸納之術”，意思就是要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從事實中歸納總結出政治學原理。

現在回頭看，嚴復雖學貫中西，但對社會契約論的評價與建議都沒有說到點子上。霍布斯、洛克、與盧梭的自然狀態，確實都不來自現實，而來自“頭腦實驗”，就是假設當時的英國或法國剝離了君主，邏輯推想社會將是什麼樣子。這種研究方式並無不妥，結論也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有效。以洛克為例，他知道清教徒們遠離英王后，在美洲成功建立並運作民主殖民地，所以認為如果英國老百姓沒了君王，依然可以維持大致和平與秩序。嚴復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式不是基於“歷史之所發見”，所以不科學，就不可取。他的思路太狹隘了。

圖13.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分析西方民主政治學時採用的角度。嚴復等人觸及理性主義、科學原則、心學等，卻沒有談到基督教信仰。但現代民主的誕生卻正基於基督教信仰。

嚴複試圖在社會契約論里尋找民主共和的現實根基，他找錯了地方。現代民主的誕生，源於清教徒對耶穌的虔誠信仰、源於《聖經》、源於神學家加爾文等對《聖經》的深刻研讀。但嚴復的思想視野里沒有基督教。他知曉來自西方的社會契約論和科學原則，也熟知中國的心學。他在這些他所知的學問里上下求索，卻找不到答案，只是無謂地打空轉。不懂基督教，就看不懂民主制度。嚴復的問題有普遍性。很多中國文人有和他一樣的對民主的困惑，直到今天。

胡適

《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中講到，中華民國得以建立的關鍵，是隆裕太后主動退位讓國。辛亥革命時，起義軍很少，遠比清軍弱小。朝廷內部與民間都還有很深厚的保皇力量。隆裕太后卻放棄抵抗共和，犧牲自家，避免了生靈塗炭。現在回想，我們真要感激她。可惜這段歷史被國人忽視，很多人不知道她的豐功偉績。

共和勢力沒經歷血的洗禮就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建國後不久政局就掀起驚濤駭浪，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每個都威脅國本。袁世凱無視民主原則，不尊重國會，復辟稱帝。孫中山不斷發動憲法外暴力革命，試圖重奪大權，等等。在1910年代末，軍閥割治，內戰頻繁，國家危機四伏。從政治家、到將軍們、再到市井百姓，大家都直覺地感到民主共和體制出現了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就是國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大多數人看不懂，於是掀起關於“主義”的各種討論。

a.  思想淺薄

北洋時期，國人仰視知識分子，希望他們為國為民指明道路。胡適（1891－1962）是全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地位崇高，備受尊重，頭頂無數洋博士頭銜。但是面對國家全面危機，他卻沒提出過什麼真知灼見，甚至不在狀態，不體會別人為什麼急切地討論主義問題。1919年，胡適發表著名的、關於“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系列文章，至今還有人津津樂道。他的中心思想是，大家不要再討論那些 “主義”了，因為一直沒什麼收穫，還不如把精力放在具體問題上。國家危機深重，他沒看懂根本問題出在哪兒，自己放棄了還建議大家都放棄。讓人唏噓。

很多人吹捧胡適，但我讀他的文字卻發現，他既缺乏理論上的洞察力，也沒表現出對現實的敏感或效用。比如他在多篇政論文章中，如《自由主義》和《容忍與自由》，大力宣揚“執政黨要容忍反對黨”，卻罔顧現實中北洋勢力與孫中山勢力之間，早已發展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對於他們來說，對敵人寬容就是加速自己滅亡，所以沒條件去寬容對方。胡適文章中列出的論據只有老子說過哪句話、孔子說過哪句話、英國講究自由與寬容、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支持自由與寬容，然後得出結論，我們也要自由與寬容。這水平就像一個中學生靠堆砌名人名言寫作文。遙想那個悲壯的時代，讓人不禁感嘆，胡適怎麼如此膚淺！

