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圍的高乾子弟

張又普

“高乾子弟”這個詞，現在不常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紅二代”、“官二代”一類的時尚詞彙。但是在文革時期，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聞之色變的稱謂，指的是文革以前在中共體制中位居十三級以上的黨政幹部的子女，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就是以他們為主體的。(“紅二代”們自己認為八級以上才算高幹。)

我五十年代出生於一個平民家庭，少年時所接觸過的人里，很少有高乾子弟的身影，只是經常能聽到社會上對高乾子弟的許多負面傳言，他們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革災難結束後，隨着年齡的增長和生活范圍的不斷擴大，我遇到過的高乾子弟逐漸多了起來，發現其實這些人也都是普通的一群人，也是千人千面、良莠不齊，不可一概而論。由於父母的高幹地位，他們自幼便有一種傲視平民的優越感，從而導致了他們的一些與眾不同的另類特點。然而這些高乾子弟們成年後進入社會，也不得不與平民子弟一樣，接受大浪淘沙般的社會選擇，服從優勝劣敗的自然規律。這里，我想選擇其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四個人，與大家聊一聊。為尊重隱私，文中人物皆隱去真名，對事不對人，務請看官理解。

人物1：S工友

1973年4月至1978年3月，我在某省汽車運輸隊保修廠里工作，是一位基層的工人。S與我一起工作，是我的工友之一。我們廠數百員工當中，只有他一人是高乾子弟，也是我結識過的第一位高乾子弟，他父親是某軍醫大學某部門的政委，1965年取消軍銜制之前，就已經是少校或中校級別了。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級別好像並不算太高，但那個時期，卻已經算是十足的高幹了。S工友為自己的父親而極感自豪，開口閉口都是：“我父親當年鬧革命的時候”如何如何。在我們工廠里，雖然S工友的地位與我們相同，都是最基層的二級工人，但與他交談時，他總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氣勢。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是我們工廠唯一的投考並被錄取的人。在我離開工廠之前，S工友忽然失去了那往常的高傲，第一次用恭謙的口吻與我說話，以至於我一時間很不適應。S工友對於我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努力自學，表示了尊重和敬佩，嘆息自己以往坐吃父輩老本，目空一切，玩世不恭，以至於今日痛失上大學的機會。他說，他在父親的教誨之下，現在明白了，人生當中唯一可靠的“老本”，絕非父母的官位，而是自己個人的努力。S工友後來開始從電視上學習初中的課程，刻苦鑽研技術，提升業務能力，並且最終爭取到了上學深造的機會。那時留在廠里的青年工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齡人，平均文化水平是小學畢業，對於國家恢復高考之類的事情，不是妄自菲薄，便是望洋興嘆，只有S工友一人產生了奮發圖強、努力學習的想法並且付諸實施。由此我也相信，在高乾子弟這個群體中，S工友一定不會只是個別現象。

人物2：楊班長

我上小學時看過一本書“王若飛在獄中”，作者之一是楊植霖，記得那時他的職務是中共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兼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對我來說，楊植霖是一位遠在天邊的大人物。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我在西北大學計算機系上學，很意外地發現，我們班的班長就是楊植霖的兒子。楊班長年長我幾歲，多才多藝，待人謙和、熱情，做事穩健、成熟，很有當領導的才華，我們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學習了四年。眾望所歸，楊班長是班裡自然形成的領導。他很擅長處理人際關係，與人稍微打幾次交道就能知道對方的興趣愛好和優點缺點，分配工作時總能讓人感到恰如其分，高興愉悅。以我自己為例，他發現我是一個“書呆子”，於是，班裡各種與學習有關的事情就都安排我來做，我很願意干，而且總能把工作幹得很有起色。楊班長的出現，改變了我以往對高乾子弟的偏見，高乾子弟們的家庭環境影響，往往使得他們很早就具備了組織能力和領導才幹，具備了成為未來棟梁之材的潛能。