胡適年輕時接觸到西方社會契約論，卻沒有理解。他知道中國人唯物並功利。而霍布斯的《利維坦》嚴謹、清晰地論證了，這樣的人民如果離開君王，必然互害互殺，社會不得安寧，所以他們只適合獨裁制，不適合民主。在中國歷代王朝末期，政府管制疏鬆，天下大亂，生靈塗炭，驗證了霍布斯的理論。胡適從小研讀四書五經，卻也沒讀懂中國傳統統治術。比如《商君書》指出，政府要天下大治，就要讓老百姓只知追求利益、頭腦里不要有“無用”思想（“無用”是《商君書》用語，指在君王看來無實際用途的東西，包括宗教信仰），並且要施行“利出一孔”。而“利出一孔”的政府，只可能是高度極權或獨裁的政府，不可能是民主制。

b.  他的信仰

我閱讀胡適的、和關於胡適的多篇文章，試圖理解他的內心世界。他自稱多次改變信仰。他信過儒學、進化論、幾乎信了耶穌又遠離、然後信“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後來根據科學常識總結出“胡適的新十誡”，等等。隨便提一句，他的十誡里很多被後來科學證偽。他的信仰換來換去，都是因為讀了本新書、或聽人一席言，然後拍腦袋決定的，並沒有深沉的感悟。所以這些都不能算信仰，只是他的讀書或討論心得而已。他似乎從未有過深沉的感悟，所以還不懂什麼是信仰。我見過很多類似的中國讀書人，非常聰明，涉獵廣泛，知識豐富，但頭腦中的知識從沒觸及靈魂。他們嘴裡頭頭是道，但在重大決策時卻遵循功利原則。他們的靈魂是未經智慧雕琢的原始功利主義。

倒是美國女作家謝福芸(Dorothea Hosie 1885-1959) ，也是胡適好友，記錄了1926年兩人在火車上的一次長談，其中展露了胡適的內心。當時胡適功成名就，與知根知底的女性朋友重逢，他侃侃而談。他說，“我們中國人特別唯物”。謝反問說，你們祭祖怎麼說？相信死後生命不終結，肯定不唯物。胡適回答，“我們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們要吃要喝，要有錢花。…在死人的事情上，我們中國人豪無精神性可言”。胡適口中的中國人，應該也包括他自己。

胡適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一方面，他一生支持美式民主，無論在北洋時期、國共內戰時期、還是後來在台灣。另一方面，雖作風洋派，但他一直堅守中國傳統世界觀，認為基督教是“精神鴉片”而堅拒之。蔣介石評價他，“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博學，但依然是功利的、或唯物的。他沒有看透，自己頭腦里那套思想，也是國人流行的思想，就是霍布斯與《商君書》描述的適合被獨裁的思想，也正是皇權能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民主共和無法生根發芽的根本原因。

愚昧的中國知識分子     

a.  非基督教運動

嚴復與胡適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代表。其中胡適較年輕，他的功利主義世界觀和對基督教的不理解，反映了北洋時期主流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從1922年到1927年，知識界曾有過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非基督教運動”。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戴季陶、吳稚暉、張聞天、 茅盾等是運動先鋒。蘇聯在幕後操縱，目的是擠走在中國的西方勢力。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都聽命於蘇聯、都極左，只是程度與方式稍有不同，所以兩黨都支持這場運動。只有馬相伯等少數基督徒知識分子站出來反駁，但他們的理性意見被五四運動後洶湧的左派極端聲浪淹沒。平時互相謾罵的頭面知識分子們此刻變得非常一致，都強烈反對基督教，指責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挾金鐵之威以為殖民之先導”。中國知識分子從此極左化，很多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民主共和失去了對國人的感召力。

圖14. 非基督教運動時期的刊物。

b.  時代背景

自1900年義和團被撲滅後，基督教在中國曾有大約20年和平發展期。很多東西方傳教士挾着熾熱的信仰與從西方國家募來的巨額善款，不畏千辛萬苦，到中國最不開化的地方傳教，留下很多感人事跡，比如英國傳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在貴州石門坎傳播文明，創立苗族文字【10】。在民國早期，教會是中國基層現代化的最大推動力量。在很多偏遠落後地區，教會經常是老百姓接觸現代文明的唯一窗口。基督教會也在全國各地大力發展醫療、教育等事業。北京協和醫院的前身、協和醫學堂，湖南湘雅醫院的前身、雅禮醫院等，都是教會在那時創立的。有人總結，中國目前所有好醫院都由基督教會創建。教會也大力推進中國高等教育，比如將上海聖約翰書院升格為大學、並開始招收研究生；創立上海震旦大學和復旦大學；創立北京輔仁大學的前身，輔仁社等。類似例子數不勝數。

但在1910年代末期，中國精英階層對前二十年急劇的西化與現代化開始大規模反撲。當時共和已近十年，精英主宰的國家政治幾乎癱瘓，而西方勢力正大舉進入基層社會，促成在文化、經濟、教育、醫療等重要方面的大發展，客觀上擠壓精英們的傳統地位。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國精英理解和接受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方精神，絕大多數人只覺得“外國人動了我的奶酪”、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然後產生敵意，甚至仇恨西方。於是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以“反帝”為口號抵禦西方影響，同時呼喊“德先生與賽先生”，希望西方好東西不要都跑了。拋棄西方後需要新力量填補空白，恢復中國傳統又不可行，於是精英層開始擁抱蘇聯與蘇聯式極左思想。

進入1920年代後，中國權力場上的兩大主角，國民黨與共產黨，都信奉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領袖崇拜、一黨專政等。兩黨共同體現了中國精英層的利益與思想，都以民族主義為口號，敵視西方與基督教，實質為中國傳統精英層奪回社會控制權，保住他們的地位。非基督教運動於是在這樣背景下爆發。其實中國精英的心態，包括主流知識分子，本質上與義和團類似，都是因為不理解以基督教為根基的西方精神、不適應西方勢力引進的快速現代化而產生敵意，然後變得非理性、甚至野蠻瘋狂。這個大趨勢一直延續到今天。

圖15. 1924年8月31日，孫中山、蔣介石與蘇聯代表等一同走出黃埔軍校校門。

1926-28年，蔣介石在蘇聯支持下北伐，並取得勝利，共和覆滅。國家回歸強權獨裁政治，只不過停用中國傳統名稱，都改成洋人說法，如委員長或主席等。那個時代，國共兩黨都敵視基督教。比如1927年北伐軍在南京洗劫教堂，殺外國人，震驚世界。事後各國指責蔣介石，列強軍艦炮轟南京城。但日本外交官認為南京事件是北伐軍中的共產黨暗中主使。蔣介石掌權後，大力回收教育權、體育權等，目的是限制基督教對社會的影響力。再後，共產黨在蘇聯幫助下贏得內戰，新政權更加敵視民主與基督教。總之，中國在五四運動後急劇左轉，基督教連同西方勢力被排擠、然後被攆走，蘇聯勢力大舉進入、並實質控制中國。德先生隨即遠離，賽先生也變得不受歡迎。在這個過程中，內戰不斷，生靈塗炭，經濟凋零，文明停滯。五四運動的目標全部落空。

現的回頭看，共和在中國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可以總結成一條，就是願為共和拼命的人太少，願為獨裁拼命的人很多。前者只有蔡鍔等數人，連黃興都不堅定。而後者包括近代史上幾乎所有名人，比如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北洋軍閥們，和他們手下千千萬萬的跟隨者。雙方相敵，自然後者勝。共和講求平等。為共和拼命，即使贏了，還需要與大眾分利，個人預期回報有限。為獨裁拼命，如果贏了，回報遠更大。所以很少有人全心保護民主共和，卻那麼多中國精英加入各色各樣的獨裁陣營，其中也包括知識分子。說到底，他們都是功利主義者。

c.  知識分子自掘墳墓

進入1920年代後，蘇聯赤裸裸地以帝國主義方式介入中國事務，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提供錢、武器和軍事教官，幫他們真刀真槍打內戰，最終徹底消滅了中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些不久前還指責基督教“挾金鐵之威” 、“幫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卻沒那麼反對蘇聯，還爭先恐後地加入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這表明所謂“反帝、反殖民”等口號都只是表面，喊這些口號的人其實求的是自己的功利。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質可見一斑。

現代知識分子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前輩在民國初期那麼受尊重、收入那麼高，再對比他們自己，不被允許說話或思考、還曾被打成“臭老九”、排在社會最底層，於是感嘆今不如昔。但很少人知道為什麼。當新生的共和體制處於深重危機之中、國家與民族最需要知識分子群體展現智慧與遠見、在思想上引領社會時，那些前輩們沒有盡到職責，尸位素餐。當馬列主義敲中國大門、馬相伯等基督教徒大叫“危險”時，那些前輩們又義憤填膺地打倒了基督教，開門熱烈歡迎“狼外婆”。大眾怎麼可能繼續尊重知識分子？他們咎由自取，自掘墳墓。

d.  反思當代知識分子

與嚴復、胡適等民國早期的知識分子相比，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更不了解基督教。當年還有馬相伯那樣對神虔誠、學識淵博、成就斐然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嚴復與胡適等領袖級人物，雖不信基督教，但認真研究過《聖經》與教義。現代中國上層知識分子裡則基本沒有這樣的人。