大學畢業時，或許是高乾子弟的緣故，他直接進入了某部門去搞行政工作，我覺得很合適，他有當領導的才華，有高幹家庭的環境和人際關係的背景，還有計算機科學的大學文憑，今後定會是如魚得水，扶搖直上，甚至日後他如果當上國務院副總理，我都不會感到意外。不過現實非常殘酷，黨內競爭激烈，他後來好像也不順利。仕途沉浮，變幻莫測，前幾年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對他的介紹，他在黨內的地位仍然不高，與父親的顯赫官位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人物3：Y同學

Y同學比我小几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盡享優渥物質生活，從小就在最好的學校上學，但卻學習成績平平。1977年恢復高考，Y同學努力奮鬥了兩年，均名落孫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高乾子弟的特權上了。Y同學的父親早年間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Y父回國參加抗日，此後在共產黨內一路升遷，官至國務院某部副部長。1979年，一位新加坡富商打算承包中國政府的一項大型工程，中國政府就派遣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商談，Y父就是代表團的團長。這位富商很精明，事先在馬來西亞找到了一位Y父當年的中學同學，拉其入伙。談判開始後，Y父意外地發現對方團隊中的這位自己當年的好朋友，這使得商業談判不僅友好、和諧、順利成功，而且還增添了一分私人情誼。1980年，Y父的馬來西亞朋友，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出錢、出力，把Y同學送到了美國去留學。

Y同學到美國後，眼界大開，生活大變，他一邊打工掙錢，一邊努力學習英語，准備圓自己未能在中國實現的大學夢。數年之後，Y同學果然如願畢業於美國某大學的計算機系，並在美國一家大公司的計算機部門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在公司里，他倍受重用，待遇豐厚，使全家人都過上了殷實穩定的美滿生活。

1989年春夏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們潮水般地湧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即使一些平日受大使館掌控的學生會的首領們，也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發，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唯有Y同學與眾不同，表現特殊。由於某些機緣，Y同學一家人多年以來就是中國駐美國的某領事館里的常客，常常可以從總領事那裡獲得一些特殊關照和內部情報。流血鎮壓發生後，Y同學頻繁出沒於各個場合，反覆宣揚，堅決支持軍隊出動坦克車和機關槍鎮壓學生。當時我人還在日本，從在美的留學生同學的來信中得知，Y同學的理念是，這些學生竟然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是“罪該應得，死有餘辜”。對民主運動仇視到如此這般的地步，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結識的人士中，公開支持血腥鎮壓的人，只有Y同學一人，也不知是否與他的高乾子弟身份及特殊留學背景有關。

人物4：王同學

王同學是我的鄰居，比我小几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我們在一起聊天時常常愛聊一些自己的童年趣事，他對我說，他童年時常常與父母親去一間特殊商店購物，商店不大，顧客不多，一般老百姓禁止入內，外面沒有的商品，裡面應有盡有，商店裡也常見有李先念、鄧小平、陳毅等顯赫人物的出入，王同學常常與這些人的子女們在一起玩耍，回憶起來津津有味。如此童年趣事，使我大出意外，不由自主地問了他一個問題：你父親是幹什麼工作的？叫什麼名字？級別這麼高，竟然能隨意進入副總理級別的特供商店！

1989年，王同學在美國D市上學，他思維獨立，並見解深刻，為人謙和，且有領導才華，是華人學生圈內自然形成的領導。1989年春末，他多次組織中國留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並從D市市民手中籌措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學身帶重金，隻身一人返回北京，他安排廣場附近的飯店老闆們，每天運送大批食品到廣場，讓學生們免費取用，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

鎮壓之後，王同學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他母親驚聞此訊，來到鄧小平家中大發脾氣，鄧小平只得下令釋放，讓王同學出獄回家，並返回美國，繼續自己的學業。

王同學畢業後則就業、移民、娶妻、生子、入美國籍，買房子、過日子，後來成了我的鄰居。在我結識的高乾子女中，王同學的父輩是級別最高的一位。不過，他的父母雖然身居高位，還得到過鄧小平的幫助，但作為高乾子弟的他自己，卻是一位信奉普世價值，崇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是一位反對共產主義專制的人士，深得來自華人圈的廣泛贊譽。他常常就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發表精闢論述，讓我增長了不少知識，眼界大開。