無論它誕生的歷史過程、還是它的內部邏輯都表明，現代民主制度存在一個信仰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耶穌精神。具體內容包括“神愛世人，人人靈魂平等”，所以現代民主保證每個公民的自由與基本政治權力；還有“要愛你的敵人”，所以現代民主要求敵對黨派之間保持相互尊重與互信，等等。我曾讀過幾本1989年六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著名知識分子們寫的書，其論證民主部分慘不忍睹，說不清楚為什麼要民主，因為作者不懂民主的信仰基礎。他們通常不信基督教，對基督之愛一無所知。我從書中不能感到作者真的熱愛或理解民主，只覺得他們想藉助民主運動奪權，讓自己升官或出名而已。所以他們宣揚民主經常流於空洞的口號，不能感召人。

直到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依然莫名地敵視基督教，拒絕信仰耶穌，因此他們跳不出傳統功利思維。不理解基督教，讓他們的思想缺少一個維度，無法透徹理解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就像二維世界裡的人不能理解三維世界一樣。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沒有能力帶領民族走上現代民主之路。《聖經》中說，“認識神是智慧的開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還沒有開智。

四 總結

《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中講到，獨裁中國的未來最可能是朝鮮。第二大可能，強人或強大集團之間對抗，政局陷入混亂。期間很可能有人舉起民主大旗，但如果沒有西方強力介入，中國因此民主化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這些競爭勢力大概率都是功利主義者，支持民主只是權鬥策略，類似於1940年代中共高調要求民主，卻沒有真心實意。

很多人以為經濟發展了，國家就會自然民主化；或老百姓在改革開放中得利，就會支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會逐漸轉變成民主。這類觀點不對。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好壞才能決定國家政治方向。但中國是獨裁制，經濟發展水平、或老百姓的感受，對體制不那麼重要，都無力左右政治大局。從獨裁轉變成民主，需要很多人義無反顧、甚至捨生忘死。而國家經濟發展、或個人生活水平提高等，相對都是小利，不足以激發那麼多人冒生命危險。總之，在目前民情下，中國以自主和平方式實現民主的可能性非常低。

政治朝鮮化、或社會陷入紛爭，都不利於經濟發展，但不代表中國經濟一定會崩潰，更不代表中國將回到1960、70年代那樣的貧窮。金日成獨裁統治時期的朝鮮、或北洋軍閥混戰時的中國，經濟發展都還不錯。經濟有進步，就會出現發財機會。在非民主的俄羅斯、伊朗、敘利亞等地，都有人發大財。即使中國政治朝鮮化，經濟制度也不太會完全像朝鮮，還會有人發財，但發財將更要靠關係、或做有違良心的事，比如發展監控、限制老百姓自由的網絡技術等。中正誠實的人要生存或發達都將更困難。

即使成功機會很小，真正愛國愛民的人依然希望中國實現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廣大中下層老百姓的基本安全與尊嚴，為這個民族帶來希望。這隻有兩條可能的路。要麼中國依賴外部力量的協助實現民主，就像二戰後的日本、韓國、或冷戰後的波蘭那樣。要麼中國靠自己，從內部發展出民主，像17世紀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那樣。

像日韓那樣，在美國幫助下實現民主

上述第一條路是過去40多年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預計中國將走的。他們建議和推動中國這樣做，但中國拒絕了。一方面，共產黨害怕失去權力；另一方面，社會上下都牴觸外國與外來文化，包括民主思想，不願意中國跟隨外國人的引導，類似於1900年的義和團、或1919年五四運動時的知識分子。這種情況的起因，一半是宣傳，一半是自發。不但中國如此，韓國、台灣、伊朗、阿富汗等，在民主道路上都遇到過類似民眾牴觸情緒，有的地方成功逾越了，有的一直做不到。

美國推動獨裁國家民主化有個套路，就是當獨裁國家面對強敵時，只得尋求美國保護。美國於是要求獨裁國家社會開放、經濟自由、並逐漸推行政治民主。幾十年之後，獨裁國家的老百姓從不懂民主逐漸變得了解民主、並喜歡民主，而獨裁國家的政府無論喜不喜歡，迫於壓力，只好接受民主化。冷戰時代，中國面對蘇聯百萬紅軍壓境，在1970年代中期與美國交好。美國於是試圖把這個套路用在中國。1989年六四運動是中國最接近民主化的時刻，可惜失敗了。之後不久，蘇聯解體，中國政府不再那麼需要美國，美國對中國影響力降低，中國民主化隨即變得渺茫。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美國與中國都做出重大戰略調整，亞洲因此重新劃分陣營。其中，中國、俄羅斯、朝鮮等事實聯盟，對抗美國領導的陣營，包括日印澳韓台等。這種分野對立一旦形成，就將很難化解，因為涉及的國家都調整自己的長期國策，完成後就不易改變。所以中美很可能長期對立，時間可以百年計。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雙方民眾心理、或現實政治角度看，中國依靠西方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性大降，接近零。

自主實現民主

如果走第二條自主民主化之路，就需要中國基督教化。非基督教國家從未靠自己發展出民主制度。如不接受基督教，中國自主民主化，基本不可能。倒不是說國人信基督教了，中國就會自動變成民主。歷史上很多基督教國家也抵制民主，比如德國。但是接受基督教是自主民主化的一個關鍵必要條件。另外，人民信神不只為國家民主化。耶穌為人揭示真理，人為真理而皈依他。國人信神讓民主化變得可能。

很多人會說，你開什麼玩笑，中國怎麼可能基督教化？那太難了！是的，中國基督教化非常困難，所以中國很可能長期保持獨裁或極權。如果社會有幸穩定，中國將類似北朝鮮或伊朗；如果不穩定，甚至將類似敘利亞或阿富汗。再回顧歷史，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現在，中國老百姓的自由民主權利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民主毫無進展，甚至退步了。中國民主化早已沒有容易的路。如果不想接受永久獨裁或極權的民族宿命、還希望中國融入世界進步潮流，就只能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不能因基督教化非常困難而放棄。

韓國在1950年代初與中國類似，儒家傳統濃厚，基督徒很少。但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基督徒占韓國人口比例近三成，韓國已被公認為基督教國家。韓國基督教化用了大約半個世紀，而中國為民主努力了一個半世紀而不成。基督教進入中國早於進入韓國。如果中國向韓國那樣，花幾十年時間接受耶穌信仰，同時努力民主化，會大幅增加成功的可能性。總之，雖然中國基督教化很困難，但至少是可以走得通的路。

2022年7月1日

電郵：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網址：https://lyz.com

注釋

1.  駱遠志，2022，眼下與未來的中國政治主線，https://lyz.com/china-future

2.  駱遠志，2014，中共與美國在1949年的決裂，https://lyz.com/ccp-usa-1949/  

3.  劉源：關於我參加競選的個人動機，香港田園書局1990出版《開拓 北大學運文選》，【部分轉載】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156411.html   

4.  Wikipedia, Mayflower Comp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yflower_Compact

5.  Sarah Pruitt, 2019,  How the Mayflower Compact Laid a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https://www.history.com/news/mayflower-compact-colonial-america-plymouth

6.  任建峰，2017，解放政治：《商君書》的外王內聖之道，http://www.xinfajia.net/15157.html

7.  胡適作品集，愛思想網-胡適，https://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ushi.html

8.  走進基督教， 2018，胡適：我們的鬼魂是最唯物的，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839d308a57f53e9f01b7a

9.  沈迦，2016，《一條開往中國的船》，新星出版社，ISBN 9787513319515

10. 曹子光，2016，苗族英雄伯格理，https://www.cchcla.org/2016/02/苗族英雄伯格理/

11. 白辰宇，2019，“因人立法”：《臨時約法》的缺陷之一，法制與社會 2019年1期，https://m.fx361.com/news/2019/0121/4729514.html

12. Calvin’s Institutes, Chapter 20 Of Civil Government, https://www.ccel.org/ccel/calvin/institutes.vi.xxi.html

13. 撒母耳網， 2018，韓國如何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https://ishare.ifeng.com/c/s/7ixN5ISPQDE

14. Calvin’s Institutes, Chapter 20 Of Civil Government,  https://www.ccel.org/ccel/calvin/institutes.vi.xxi.html

15. GJ GATGOUNI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John Calvin, https://biblicalstudies.org.uk/pdf/churchman/110-01_060.pdf

16. W. Stanford Reid，1986，John Calvin: One of the Fathers of Modern Democracy，Christian History Issue #12，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calvin-father-of-modern-democracy

17. Constitutional Rights Foundation, Fall 2013, PURITAN MASSACHUSETTS: THEOCRACY OR DEMOCRACY? https://www.crf-usa.org/images/pdf/gates/puritans-of-mass.pdf

18. 萬維論壇，20150122，習仲勛的悲慘真相：早年神經失常，晚年因為受刺激而得了精神病，https://m.creaders.net/bbs/politics/view/1025906

19. 萬維讀者網-中國嘹望，20130315，劉源第一時間表態：軍隊擁護習近平當選主席，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13/03/15/1242718.html

20. 歐陽海燕，劉源談父親劉少奇一生中的兩個最大錯誤，原載《新世紀周刊》，後載於《中華文摘》2009年10月號，https://mil.sina.cn/ls/2014-10-17/detail-ianfzhnk0006380.d.html

21. Nova的博客，20191124，中國頭號太子黨劉源，http://nova001.blogspot.com/2019/07/18-tz-2012-6-2012-2007-9-2008-110-1958.html

22. 華夏文摘，20200922，楊帆回憶錄：我和劉源，http://hx.cnd.org/2020/09/22/楊帆回憶錄：我和劉源/

23. 周珣　葉鐵橋，劉少奇之子劉源感談：鄧小平批准我參加高考，《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671925.html

24. 劉少奇之子劉源為什麼不為父伸冤？法國國際廣播 趙越勝 05/06/2016 https://www.rfi.fr/cn/中國/20160605-劉少奇之子劉源為什麼不為父伸冤

25. 博訊直擊，20181202，夏業良：如何解讀劉源反對習近平言論？軍人集團能逼習下台嗎，https://youtu.be/jyTSgarRZzE

26. 美國之音，歷史真相：劉少奇之死和兩個女人的戰爭，https://www.voachinese.com/a/death-of-liushaoqi-20160921/3517521.html

27. 中青在線，20101110，劉源上將與毛澤東後人的交往：為李訥之子做媒，https://m.sohu.com/n/277505061/

28. 蘋果日報 於 2012-07-01，留國內會受迫害 習仲勛囑遠走高飛 子女多移民，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7/01/1850766.html

29. 王子今，毛澤東：“秦始皇是個好皇帝” ，http://www.xinfajia.net/16495.html

30. 北國遊子，20091105，談談《天安門》中的吾爾開希，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1984bbs雅典學院/2009/11/05/談談-天安門-中的吾爾開希.html

31. BBC中文， 國際先驅論壇報：今日中共高官與六四， 20130604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3/06/130604_china_officials_64

32. 蕭功秦 《南方都市報》，20111010，近代思想史上的主義崇拜：嚴復與胡適的思考及其啟示，https://www.guancha.cn/XiaoGongQin/2011_10_10_50697.shtml  

33. 余杰，2021，胡適：沒有基督信仰，能夠再造文明嗎？INHERIT INSTITUTE 承光學會，https://www.inherit.live/post/胡適：沒有基督信仰，能夠再造文明嗎？

34. JohnBunyan本仁（網名），2018，胡適博士與基督教的二三事，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149969

35. TIMOTHY PAUL JONES, 2013, FAMILY MINISTRY: “AS IT WERE A LITTLE CHURCH,” THE PURITAN MODEL FOR FAMILY DISCIPLESHIP, https://www.timothypauljones.com/family-ministry-as-it-were-a-little-church-the-puritan-model-for-family-discipleship/

36. 金燕，1998，五四 時期的非基督教運動，復旦學報 (社 會科學版 )一九九八年第六期，http://194.246.119.58/pdfs/CNKI/CJFD/FDDX199806030.pdf  

37. 陶飛亞,，2003，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http://194.246.119.58/pdfs/CNKI/CJFD/JDSY200305003.pdf

38. 薛玉琴，2004，馬相伯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回應(1922—1927)，《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https://www.globethics.net/pdfs/CNKI/CJFD/WORL201406016.pdf

39. 胡衛清，2000，南京國民政府與收回教育權運動，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https://www.globethics.net/pdfs/CNKI/CJFD/VOUS20000300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